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品在歌頌帝王時，把皇權思想、人治思想、專製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兒很濃，把皇帝塑造得可親可愛可敬，十分高大全，無形中在張揚一種大一統的、專製主義的集權政治。連張藝謀的《英雄》也未能逃出這一思路。它們與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大趨勢實在脫節。當然，怎樣做到在肯定聖君賢相時把一些很難不夾帶進來的消極思想剔除出去，無疑是創作上的大難題，需要深入辨析。隨著市場價值介入曆史題材領域，另一傾向也在左右創作：製作者們的興趣集中到了爭寵、奪嫡、篡權、謀位方麵，形成了一套以權謀文化為中心的構思模式和敘事策略。他們表示，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老百姓喜歡”，不能說毫無根據。那麼，老百姓究竟為什麼喜歡？從深層來看，還是因為觸到了官本位文化之根，古代官場讓人聯想到現實官場，官本位文化如臭豆腐，既讓人厭惡，又讓人豔羨。與此同時，是“戲說”的風靡一時——把曆史作為消費對象，作為喜劇和鬧劇的原料庫，不斷“搞笑”，不過是拿曆史做由頭而已。曆史學家格外看重的“曆史真實”被扔到爪哇國去了。應該看到，曆史題材創作領域裏所發生的種種，正劇也好、戲說也好、解構也好、翻案也好，都是市場經濟時代和現代轉型社會多元文化思潮的反應，帶有某種必然性。即使某些戲說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還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曆史塗改得麵目全非，讓青少年誤讀了中國曆史，那問題就大了。顯然，這一領域存在著紛紜繚亂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做得太離譜，已違背棄了基本的曆史真實和被證明屬於規律性的東西。我認為重要的是，當此五色雜陳之時，在主導方麵體現出理性的曆史精神就可以了。
第五，作為當今審美意識的反映，在對紅色經典和文學名著的改寫改編中出現了所謂“人性化處理”問題。這已不是單個現象，而是趨之者若鶩，形成了一種時尚和風氣。我以為，隨著曆史語境的變化，對紅色經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讀甚至加以改寫改編，並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沒有必要。任何一個產生過廣泛影響的文本，在不同的時代必會顯現出不同的價值層麵，因而產生新的精神需求，作為一種再創造，如果繼承與創新的關係處理得當，能給出新的解釋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開辟出新的審美境界。紅色經典如《夏伯陽》、《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改編，文學名著如《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之改編，都是例子，《悲慘世界》被改編了七次之多。
我國一些紅色經典的被重新發現，改編者日眾，至少說明，時至今日，這些作品仍具有某種生命力，它們並不是簡單化地扣上一頂偽現實主義和偽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宮的。藝術問題是相當複雜的。主觀與客觀，世界觀與創作，作家宣稱的思想與作品實際的形象係統，錯誤的觀念與充滿血肉的人物，當時的美與現在的美，都有可能構成多重價值的內在矛盾和衝突。耐人尋味的是，在今天，由於時過境遷，以描寫階級鬥爭為核心的紅色經典本來沒有太多市場價值可言，可是，事物的兩麵性在於，這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實又是具有某種“潛價值資源”的，隻是有待於發現。什麼“潛資源”？首先是，它們可以提供當代創作中匱乏的英雄情懷。紅色經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經家喻戶曉，知名度極高，但是，英雄的個性化、性愛的多種可能性這些過去被遮蔽和掩蓋了的一麵，構成新的想象空間，並有可能成為新的賣點。這也許就是紅色經典改編忽然成風的秘密所在吧。不可否認，它的背後有市場的影子。
根本問題在於，不少改編者把改編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看不到巨大的難度和對作家思想藝術準備的嚴苛要求。這種改編布滿了難題，不亞於從事原創性作品。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失之膚淺和簡單化，以為注入一點小資情調，做一點翻案文章，顛覆一下原有的人物關係，來個大逆轉，讓高大降為平庸，堅貞變為放蕩，剛強變成窩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處理，顯然錯了。有些改寫者似乎並未意識到，許多“紅色經典”包括樣板戲，乃是左翼審美文化經曆了漫長的時間積累和不斷的總結經驗的產物，有的甚至是一種“結晶體”，它有它失誤和偏頗的地方，卻也有它的精湛和深刻，決不能因為某個人曾經“插手”過某個作品，它就糟糕到不值一提，隻配唾棄了事。事實上，人物處理上的得失隻是表象，爭論的實質牽涉到對革命傳統、現代史和黨史的評價問題，頗為複雜；而在藝術上，要勝出久經打磨的原著，難度同樣也不小。所以，改編改寫未必不可能，卻需要足夠的見識和功底，方有望成功。否則不過是短期的市場行為和旋生旋滅的泡沫而已。
二、文學的版圖是否正在縮小
當今的文學稱得上數量浩繁、繽紛多樣，加以各種“炒作”和“命名”層出不窮，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若僅從表象看，似乎可以用“多元化”來描述。然而，冷靜思之，又會感到，這種“多元”勝景卻不無虛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麵的缺失。比如，在文學功能得以全方位展開的同時，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脹了、一些功能萎縮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帶來文學生態的嚴重不平衡，並導致了文學功能的弱化？事實上，放在當下的曆史文化語境裏，這個問題已變得分外突出，隻是我們未加正視罷了。比如，我們是否缺少足夠數量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底層的大氣魄、大手筆的文學作品，而這與我們的某種偏頗的認識是否有關？最近，讀了一批作品，震動很大，它們促使我重新思考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問題，同時思考什麼是“文學本身”和“回到文學本身”，什麼是文學的活力之源和創新之途？
比如，作家張平把他的小說《國家幹部》直稱為“政治小說”，周梅森也有類似提法，均不失為一種直率和勇敢。張平在這部小說的“後記”中所提的問題相當尖銳。他說，目前一些學術界、知識界人士，麵對紛繁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現狀，卻異口同聲地隻談經濟，不談政治；隻關心經濟，很少關注政治。文學也一樣，麵對社會巨大變遷，對政治表現出公開的冷漠和疏遠（他舉出日益隔膜的現象有腐敗現象、道德滑坡、國有資產、分配不公與貧富差距、下崗與就業、“三農”等等問題）。他說，他們對腳下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越來越疏遠，除了用西方某些觀念和書本知識對當今現實生搬硬套外，對底層勞苦大眾並不真正熟悉，對正在發生的政治運作並不了解，對老百姓想些什麼並不清楚。由於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會，自然也就無法描寫政治和社會，惡性循環，隻能距離政治越來越遠，距離社會越來越遠。這種情況並非隻在新生代作家中有，中老年作家中也同樣存在。他還說，令人畏懼的是，總有一些人，一再認為這種現象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張平這番話對不對？依我看，不無偏頗成分（如，很難說目前的文學界是“隻談經濟，不談政治”，其實很多作家對經濟實踐同樣陌生，何況在今天政治和經濟很難分開；再比如，政治，指什麼樣的政治，權力層麵的政治還是文化層麵的政治？等等），但不可否認，其描述大體符合事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無形中提出了一個熟視無睹的大問題。對於當今的文學而言，沒必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政治，直接描寫政治，如果那樣便很荒謬；但是，一個民族的文學倘若在整體上遠離政治，基本放棄從政治的寬闊視角去解讀社會人生，那將是一種可悲的偏廢，那樣的文學斷難成大氣候。
我們知道，把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曆史教訓是異常深刻的，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扼殺個人聲音的現象比較普遍，因而新時期開初，有識之士提出了“回複文學的本性”和“回到文學本身”的籲求，自有非凡的意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文學該徹底地脫離政治，與政治決裂，或者認為文學的目的隻能是為了自我滿足的需要；或隻是自說自話的方式，與聽眾無關，無需承擔任何使命。文學發生起點的個人感受性並不導致文學是與任何人無關的私密之事的結論。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文學本身”？有沒有一種在曆史運動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倫理、宗教等等互動著的，卻又被宣稱為與它們毫無關係的純粹的“文學本身”？試想，把一切都剝離掉了，還能剩下什麼？本能？食與性？事實上，剝到最後，連“文學本身”也就不存在了。不應忘記，文學終究屬於意識形態，當然是審美意識形態。我們所講的政治理應是一個大概念，應該更側重於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為權力的中心、經濟關係的集中表現，同時，又是以人為核心的社會性力量的交彙要衝，政治意識總是曆史地沉澱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中，起著深層的控製作用，作為社會的人很難脫離，作為表現社會的人的文學，同樣很難脫離。我們對權力的層麵往往比較敏感，對其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麵則往往忽略，在創作上，表現為故意回避和淡化，這無疑會損傷作品的社會曆史價值，大大削弱感染力。有些作品當然是可以遠離政治的，但純粹到一塵不染的，尚未有過。其實，所謂純審美論、無利害說、純“為藝術而藝術”，往往隻是一種天真的想法。
然而，當今的文學似乎並未意識到其重要性，每每遇到解析曆史、認識命運時，寧可用另外一套觀念，例如愛、死亡、物競天擇等（這也許是同樣需要的），也不願從社會政治的通道進入生活並深化其開掘。這是一種放棄優勢而不用的自我束縛，不僅限製了文學題材領域的開闊，而且限製了文學眼光的開放程度，甚至犧牲了文學應有的一部分功能。這裏存在著一些微妙的關係。比如，強調文學超國界、超種族、超語言，擴大人類普遍性的含量，與文學對本土的、當下的政治及經濟、社會、道德、倫理、習俗現狀的描繪（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之間的關係。就某種意義來說，後者是基礎，抽去這個基礎，人類性和超越性往往落空。個人化聲音的重要性也一樣。個人聲音的大小、強弱及震蕩幅度，與其社會曆史人生內涵的深淺和有無批判精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如果指出，當前的文學在總體上對公眾利益公共事業缺乏足夠的關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讀者的回應熱情，應該不是無的放矢。與之相聯係的是底層意識的匱乏，對底層勞動者的隔膜，主要是對農民和農村生活表現的乏力，這些也都是形成文學版圖縮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