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上，讓白居易在仕途上遭遇不幸的不是上述原因，而是因為他寫了大量的諷喻詩，詩集大部分是以物喻那些身在朝堂卻心無蒼生之人。貶謫江州成了白居易的轉折點，在這之前，他想一心為官，解救苦難生靈、報效國家；而被貶之後，他仍心係蒼生，但是卻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逐而開始了獨善其身的生活。貶州之後的失意讓他作出了流芳百世的《琵琶行》，其中“麵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寫出了他此刻的愁緒。雖然白居易在江州不得誌，但是在生活上卻怡然自得，他在廬山香爐峰北建立了草堂，並且四處遊走，實探民情，因此在這一時期內，白居易的著作頗多而厚實。3年後，因好友崔群的扶助，將他提升為忠州刺史。
“清正廉潔”詩中現
白居易是盛唐時期最著名的大詩人，他寫作時全力表現創作的寫實性，這一點在中國詩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一詩中：“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就可以看出，白居易在諷喻、閑適兩類詩中體現出“奉而始終之”的兼濟和其獨善之道的理念，所以他的詩盛受重視。
白居易主張創作性的詩，主要是在他早期為官時寫的諷喻詩中表現出來。在《策林》中，“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就表現出白居易重寫實、強調諷喻的傾向。他不主張華而不實的寫作風格，所以齊梁曆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是白居易比較反對的，實而不華、實事求是是白居易的作詩標準，這在《新樂府序》“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中強烈地表現出來了。
白居易作了許多反映民情悲苦的諷喻詩，他覺得隻有將民情進諫給皇上，讓皇上知道人民的疾苦並極力治國，才會有“盛世”。“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就寫出了他的心聲。
白居易綜合儒、佛、道三家的思想，所以諷喻詩表現出其誌的“兼濟”，它與社會政治是相輔相成的，也是白居易諷喻詩最顯著的藝術特色。白居易最成功的詩作是《長恨歌》與《琵琶行》，其抒情因素的強化是藝術表現上最突出的特點。與之前的詩作相比，這兩篇詩在敘述人物、事物上簡而又簡，通常是寥寥數筆將其帶過，反而在人物心理的描寫上和環境氣氛的渲染上潑墨如雨、務求盡情。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唯美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詩人將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淒涼孤寂的畫麵，其中透露的哀傷、悵惘的情感，為詩中的人物、事件一齊染色；或將淅瀝的夜雨、淒冷的月色、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情景。
除諷喻詩外，白居易還很擅長寫閑適詩，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怡然自得的情懷，都為世人稱道，他那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與陶淵明的生活態度相接近，因此更符合後人的心理，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中“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對酒五首》其二）中“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的詩句，就表現出了他悠然自得、與世無爭的情懷。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在《問劉十九》中“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中“共把十千沽一鬥，相看七十欠三年。”在《贈元稹》中“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都把詩人喜歡喝酒的情誌描寫得淋漓盡致。白居易逝後，洛陽人和遊客得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提壺而揮，地麵上常年都是濕漉漉的。在曆史中不僅有白居易造酒的記載，而且至今，在洛陽一帶還流傳著“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