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故事的命運最為耐人尋味，小說中講故事和不講故事隨世事變遷相繼成為文學上的醜聞。時至今日，除了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很少有作家不在他的小說中講故事，很少有作家敢於反抗故事。故事的權威幾乎就是市場的權力，作家們對故事的皈依其實是出於對假想讀者的屈服，這個“讀者”不管被賦予什麼名義，他在實質上都被假想為一個鼠目寸光的人——一個囿於自身經驗、囿於他的世界觀的人，一個對任何異端抱有本能懷疑和憤怒的人，他的閱讀是為了印證他的已知，因此對他來說任何故事都是一次關於這個世界之實在的證明。
——這幾乎就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謹小慎微的中產階級讀者，他既是中國當代曆史的產兒，也是小說家們的假想變為現實的結果：他是被建構和塑造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故事”的靈魂被偷換，講述者的個性和力量僅僅關乎語調和修辭，僅僅關乎他可疑的見多識廣——經驗的表麵延展和表麵差異。
但故事的真精神不在於此，講故事者與聽眾的根本約定是：有某些事竟然發生了，這些事是對我們經驗中遍布的“不可能”的藩籬的逾越，由於這種逾越，我們意識到自身生活的限度，世上仍有奇跡——或者說，人的心靈和行動中仍有奇跡。在這個意義上，故事的敘述近似宗教和神話，它自我表意，它必須有將自身封閉起來的力量。
——田耳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故事講述者。他的人物在他的城市中陷落下去不可自拔，他們身處一個沉默的旋轉的巴別塔，命定追逐，無話可說。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田耳之城的外邊是一個喧鬧的世界是電視、手機、互聯網的世界是一個極度饒舌的世界，但這座城有它自己的特殊情況：它的居民常有語言障礙，《一個人張燈結彩》中有一個啞巴，《重疊影像》中，被追逐者（同時是追逐者）是一個被咬掉舌尖的人，這篇小說開始於頻頻出現的幼稚狂躁的標語和圖畫——表意的艱難是這個城市的根本問題，人們無法對話，或者因為說不出，或者因為說出了不被聽見。在田耳幾乎所有的小說中，都埋藏著一個深深的焦慮：誰聽我說，我能說什麼？
所以，這個城市本質上是沉默的，沉默而擁擠——擠滿了人的行動、人的表情和肢體。田耳的小說非常實，但是關於虛的實，是圍繞著沉默的奔跑和喘息。
——這是田耳之城中一個內在的、不變的景象。很難說人們是在逃避這個沉默還是走向這個沉默，小說的恐怖、悲涼、滑稽和喧鬧全部由此展現。
那麼這個沉默是什麼呢？我受到誘惑，我將在田耳的小說中抽象出某種普適的形而上學命題或形而上學廢話，然後我可以由此論證田耳的“深刻”。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在力圖深刻的時候都會準確地落入一個文學之外的形而上學陷阱中去，這件事之怪誕就好比一個人一定要把上吊的繩子掛在別人的房梁上。隻有極個別的作家——恰好也是一般看來最聒噪饒舌的作家，比如王朔、王小波、劉震雲等人，我們才能看到使批評家、哲學家為之卻步的沉默——並非偶然，上述三位盡管文名甚大，但批評家們甚少談及。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暫且打住。我抑製做一個沉默翻譯者的衝動，我承認不可說隻得沉默，一個小說家力圖說服他的同時代的讀者或聽眾這世上有不可說之事，這已是“深刻”。而我的興趣在於，這樣一個包藏沉默的城市如何成為“故事”、成為“小說”。
因為這個城市中有一個神靈遊蕩：它存在於蛛絲馬跡草蛇灰線，存在於人們期待它並且凝神注視它的時候，存在於絕對的必然性對麵——絕對的偶然性之中。
《一個人張燈結彩》中、《重疊影像》中、《環行線》中都遍布巧合，所有風馬牛不相及的人最終都被編入精確的網。當然，這看上去不過是戲劇慣技，千百年來人類說服自己相信：一個人如果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另一個人，必有一天他們將劈麵相遇，隻有偉大的倒黴的堂吉訶德的尋找是不了了之，由此深刻地質疑了人類的怪癖：相信有一個寫定的底本指引著人類活動，在這個底本中，一切細節都不可脫逃地成為構成意義，一支掛在槍上的槍必然會響，那是因為這支槍落入了一個被整理編輯的世界，這個世界裏，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奴仆，或者說，這個世界裏端坐著一個上帝，在他看來，沒有任何意外之事，沒有任何事逃出他的規劃和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