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小說從屬於這個上帝，無論他以什麼名義出現，他總之遠比小說、比作者更宏大、更具權威性——它並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宏大敘事”，它體現於小說的預設判斷：小說必有一個前提，某種高於經驗高於想象高於人的、具有必然性威嚴的柏拉圖式的圖景，某種“整體性”，小說家要印證這個圖景，並且由此領取書寫的合法性。盡管中國的小說家們已經很少有人對“整體”懷有真誠的自信，但他們小說的構造方式、他們對人與世界的想象路徑依然通向某個為自我安慰而設的“上帝”。
田耳的小說中也有“上帝”，任何小說家都不能免於與各種麵目的“上帝”對話。但是，有的小說家的興趣、他的熱情所在並非找到上帝或者印證上帝的不同麵相，而是在任一上帝對麵，尋覓一個叛逆的、活躍的神靈。
——田耳正是這樣一個通靈道士，在短篇小說《氮肥廠》中，他所召來的神靈現身。這小說難以批評難以翻譯，它是一個“意外”，人們震驚地仰望它的爆炸的強光。在這篇小說裏，運行著人的必然——社會的生活的審美的道德的生理的，那台氣櫃是所有“必然”的象征，它是機器，它按照它的邏輯默然運轉，但是，誰想得到呢？一對不被祝福的男女，兩個必然的囚徒竟在機器上做愛，瘋狂的行動導致機器故障，他們壯麗而快活地被發射到了天上……
在必然性發生故障時，偶然性救場，這亦是小說的慣技。但是，我們的小說家通常會驅遣偶然性去拯救必然性，但在田耳這裏，偶然性戰勝了必然性，混亂的世界纂占了秩序井然的世界，從裂縫裏跳出來一個小小的偶然性的神靈，它任性、它膽大妄為、它有鬧天宮的瘋狂活力——孫猴子從石頭縫裏蹦出來，這是深長的隱喻，不需盤問它是否蹦得出來，隻需信或不信，小說家所麵對的不是某個被建構的必然，而是唯一先在的自然——人的無限可能。
所以，偶然性的神靈即是人自身。田耳對巧合對偶然的迷戀並不僅僅出於他的才能中的戲劇性稟賦，更是出於對人的信念，在他的那座城中，人拒絕對自身的判斷，人在他的熱情、欲望、怪癖和軟弱與偏執的激勵下穿隙而過，行動、妄為和流淚和大笑和死，他們是內心混亂的人，小說是他們在這混亂之城創造的奇跡：混亂僅憑巧合和偶然達成了精密的形式——這是關於混亂、寫給混亂的詩篇。
是的，盡管我強調了田耳那座城的陰鬱特性，但田耳不是為了陰鬱而寫，他是為了在陰鬱中找到一盞燈。《一個人張燈結彩》中，那個蒼老的警察對世界的真相諳熟於心：
這個冬夜，老黃身體內突然躥過一陣衰老疲憊之感。他在冷風中用力抽著煙，火頭燃得飛快。此時此刻，老黃開始對這件案子失去信心。像他這樣的老警察，很少有這麼灰心的時候。他往不遠處亮著燈籠的屋子看了一陣，之後眼光向上攀爬，戳向天空。有些微微泛白的光在暗中無聲遊走，這景象使“時間”的概念在老黃腦袋中具體起來，倏忽有了形狀。一晃神，腦袋裏仍是擺著那案子。老黃心裏明白，破不了的滯案其實有蠻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是源於人們的美好願望。當然，疏而不漏，有點像英語中的一般將來時——現在破不了，將來未必破不了。但老黃在這一行幹得太久了，他知道，把事情推諉給時間，其實非常油滑，話沒說死，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時間是無限的。時間還將無限下去。
盡管如此，老黃依然佇立，注視著一盞燈點亮，這是這個案件中的意外、一個小小的奇跡。這篇小說之所以具有一種普泛的感染力，並非僅僅因為秩序的勝利，更是因為它寬而厚地肯定了人，肯定了人身上所隱藏的神靈。
——世界因此重獲魅力。是的，世界已遭去魅，“上帝”之魅已散。但田耳相信，故事並未終結，人的故事也許剛剛開始——就中國小說來說，也許確實如此，“上帝”離去之後，遺下了大片沉默，在這沉默之中，人不屈地想象奇跡。
但首先要意識到“上帝”的不在和“沉默”的在，然後方可靈驗地講述。田耳在他的最佳狀態中，正是一個靈驗的講述者，任何靈驗的講述者均無個性——巫必戴麵具，鄉野之上的道士也必是一個通靈而通俗之人，田耳有一種本能的通俗——同時他大概從“低級小說”和庸俗電影中獲益良多，這也使他有可能與“知識”和浮辭所覆蓋的世界劃開界限，他由此獲得了隱蔽的“個性”。
2008年2月13日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