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
一位殘疾青年的七彩人生夢
——讀張海迪的長篇小說《輪椅上的夢》
《輪椅上的夢》不是一部平常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它是張海迪以殘疾之身軀和堅毅的意誌在輪椅上熬過了數不清的日曰夜夜九易其稿寫出來的。可以這麼說，它是張海迪用她那年輕的生命體驗寫出來的書，是飽含她的心血，表現她的痛苦與歡樂、理想與追求的一部不平常的書。僅就其創作過程來說，就夠感人的了。而讀完這部三十餘萬言的長卷後掩卷而思，我們不僅能得到某種思想的啟迪，又可以得到審美的愉悅。因此，把《輪椅上的夢》放在近年來如林的當代長篇小說中加以考察，說它是―部值得重視的長篇佳構是毫不過分的。
《輪椅上的夢》是一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主人公方丹當然就是張海迪的化身，張海迪在這部書的“前麵的話”中明確地告訴讀者，可以“從方丹身上看到我的影子”。方丹同病魔搏鬥、同社會上醜惡的事物抗爭，熱愛生活、追求幸福的不折不撓的奮鬥過程，也止體現了張海迪那種“寧可撞碎也要衝擊”的堅強的性格，藝術地展現了作者的同時代人作為“磨難的一代”、“堅強的一代”、“奮鬥的一代”，“還將是勝利的一代”的人生曆程。無論就作品中所展示的方丹在城市小紅樓的生活環境以及隨父母下放到陶莊的生活環境這兩個帶有典型意義和濃鬱生活氣息的藝術世界描寫來看，抑或從方丹的核心性格的刻畫來看，方丹作為一個藝術形象的創造都是相當成功的。作者沒有把方丹僅僅放在病榻上來寫，寫她作為一個殘疾青年的各種彩色的人生之夢，而是把方丹的生活遭際與抗爭奮鬥放在善與惡、美與醜大搏鬥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卞來展現，這樣，方丹的性格描寫中就具有更豐富的社會內容，也具有更高的審美理想了。我以為，書中最動人的部正是展示方丹作為一個殘疾青年在“文革”中種種不幸的遭際與不懈的奮鬥抗爭的部分。無論是寫她於“文革”初期父母受審查，像燕寧那樣受極左思潮戕害的朋友同她決裂因而給她帶來的痛苦，還是寫她到了鬮莊以後所經曆的種種痛苦與歡樂，尤其是陶莊的農村孩子們對她的愛，她所看到的農村的苦難，都使方丹在生活的磨難中逐漸成熟了，使她在陶莊終於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我同意一位前輩評論家的判斷：珣莊這段生活的描寫，是相當動人的、有特色的，它對方丹這個藝術形象的創造起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段農村生活的描寫，除了在創造方丹這個藝術典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外，也表現出張海迪對生活藝術體驗和詩意發現的才能。總的說來，善於通過有獨特藝術體驗的典型環境的描寫反複渣巣刻畫核心性格，以便成功地創造方丹這個有理想、有追求、熱愛生活、勇於同病魔以及社會上醜惡事物作鬥爭的殘疾青年的藝術典型，是《輪椅上的夢》最重要的藝術成就。
當然；除了方丹的藝術形象外，圍繞著方丹，作者還創造了兩個係列青少年的藝術形象。一個係列是方丹在小紅樓裏的小朋友們，由於有了這一組性格各異的男女少年藝術形象的烘托，方丹的藝術形象才更加突出，更加鮮明地凸現出來。作者熟悉種種少年的生活，因此才能把他們的生活寫得如此有詩意，把他們的形象刻畫得如此蘚明生動。例如寫“文革”前馬燕寧等到方丹家發展方丹為少先隊員，少年朋友們抬著方丹到鬆山郊遊，以及“文革”中馬燕寧逼迫方丹同其父母劃清界限等場麵，讀來都是很感人的。馬燕寧這個形象的創造無疑有其獨特的認識價值和審美意義，她與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中的謝惠敏都是在“文革”中受了嚴重內傷的青少年，但她比起謝惠敏來，似寫得更深些，形象也更立體些。圍繞方丹創造的另一個少年形象係列是陶莊的各種各樣的農村少年的形象。作者似乎更喜歡這些陶莊的農村孩於，於是在筆端上傾法了更多的愛，這些農村孩子的形象也就寫得更鮮活。而無論是小紅樓裏那群城市少年形象的？創造，還是陶莊農村少年形象的創造，都進一步深化了這部作品的主題，也進一步烘托了方丹的形象。
《輪椅上的夢》還具有一些鮮明的藝術特色，照我看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它具有濃鬱的抒清性，也即具有詩化的特點。像《輪椅上的夢》這種詩化的長篇小說，就我的閱讀經驗來看，很難找到先例。而《輪椅上的夢》之所以有較強的主觀抒情色彩，具有詩化的藝術特色，這同作者的藝術氣質以及小說的題材是有關係的。作者寫方丹這個殘疾青年的七彩人生夢，必然具有浪漫色彩和抒情色彩，而在語言上，作者多甩抒情插筆，這也使作品具有濃鬱的詩意。這種詩化的特色給長篇小說創作帶來藝術探求的新路和新的藝術層麵，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我讀《輪椅上的夢》，在藝術欣賞上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那些精彩的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例如寫方丹在病榻上的各種幻想，寫馬燕寧逼迫方丹剪開同她父親合照的像片，否則就要處置她的唯一的伴侶“貓弟弟”這一動人的細節，寫方丹初到陶莊時三梆子送她一隻小刺蝟的細節和牛牛要方丹一起為燕子治傷的細節，都是相當動人的。這種精彩動人的細節描寫在全書中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我以為，正是這些精彩的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細節描寫使這部情節並不豐富的長篇小說具有如此的藝術吸引力。再次，散文化的結構也是這部長篇小說另一鮮明的藝術特色。這部三十餘萬言的長卷，以方丹的生活經曆為結構線索，沒有的場麵描寫和豐富複雜的情節，卻讓人可以以一口氣讀完，這間它采用散文化的結構有關。有人用西方文論中的“流浪漢結構”的模式描述這部書的結構形式，這也許有道理，但我還是想用蘇東坡所說的“行其所當行，止其不可不止”的“行雲流水”式的散文化結構來描述它的結構特點。應該說，用散文化的結構來結撰一部三十幾萬言的長篇小說，是很需要點藝術功力的。
—九九一年六月
一部別開生麵的軍旅之作》
讀肖俊誌的長篇小說《陰陽際會》
肖俊誌的長篇小說《陰陽際會》（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描寫“文化革命”期間軍營真實生活情態的別開生麵的軍旅之
作。
像這樣的作品，我們已經讀過劉震雲的中篇小說《新兵連》、劉兆林的長篇小說《綠色青春辦》等等，它們都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切入，描寫軍營的真實生活狀態，給人以藝術的震撼。現在，我們讀到的肖俊誌的這部長篇新作，寫的還是一個連隊的曰常瑣碎的生活情態，但仍然給人一種新鮮感，一種藝術震搣力。
《陰陽際會》的作者以來自農村的新兵、小知識分子紀宣為視角，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軍營生活，刻畫了各種各樣的士兵形象，作品展示的是軍墾農場一個連隊的日常生活。
在那些生活畫麵中，固然有像武裝泅渡以及抗洪救險那樣的壯烈場麵，但更多的卻是一些瑣瑣碎碎卻兵味十足的生活場景。作者通過這些生活場景的描繪和展示，讓我們看到在那個“左”的思潮極度泛濫的歲月裏，在軍營裏人性如何被扭曲，從而演出各種大大小小的悲劇來。
為了入黨痗幹，為了立功爭“榮譽”，牛西寶和徐土庚兩個班長之間展開了明爭暗鬥，對此，作者以細膩、調侃的筆觸寫得生動且有典型意義；更耐人尋味的是寫牛西寶為了提幹，竟然把在水邊的兒童踢入水中然後救起，創造了帶病奮不顧身搶救落水兒童的“先進事跡”，戰士劉應屆為了創造捉特務的驚人事跡，竟然開槍自殺致死。這些帶有某種荒誕色彩的悲劇和醜劇，都相當探刻地揭示和反映了那個荒唐的年代裏如何把人性班曲如何製造出各種悲劇和醜劇，從而讓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左”的危害，更全麵地否定那個製造悲劇和醜劇的“文化大革命”。
這部作品的另一個方麵，是描寫了連隊幹部戰士的婚戀問題，展示了紀律和入性之間的矛盾。這是從《柳堡的故事》（胡石言）直至《遵守軍規》（劉轂然）等軍旅作品所表現的一個老的主題，而在這部作品裏，無論是“高輔導員不要二丫”，雄士劉應國與駐地姑娘李桂枝的“掛鉤”，四班長徐土庚在婚姻生活中的難言之隱，還是紀宣與上海籍女文工團員秦芳的熱戀，都寫得很有特色，也很有味道，對紀律與人性矛盾這一主題也揭示得更加深刻。
當然，這部作品也推寫了連隊生活使人感到溫暖的方方麵麵，例如紀宣和李兵共同幫助劉應國解決難題和把徐土庚的妻子金奴送到濟南治療“石女”的病症，以及紀宣在坎事班裏所感受到的集體溫暖等等，這些都表現了一個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但比起上述兩個方麵來，還似乎弱了一些，這可能是作者觀照生活所選取的角度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