但山西大德通票號的總經理高鈺卻安排京、津、魯分號撤莊，其他分號收縮業務，京津夥友全部撤回山西，各號現銀調回山西。在撤莊信中他寫道：“務必速歸，早回為是，萬不可再為遲緩。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其他的山西票號暗自心喜，覺得在票號最興盛的時候，高鈺做此舉動無疑是降低了票號市場上的競爭激烈性。也有朋友好心地勸阻高鈺應該趁此機會大撈一筆。
高鈺搖搖頭，冷靜地說：“戰爭不可避免，戰亂必然會使票號遭受到破壞和損失，應該及早采取保護措施安全調運現銀才是。”
果然，高鈺的收斂政策剛剛就緒，英、美、法等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成聯軍，出兵侵略中國。攻進北京後，竟公開搶劫三天。票號成為了戰火中最先被攻擊和掠奪的對象。整整一代人用心血建立起來的金融網絡，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事後，人們驚歎高鈺是商界諸葛，料事如神。
當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西逃時，高鈺與隨駕大臣桂月亭書信頻繁。當得知慈禧太後等人途經山西時，他又及時打通關節，把祁縣大德通票號作為清廷的臨時下榻之處。
高鈺運籌帷幄，提前籌劃，既減少了大德通票號的經濟損失，又贏得官場賞識。由此，“大德通”三字在票號界一炮打響，聲譽尤高，業務發展，贏利倍增。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商民驚恐，以為日本軍隊會像當初英法聯軍一樣攻進北京城來，不少票號謹慎從事，開始收縮業務。而大德通卻泰然處之，繼續積極拓展業務。
原來，高鈺認為日本人雖然強盛，畢竟還是一個小國，還無力進攻中國本土。後來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人簽訂《馬關條約》後罷了手，京城的局勢穩定了下來。這樣，那些曾預作收縮的票號業務頗受損失，而大德通卻多了不少業務。
後來，西太後和光緒皇帝一死，3歲的小兒溥儀被扶上了皇帝寶座，高鈺看出天下將有不安定的苗頭，便在經營上采取保守的做法，開始在南方莊口迅速收斂業務，北方莊口也盡量收貸還存以減少資本。
辛亥革命爆發了，絕大多數票號由於準備不足，猝不及防，紛紛倒閉破產。而在這些票號遭受這場滅頂之災時，大德通票號卻有備無患，泰然自若地度過了這場經濟風暴!
在發展過程中，大德通票號經曆了幾次局勢動蕩，但高鈺都有所預見，及時做了相應的調整策略，使大德通票號在顛沛動蕩的時局中始終沒受到很大的損失，反而贏利不少。如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該票號贏利74萬兩白銀，每股分紅達1.7萬餘兩白銀，創下了票號史上的紀錄。
凡大事物往往影響或決定小事物。國家對商號，政治對經濟，都起著重大的影響。許多平庸的商人不懂這些，隻知道埋頭苦幹於商場，把視線凝聚在錢眼上。一旦國家政治發生重大變動，他們便措手不及，損失嚴重。
高鈺之所以能做到“未卜先知”，穩坐釣魚台，就在於他知道票號的經營與政治局勢聯係緊密，一旦政局有大的變動，就可能引起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他密切關注時局的變化，以此為依據決定自己的經營策略，很顯然這是一種十分明智的做法。
鬼穀子說：“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為。”一個能看清楚事物之間聯係的人，總是能對事情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相當準確的判斷，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這樣的人已經達到了高瞻遠矚的境界，是真正的領袖型人才，也是每一個渴求成功的人效仿的對象。
◎ 攻其必“救”，迫使局勢發生變化 ◎
【原文】 益之損之，皆為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
【譯文】 謀略的增減變化，都要討論得失。要善於利用“分威”、“散勢”的權謀，發現對方的用心，了解隱微的征兆，然後再進行決斷。
精髓典要
鬼穀子認為：“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即給對方製造危機，然後自己利用這種危機，便可以巧妙地扭轉當前的局勢，變被動為主動。
“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的話很精辟，其中隱含著豐富的戰略智慧。 “危”隻是一種非常的手段，“決”才是最終的目的。其主要策略是攻其所必救，殲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殲其退者。
用於軍事上，這種智謀就是與勢頭強大、兵力集中的敵軍作戰時，不如采取避強攻弱的戰術，攻打對方的要害和薄弱環節，分散強敵的兵力和注意力，然後集中己方兵力，加以痛擊。
這一智謀，表麵上看是舍近求遠，實際上，它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以逆向思維的方式，繞開問題的表麵現象，從事物的本源上去解決問題，所以它離勝利更近，往往能取得一招製勝的神奇效果。
有一個乞丐在海邊上尋找食物，向一個打漁的人要一條魚吃，打漁的人沒有答應把魚給乞丐，而是給了乞丐一根魚竿，說：“我給你一條魚，你一會兒就吃掉了，你下次還會找我或找別人來要魚吃。如果我給你一根魚竿，你就可以去釣魚，自食其力，自己活下去。”這個思路實際上是和鬼穀子的主張是一樣的，以關鍵處為突破口，治標治本。
在做事情時，若能機智地采用“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的方法，避實就虛，往往能達到趨利避害、機動殲敵的目的，輕鬆取得最好的結果。
事例一
在戰場上，能夠成功地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調動，其中很有學問，而攻其必救人為地打破平衡是調動敵人、引導變化朝著對自己有利方向發展的最常用方法。“圍魏救趙”就是一個成功的實例。
公元前353年，逐漸強大起來的魏國開始蠢蠢欲動，魏惠王派精通兵法的魏國大將軍龐涓率領八萬大軍攻打趙國的都城邯鄲（今河北邯鄲）。趙國將有亡國危險，急難中隻好求救於齊國，並許諾解圍後以中山相贈。
齊威王當然應允，他派田忌為將，起用從魏國解救來的孫臏為軍師，派遣大隊人馬出征。
當軍隊到達齊國國境線上時，田忌打算把軍隊直接開到趙國去，以解邯鄲之圍。
孫臏勸阻道：“且慢，將軍先聽我打一個比方。假如您去勸阻互相凶狠地鬥毆的兩個人，如果您隻是阻攔他們手腳的話，即使您的力氣再大，也很難勸阻打鬥行為，而且難免會受傷。而若你避開雙方的手腳，找個空當猛擊其中一方的腹部，待挨揍的人捂著肚子跪了下來，那麼原來互相毆鬥的局麵，也就會改變了。”
田忌不解地問：“軍師，莫非您有高見？”
“現在魏國主力正在猛攻趙都邯鄲，若與對方強戰，勝負難料。”孫臏解釋道，“但是魏都大梁（今開封）內軍力相當空虛，守備無力，我們若直搗大梁，那麼魏軍主力必然會從趙國撤兵趕回去搶救。這樣，我們既可解邯鄲之圍，又能狠狠打擊魏軍，不是比趕到邯鄲去廝殺要好得多嗎？”
田忌采納了孫臏的計謀，乃以大部分兵力直趨魏國，把魏國的國都大梁包圍起來。
龐涓攻打邯鄲本已指日可下，聽說齊軍要攻打大梁，隻好放棄邯鄲，慌忙調動魏軍日夜兼程回國保衛首都。
當魏軍趕到桂陵（今河南長垣縣西北），田忌、孫臏已在這裏布下了伏兵。剛一交手，疲憊不堪的魏軍就被打得潰不成軍。這一仗，魏軍損失了兩萬人馬，龐涓因敗自刎。
孫臏是一個掌握“變化”之術的人，他不直奔邯鄲去正麵攻擊魏國，解救趙國，而是攻打了魏軍的“必救”——魏國國都大梁，“攻其必救”迫使局勢發生變化，既解除了趙國的燃眉之急，又狠狠地打擊了魏軍。
可見，“圍魏救趙”的計策，正是“攻其所必救”的體現，不一定要直接與其交鋒，隻需攻打敵人必定要回身來救的虛弱的地方。以低成本、小代價，獲得高收益、高回報。
事例二
商場如戰場，“攻其必救”的計謀，用到商場上同樣管用。對於強大的競爭對手，不能與之正麵交鋒，而應側麵出擊攻其力量較為薄弱又至關重要的地方，定能取得顯著效果。
早在20世紀20年代，江蘇省南京化學工業公司的創始人，被人們稱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的範旭東先生就巧施過“圍魏救趙，攻其必救”的妙計。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方各國紛紛忙於戰爭，輸入我國的“洋堿”大幅度減少，民族資本家範旭東沒有放過這一絕好的發展民族工業的時機。在他的積極努力和四處奔走下，中國第一個製堿企業——永利製堿公司於1919年在天津塘沽破土動工了。
1926年，永利堿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堿，質量已經超過了當時號稱“世界堿王”並一直獨占中國堿市場的英國卜內門公司的洋堿。這年秋天，在美國建國150周年國際博覽會上，紅三角牌純堿獲金質獎，不但使中國人揚眉吐氣，而且打開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卜內門總裁尼可遜得到消息後，急忙重返中國市場，提出要與新的競爭對手範旭東“合作”，並願意以高於建廠資金一倍的代價接收永利堿廠。但範旭東識破了英國人扼殺中國製堿工業的陰謀。盡管尼可遜軟硬兼施，範旭東仍堅決地予以拒絕。英國人又沒有能力擠垮永利，隻好狼狽離去，這使尼可遜大為惱火。
後來，財大氣粗的英國卜內門公司又生出一條毒計，他們調來一大批純堿，以原價40%的低價在中國市場上傾銷，企圖用壓價競銷的手段，擠垮立足未穩的永利堿廠。
永利和卜內門相比，實力懸殊過大，範旭東焦慮萬分。他清楚，如果永利與卜內門降價競爭，不要多久就會因財枯力竭而垮台：不降價，堿就賣不出去，資金收不回來，就無法再生產，永利也就名存實亡。
深思熟慮之後，範旭東想出了一條以牙還牙的計謀。由於曾在日本留過學，範旭東知道日本是卜內門公司在遠東的最大的市場，他決定讓永利 “東渡日本”，將價格大戰引向日本市場。
範旭東的考慮自有其科學合理的地方。當時，一戰剛結束，百廢待興，卜內門的產量有限，能運到遠東來的堿為數不多。現在為了對付永利，卜內門把大量的堿運到中國，日本的堿市場必然相對緊張。
很快，範旭東和廠裏的高級管理層公布了這一計劃：“現在日本的堿市場很緊張，我們應趁機進入日本市場。卜內門在中國從正麵進攻我們，我們就迂回到日本從後麵進攻他。”
範旭東迅速與日本的大財團三井協商，委托三井在日本以低於卜內門的價格代銷永利10％的“紅三角牌”純堿。三井認為這樣既有利可圖，又能解決燃眉之急，便與永利達成了協議。
質量與卜內門相同，價格低廉的“紅三角牌”純堿，宛如一支奇兵通過三井財團遍布全日本的龐大銷售網，向卜內門在日本的堿市場發起了進攻，很快全日本的堿跌價了。
此計一出，果然奏效。為了保住日本市場，卜內門不得不隨之降價銷售。由於卜內門的堿在日本的銷售量遠遠大於在中國的銷售量，這一降價舉措使其元氣大傷，處於極不利的地位。
卜內門窮於應付永利的不斷挑戰，發現保住日本市場比在中國進攻永利重要得多。因此，卜內門通過其駐華機構向永利表示，願意停止在中國市場上的減價傾銷，希望永利在日本也相應停止行動。
範旭東也趁機提出，卜內門在中國銷售純堿的數量，不得超過總銷售量的45%，而永利堿廠可達55%。同時卜內門如果要調整在中國市場上的純堿價格，必須事先征得永利的同意。
卜內門無可奈何地同意了。自此，南化從“遠東第一大廠”開始邁出了走向亞洲“第一基地”的第一步。
麵對強大驕橫不可一世的卜內門的扼殺性進攻，新生的永利並沒有直接與之強硬地對抗，而是“東渡”將價格大戰引向卜內門公司在遠東的最大的日本市場。為了保住日本市場，卜內門不得不隨之降價銷售，停止在中國市場上的減價傾銷，落了個慘敗而歸的結局。範旭東所實施的這一計謀正是“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的完美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