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把戰火燃燒到南洋時，國內的抗日戰爭也已經到了最為緊要的關頭，祖國的大半河山已經被日寇的鐵蹄踐踏。日本人的侵略擴張野心也已經越來越露骨，越來越瘋狂。他們的目的在於吞並整個中國，整個亞洲。為了完成抗日大業，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大旗，團結國民黨一致抗日。那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抗日力量有以紅軍遊擊隊和二十八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以及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而來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亦即八路軍。新四軍由葉挺擔任軍長，項英任政委兼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移至江西南昌，全軍共一萬餘人，下轄四個支隊。新四軍遵照中共中央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區，廣泛發動群眾，開展遊擊鬥爭，打擊日偽軍，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在八年抗戰中，新四軍共殲日偽軍三十一萬七千餘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到日本投降前夕，新四軍已經發展到三十多萬人，有效地配合了全國各地的軍隊進行大反攻，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八路軍的前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麵軍。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紅軍被編入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正式編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由朱德擔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
當時的延安，是中國人民心目中的革命聖地，革命的搖籃。許多熱血青年和海外進步華僑把延安當成自己追求革命的終極理想，一根打狗棍，一個背包，一路風餐露宿，曆盡千辛萬苦來到了延安，為的是追尋革命的真理。黃佑國也一樣，還在南洋時，他就從報紙上知道自己的祖國有一個叫延安的地方了，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那裏還住著一個叫毛澤東的人。對於毛澤東，出生在海外的黃佑國不可能對他有什麼更深刻的認識，他隻知道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是中國人的精神支柱，毛澤東不是神，卻比神還偉大。黃佑國到達延安後，並沒有見到毛澤東，盡管毛澤東住的棗園離他住的地方並不遠。但他心裏明白，毛澤東並不是誰想見就可以見的人物。
安頓好的第二天，黃佑國就被安排到位於餘家溝的一所學校學習。這是共產黨中央專門為提高抗日戰士思想覺悟、戰場基本常識和文化水平而創辦的一所培訓學校，學員大多是從內地和海外來到延安的一些抗日誌士。學校生活條件非常差，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是五分錢菜金，包括三錢油、三錢鹽和一斤青菜，主食以小米為主。生活再艱苦，也難不倒黃佑國，讓黃佑國鬧情緒的是將要擔負的工作。黃佑國在國外時就聽說延安有一所坦克學校，培養出的學員個個可以開著坦克上戰場。黃佑國心想自己已經具備機動車駕駛的技術，便找到學校領導說，讓我到坦克學校學習吧，我要學開坦克，上前線打日本鬼子。
領導笑笑說，你開汽車還不一樣是要上前線的？黃佑國說，開汽車和開坦克怎麼會一樣呢？領導知道他當真了，隻好說，延安現在還沒有坦克學校，你想打日本鬼子很好，現在首要的任務是先學好軍事本領，將來不怕沒有坦克開。黃佑國知道上坦克學校無望，隻盼著能夠早一天上前線殺敵去。培訓結束，眼看就要上前線了，黃佑國沒有想到，這時他會見到那個比神還要偉大的毛澤東主席。那天，毛澤東是坐著一輛華僑捐獻的汽車來到學校的。學校沒有擴音器，毛澤東在演講桌子邊上坐下，用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說，有了人民，有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中國不會亡國。有人說，我們的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經被敵人占去了，即使抵抗也不行。然而，我是頑固黨的最後勝利派，仍舊主張我們會勝利，王羲之說“大塊假我以文章”。其實，豈隻大地方可以做文章？小地方也行。有人說中國亡了，我說不會亡，城市亡了，鄉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裏未亡。抗戰不僅需要大大發展共產黨，而且需要非黨布爾什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