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 半個紅塵 第二輯(三)(2 / 3)

啊!這樣的一個女人,她的配偶應該不會是一位叱吒風雲,豪情萬丈的男人吧?不過也難說就是那樣!不,不!應該是……就像……就像上午我在抹布攤子前遇見的那位老頭兒,細膩、和善、溫情、包容。如果……如果他們碰巧就是一家人呢?那樣的丈夫,那樣的妻子,那樣的家庭,不正是一個婚姻的絕配嗎?

噢,請原諒我的假想!請別與狗狗的名字對號入座!

3 兩個名字之間的女人

多年以前。我們是一個城市裏兩個大學的女生。我寫詩,她也寫詩。我乖巧,她很張狂。

多年以來。張慈去了個舊。張慈去了北京。張慈去了美國。留在中國的印象就是她的名字和一些章節不全的故事。

多年以後。我在一本叫《流浪北京》的紀錄片裏看到了張慈。一個長長的鏡頭我深深地記著——張慈站在一處低矮的屋子前,手裏拿著一支點燃的香煙,慘白的光線傾瀉在她孤立的身體上。她的頭發絲亮極了!可是,她哭了。她伸手抹去臉上滾落的淚珠,絕望地為自己的流浪北京作了一個總結:“有人說,在這裏好極了。其實,好個屁!”那句話,我也哭了。

不好,那怎麼辦呢?就這樣,張慈跟著她的“海明威”去了美國。

我在《流浪北京》的片尾看到關於張慈的幾個鏡頭:一頭亮黑的長發從肩上傾瀉而下,懷抱一個嬰兒,另一個稍大的小寶寶在一旁玩耍。我特別留心地回看了幾遍,並定下一幀仔細琢磨,看見她臉上彌漫著平靜而甜美的笑,我深深吐了一口氣。之後,我笑了,輕鬆明白地笑了。

去年張慈回來省親,談起她在美國的生活。“我幾乎可以算是一個職業母親了。我會在早上7點準時起床,給我的兩個baby配備午餐。大女兒口味比較接近我,我就給她炒飯和白水。小女兒呢,帶麵包或者是pizza和果汁。我會經常到公立學校幫老師幹活,排演節目,打掃衛生,辦報紙。夠我忙的。”

除了這個,張慈還是延伸著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生命角色。她為國內的《中國婦女報》、《中國青年報》、《中美時報》寫稿,也為英文報刊寫專欄,還幫女兒的學校出專刊。

在美國,一個曾經是豪情萬丈的女子,收拾起自己的過往,麵對一個陌生的世界,思想著生活著。“你知道嗎,我在美國還考了一個木匠證,我可以製作畫框賣。我還學習語言、音樂和健身舞蹈。”如今,不論是生命中的喜悅還是痛苦,一樣不會讓她心驚。這樣的變化是因為張慈已經成為母親,並且歲月和生活給了她太多太多的磨練。

“我是一個中間人,介乎於生活之間,介乎於祖國與美國之間,中國菜與西餐之間,不年輕與不老之間。我是一個心中有著一條永不停息的愛的大河的人。”這是張慈的自我評價。

“我的英文名字是梅梅·米勒。叫我張慈的人,了解我的過去。叫我梅梅的人,了解我的現在。我是在這兩個名字之間的女人。”

在美國的每一天,張慈都要安排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閱讀和了解中國。“中國發展太快,每天都可以從互聯網上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物質的發展與美國越來越近。”

正是這樣的關注,張慈感到自己一直在中國人群當中,一直是炎黃子孫的一個。她很想通過自己的筆,讓世界了解中國。在她不停發表的文章裏,我最喜歡這樣一個標題:《最紅的最紅的玫瑰》,總以為其中蘊含張慈生命的某種隱喻。

張慈和我都屬於60年代出生的人,作為女性,我們都選擇成為以文字來解讀生命的操作者。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共同點使我更能了解並理解張慈。雖然,我與張慈的生命走向是多麼的不同。雖然,她在異國我在故鄉。

4 酸杏子 甜杏子

對街上挑著擔子的流動攤販我一向缺少戒心,因此不免上當受騙。受騙的經曆往往是我知道自己要什麼,可奸猾的商人從來沒有真正給我我要的那個“什麼”。說真的,這樣的小商販讓我鬼火冒了不止三丈,也使我小心了不少,但我總是告訴我自己不能以點代麵,以偏概全,畢竟不是每一個挑著擔子售貨的商販都不地道。

先前我並不反感流動攤販,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在不同的攤子上花我不多的幾個小錢。諸如買一塊“叮叮糖”、一捧軟棗、幾個蘋果等等。那是我成長曆程中多麼溫暖和甜美的記憶呀;我從未得到過一塊不是糖的糖,一個不是蘋果的蘋果。即使那塊糖不夠甜,那個蘋果有些酸,我也會在付錢之前知道——人家總是要給你先嚐一嚐的——在一籮筐的蘋果裏隨手拿起一個,大大咬下一口,即使不買也不會怪你。

現在買街上的瓜果,攤主當然也是讓你嚐的。比方你想買一個西瓜,人家會用尖刀在瓜上開一個三角形的小洞給你看。買梨呀桃的,也會從樣品上削下薄薄的一片讓你確認。漸漸地,大家發現,給你嚐的那個樣品是最甜的,而你買了提回家的大部分都不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