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張燈結彩 序
靈驗的講述：世界重獲魅力
李敬澤
田耳是講故事的人，田耳戴著麵具，他的故事從不指向他自己，似乎他並非一個書寫的中心，並非“作者”，世上有無窮無盡的故事流傳，雜亂飄零，而這個人，他是故事攜帶者——他抓住並且恰當地講出他碰到的任一故事，似乎每一故事已經寫定，就等著任何一人講出，田耳的小說是田耳寫的，但似乎也是十幾個也叫田耳的人寫的。
在《衣缽》中，一個大學生回鄉當了村長兼道士，其中有沈從文式的鄉土中國之鄉愁。而《鄭子善供單》如出知識分子之手，掉弄個人敘述與官方的法定敘述之間的斷裂反諷；《姓田的樹們》諷喻性地描繪了縣城與鄉村的風俗畫，幾乎是一份巴爾紮克式的社會考察；《坐輪椅的男人》和《圍獵》卻像是卡夫卡的夢魘；《狗日的狗》和《遠方來信》，在某些批評家手裏，必是關於“底層”、關於“道德”的證辭；《重疊影像》和《一個人張燈結彩》則因為扣人心弦的探案敘述大受期刊編輯的讚賞，後者更因為顯見的寬厚和正派獲得了魯迅文學獎……
迄今為止，田耳是難以界定和難以把握的，他的作品中各種趣味和路徑雜然交陳。這種多變無常很容易被歸結為年輕而心性不定，我知道，接下來我就應該勸田耳把自己弄得麵目清晰一點，應該有個性——所謂的“個性”，在我們這裏差不多就等於圈占一塊題材，等於關於特定題材的特定觀點，因此有了個性的田耳應該狠狠地寫警察或寫底層，應該苦難或者道德……
這樣的“個性”對田耳並不困難，他太聰明，他的內部飛跑著一隻狐狸，這隻狐狸也有可能因為被誘惑而上套——田耳的多變有一部分出於對文學趣味之風向的窺伺和試探。他不是一個固執的敘述者，他對聽眾的反應有敏捷的預感和判斷，他隨時準備著再變一個魔術，贏得喝彩。
但狐狸還有另一份天性，他好奇，他的心智活躍缺乏耐心，他不可能持久地守在一條路上，不可能把自己固定於某個角度、某種觀點甚至某種語調，狐狸變魔術不僅是為了討人喜歡，更因為他自己喜歡。
——這種氣質，是田耳區別於這個時代絕大多數作家的特殊稟賦。在這個時代的文學氣氛中，小說家像安土重遷的小農，他們不僅在經驗上、而且在世界觀上畫地為牢，而田耳，主要地不是出於思考，而是出於天性，成為了無所歸屬的流浪漢。
流浪漢和狐狸並非沒有世界觀，在田耳的小說中，在差異的主題、經驗和語調之間，貫穿著一種眼光——不是觀點，也不是視角，而是複雜、含混的態度，是本能的、但逐漸發展和塑造起來的興趣。這不僅體現於人物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更體現於整個小說世界的構成原則。
所謂“整個小說世界”，對田耳來說，指的就是《一個人張燈結彩》，它確實具有標誌性意義，田耳的世界在此初具規模，獲得了某種整體性——它的地理、氣候、風俗、政治和它的戲劇、它的神靈。
地點：一座城，名為“鋼城”。除非對作者進行傳記式考證，，我們無法將此地與地圖對應。我在談到《衣缽》時曾斷言田耳有沈從文式的情懷，但即使沈從文是他的一個重要來源，他也顯然沒有沈從文那樣的地緣戰略，田耳無意建立一個根據地，或者說，他的根據地不須借用一張通用地圖，田耳所占據和建設的是一座書麵之城，介於城鄉之間、今昔之間，內向、孤獨，這座城的外邊是荒野，諸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地方無限遙遠，幾乎音信不通。這座城黑夜漫長，這座城遍布混亂狹窄的街巷，這座城在白天悶悶不樂、陰鬱，似乎在回味它在暗夜裏的瘋狂夢魘。
這座城在《一個人張燈結彩》中，在《重疊影像》中，在田耳最近的小說《環行線》中……這個地方具有神秘的磁力，它吸附著人，無法逃離。《一個人張燈結彩》中，即將離開的副局長暴死：為了他的罪孽，也為了他企圖脫逃；在《重疊影像》中，警察最終麵臨的問題是是否離開，但我們知道，即使離開他所去往的仍是這個地方；《坐輪椅的男人》中，一個人被囚於此，眼看著一切夢魘般重演；在這個跑不出去的世界裏，所有的人相互追逐：追逐是田耳的城中每日每時上演的盛大運動會。人們在追，在逃，人成為獵人和獵物：有時人們不知自己是在追還是在逃，追捕者也是圍獵的對象（《圍獵》、《重疊影像》、《遠方來信》、《狗日的狗》）。
沒有人可以走，可以離開，這是這個世界的符咒。田耳將這座城暗自封閉起來，使它成為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