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也是這樣的季節。落日的餘暉一點一點在台北的一條山脊上退去。我站在鄧麗君的墓前。那個設計成鋼琴鍵盤的點歌設施已損壞，但鄧麗君的歌聲不斷。還是那麼輕輕慢慢唱著，還是那麼柔情萬種。隻是，歌者已逝。仿佛，任何一句歌聲都有著淡淡的傷情，再也沒有一點兒暖意。
就在我凝視墓前鄧麗君彩色相片的時候，那支歌來了——“彎彎的小河，青青的山岡，依偎著小村莊。藍藍的天空，陣陣的花香，怎不叫人為你神往……”
山坡。帳篷。野花。士兵。河穀。晨光。薄霧。
它們，退得好遠好遠，都留在了二十年前。
山坡。墓地。鮮花。相片。城市。夕陽。晚霞。
它們，來得很近很近，是那種無法相信的真實。
那歌聲。那獨一無二的歌聲。那美妙不絕的歌聲。它們到達過無數人的生命，在各式各樣的生命空間裏停留，留下慰藉留下撫摸，留下那些淚光閃動後的笑容……最終，回到歌者的身旁，一次一次趕走逝者的寂寞。在此之前，這個世界有多少寂寞孤單在鄧麗君的歌聲中消解，碎如粉塵。有多少內心之傷在她細軟的歌聲中慢慢愈合。
難怪，在台北乘上一輛出租車，問一位載我去誠品書店的司機最喜歡哪位歌星，回答是：“鄧麗君。”他補充說：“鄧麗君的歌聲伴隨了我的一生。我每天都要聽見她。”果真，他的車載CD，有小小的音量在放送鄧麗君的歌聲。
如果真的喜歡鄧麗君，就應該還有一站——泰國清邁。她在這裏某個酒店與世永訣。走在街上，我在找鄧麗君喜歡這裏的理由。沒有答案。
突然暴雨降落。我跑進一個市場躲雨。一個專門為人畫炭筆頭像的攤位隻有畫家一個人。我和他打過招呼坐下，請他為我畫像來等待雨停。他的手摁下一個小套機音響的“Play”鍵，竟然是鄧麗君！問他能聽懂歌詞嗎？他說不能。隻是因為：“Her voice is very beautiful！”
又來了！“彎彎的小河，青青的山岡，依偎著小村莊……”那種時刻，我在東南亞的雨聲中，看見了鄧麗君的兩個山坡。在我眼裏，它們很快變得潮濕。
5 帶杜拉斯去普吉島
有一個句子無數次被用來提問——“如果去旅行，你會帶上一本什麼書？”回答當然是各有千秋。盡管如此，設問的方麵還是得到了一個最被認同的書名，那就是《聖經》。這樣一個答案意味著，它一定出自西方人的選擇。雖然我在中國的女作家潔塵的某篇隨筆中讀到，她出遠門時就喜歡帶著《聖經》去閱讀，但這並非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行為。
我們國家的媒體對這個問題也是熱衷的。電視、雜誌、報紙經常對他們的嘉賓使用這個問句。他們得到的回答似乎沒有像《聖經》那麼統一，往往是一些最具有個人性情的答案，很有意思。遺憾的是，沒有看見或是聽見有人想帶著菜譜和毛主席語錄上路的。而這兩種書，就是我的答案。
當然，書總有看完的時候。帶著出門的書尤其要講究它是否耐讀，是否具有盡可能多的回味。旅途中經常看見的情景是，某個外國男人或者外國女人在某種等待或者休息的時刻，從大大的背包的某處抽出一本印刷精美的小書讀將起來，那時那樣的閱讀成了旅行的一個部分，一種內容，一分閑適。對於另外的旅行者來說，那又是一處景致。
腿傷後去泰國休養。沒有親朋好友同行，自己認為有必要帶上一本想看的書，在東南亞熱風輕拂的廊柱和屋簷下翻翻。於是，我帶上了瑪格麗特·杜拉斯。她在自己的書裏，和我一起上路。
我是在普吉的翡翠島上打開那本書的。那本淡綠色封皮的書，名叫《寫作》，是杜拉斯關於自己寫作的一些隨筆。
那時是下午的兩點鍾。我們坐在一蓬有著寬闊葉片的樹木下等待快艇來接我們過海。我坐在一把簡易的躺椅上，聽著杜拉斯的聲音從字裏行間響起。奇怪的是，在那樣的時空之間，杜拉斯很快成為一位恰當的旅伴，麵對蔚藍的海水和金色的沙灘打開心門。
我在傾聽。
風從海上來，在沙灘的細小微粒上稍稍歇腳，沿著交織在樹幹上的綠色藤子攀爬，最後從我們的皮膚上跑了過去。
杜拉斯的聲音就在這樣無聲的風中沙沙響起，更像是真正的風聲。
——“我不知道書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有書時我們知道。沒有書時，我們知道，好比知道我們活著，還沒有死。”
——“這裏最早的植物就是現在長在門口窗沿上的那些。來自西班牙南部的粉色天竺葵。像東方一樣芬芳。”
——“寫作像風一樣吹過來，赤裸裸的，它是墨水，是筆頭的東西，它和生活中的其他東西不一樣，僅此而已，除了生活以外。”
那個寫了《情人》的杜拉斯，寫了《廣島之戀》的杜拉斯。就是這樣，在一陣一陣來來去去的風中細說她對寫作的感悟，幫我尋覓著失去的寫作狀態。那些寂滅已久的激情在她的聲音裏一點一點地複蘇，重新鮮活起來。我的關於普吉島的旅行漸漸呈現出了它起始的目的和根本的意義。帶上杜拉斯來這個遙遠的島嶼，怎麼就成了一次最為正確的選擇呢？
而瑪格麗特·杜拉斯，那個孤傲的法國老才女，竟然成了我最好的旅伴。當然，是她的書。若是其本人，我應該無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