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是絕不會感到簡單和寡趣的。你會感到它是最單純與最複雜的融合，讓人想到克萊夫·貝爾著名的“簡化”理論——“有意味的形式”。按照貝爾的觀點，所謂形式，是指作品各個部分構成的一種純粹的關係，隻向具有審美力的人展開；所謂意味，是指一種極為特殊的不可名狀的審美感情，隻有超越普通喜怒哀樂之情的審美者才能領悟。貝爾認為，隻有“簡化”才能把有意味的東西從大量無意味的東西中抽取出來。他反對左拉式的麵麵俱到的再現和寫實，強調形式感，色彩感和三度空間。倘若不是故弄玄虛，簡化其實就是一種抽象化和象征化的過程。在事物的關係上的盡可能地以簡代繁，在意味上則盡可能的以繁代簡。這裏我引述貝爾，絕不是牽強附會。《白豆》的情境確乎相近。我們不妨這樣看：白豆是真善美集於一身的美神；胡鐵是正義的化身；楊玉順是邪惡的化身，工於心計，像雅古式的陰險之徒；馬營長則是虛榮的或者剛愎自用者的化身；而高高在上的兵團首長老羅，當屬權力的冰冷象征了。
在這裏，人物被作了類型化、符號化處理。“類型化”在這裏決非貶意詞，而是為了增大涵蓋力的抽象過程。問題在於，在這最簡單的結構和舍棄了大量過程化背景化交代的如同民間剪紙的描寫中，我們並不覺其單薄，反覺有一種野性的張力在擴展。何耶？因為他們之間那貌似簡單的衝突之中，蘊含著豐富的心理潛能，每個人都充滿了自我衝突，這些衝突不是以政治的道德的層麵出現，而是以複雜的人性化的層麵出現。胡鐵冤深似海，銜冤莫白，若等待法庭洗刷是等不到的，若要鋌而走險自我取證，那又是觸犯刑法的，於是他在兩難和悖論中煎熬。他終於像一把利劍終於衝天而出。車老板楊玉順怯懦又陰險，這個“真搞了白豆的人，什麼事也沒有，反把白豆娶進屋子，天天搞白豆”。黑白顛倒，寧有是哉？但他還是不安的，良知會跑出來折磨他，若要他自首則無可能，他於是選擇離婚以苟且偷生。馬營長是個半路打劫者，卻偏要裝出公正的模樣自欺欺人，白豆被強奸，他並不怎麼惱怒，因為他總算找到了一個逃避自我的借口。那位高官老羅呢，也不平靜，他何嚐不知道銜冤者的痛苦？但他已異化成為一架機器了，嚴禁一絲一毫的真實情感外泄。萬人屏聲斂息等待他的“宣判”，這宣判“公正”極了，卻也冷酷極了。這樣的一些各懷強烈欲望和隱秘動機的人全行動起來，自然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合力，一種畸形的生活邏輯的力量。
應該注意到，白豆這個女人，已逸出了我們的日常經驗，她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婦，而帶有明顯的“農墾兵團特性”。她與我們熟知的祥林嫂式的人物相異。她身上逆來順受的東西自然也有，但骨子裏卻有了一種反抗性、不妥協性。這是因為，她已離開了傳統的宗法文化環境，在一種“革命文化”的氛圍中長大，她所生存的群體，既非都市，也非鄉土、家族，於是她有別於一般鄉土女性。她重視貞操，這是原有的農村生活培育起來的觀念，但她在被傷害被擠壓的境遇下，懂得抗爭，把自由、尊嚴、誠信，看得比貞操更要緊，這就不能不歸結到兵團的環境上了。兵營式的生存無疑具有兩麵性。迷信或者反抗，白豆被逼無奈，選擇了後者。這個“從天剛亮開始彎腰到天黑透了才能直腰，三頓飯全在地裏吃，吃的是苞穀發糕和水煮蘿卜”的女人，起先給人的感覺是個不覺悟的女性，像個物件似的被人拋來拋去，自己也拿自己不當回事。除了一具活力四射的青春肢體，好像內心空洞無物。然而，她決非沒有主見，也決非沒有愛憎。當她發現下野地有楊玉順這樣奸詐的懦夫，有胡鐵這樣真正的男人漢，她便不顧既有的一切，不顧將會帶來的嚴重後果，瘋狂地愛上“勞改犯”了。她無畏的探監，狂放的野合，蔑視一切虛偽的律條。所以，這個如芥豆之微的女人，同時是個“讓你一輩子都沒法忘記的”充滿了尊嚴的人。若是拿白豆與當年一同從山東來新疆的女伴白麥加以比較，將會得到更強烈的印象。白麥經指定，嫁給了兵團的最高首長老羅，被認為是第一夫人，最幸運者。其實，她是附庸，是一隻花瓶，是“幸福”的不幸者。人的不自由狀態在她身上的再現是驚人的。她與白豆同是受傷害者，不同的是，白豆選擇了野性的反抗，她選擇了自欺和忍從——靠別人歆羨的目光來麻痹一顆苦澀的心。由此觀之，與其說白豆追求的是愛情，不如說她追求的是人的尊嚴，並不惜付出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