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當今文學審美趨向辨析
一、對主要審美走向的分析
近年來，在創作上呈現出幾條大的審美走向，它們往往與文學功能的變化和市場需求的起伏相聯係。從現象上看，它最先從題材層麵上反映出來，但根子卻在審美意識的取向上，對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審視。
首先，最大的變化在於文學重心的轉移：“都市”正在取代“鄉村”成為文學想象的中心。對農業文明傳統深固的中國社會來說，都市化、市場化以及現代高科技的發展不但改變著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而且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狀態。這個過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到世紀之交的今天，其改變速度之快、範圍之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我們知道，在全世界，大概隻有中國對農民問題講得最多、最透徹，中國革命被稱為農民革命，中國文學裏寫得最充分的也是農村和農民的形象。“五四文學革命”曾以啟蒙精神揭示沉默國民的靈魂，往後的“革命文學”則大力描繪農村革命史詩，以至整個現當代文學史為之留下了大筆財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文學這樣與鄉土有著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緣。但事情已經發生變化，新世紀以來尤甚。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精神影響力上依然是以農村為重頭戲的話，那麼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傳統鄉村和農民的形象日漸淡出，不但失卻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價值的附庸者出現。我們甚至驚訝地發現，一種似乎完全脫離了鄉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鬧市與商海，警匪與反貪，時尚與另類，女性與言情，知識者與打工者，其命運戲劇正在取代昔日農村和農民的顯要位置，成為文學畫圖的中心。何以會如此？有人說，這是因為中等收入族完全沒有了鄉村經驗，因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徹底切斷與鄉村的聯係了。
有人認為，未來代表漢語言文學發展水平的，不再是鄉土文學，必將是以城市為背景的、寫出了現代中國都市人精神處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中國不是沒有“中產階級”和後現代問題，但並沒有估計得那麼重要，忽視和遮蔽了農民問題的巨大存在，才是嚴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寫出轉型時代的農民之魂，我們的文學將從根本上喪失力量。的確，“沉默的大多數”的生存境況和精神訴求似乎越來越不在文學視野之中，不少文學人士熱衷談論的是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國問題隻剩下後現代問題了。事情當然不是如此。在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中，作為詩意的棲息之所，作為人類和民族的痛苦與歡欣的承受之地，文學中的鄉土聲音不但不會完結，還會發展和變化，它將與民族性格的現代轉型密切聯係，它蘊含著現代人急需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環境主題、鄉土語言、底層意識等等方麵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馬山莊》、《好大一對羊》等等作品裏可以看到，作家們在發揮寫實主義的感染力的同時，努力超越題材表層的時空意義，走向整體象征。但類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現在，文學界強調“三農”問題重要，呼籲文學應該大力描寫“農村題材”的聲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號召上。問題的症結在於，如果還是用熟知的一套觀念寫農村農民，找不到新的語境下與當代生活、當代讀者的精神連接點，找不到市場需求的敏感點，那是怎麼呼籲也沒有用的。
第二，隨著題材重心的大幅轉移，“欲望化描寫”與道德理想的關係構成了當今審美意識中非常突出的矛盾。這不是指哪一種題材，而是滲透於幾乎所有題材中。人的欲望固然從來都有，但在今天，也許由於利潤法則的刺激，也許由於商品化、實惠哲學帶來物質對精神的覆蓋，總之人的世俗欲望空前地放大了、突出了，無形中成為文學描寫的重點。在大量作品中，圍繞各種欲望展開的矛盾錯綜複雜、光怪陸離。權欲、錢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暴發欲、破壞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習見的場景。於是有人將之稱為“欲望化寫作”，有人幹脆自稱是“欲望現實主義”。這是以往的中國文學中從來沒有過的密集圖景。從某種意義來看，這也是某種生活真實的反映。例如，我們習慣於籠統地批評文學中的性描寫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為文化符碼，洗腳屋、桑拿房、壯陽藥、美容院以及名車、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廣告，幾乎無所不在地環繞著人們。既然如此，問題就不在於是否寫了欲望，而在於怎麼寫。
以“欲望化描寫”為核心的選材傾向，直接導致了官場小說、犯罪小說、都市時尚小說、女性主義小說的盛行。問題的關鍵仍在於，不少作品熱衷於感官化、刺激性、消費性的展示，逗留在現象層深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靈衝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華出新鮮的詩意。像王安憶的《長恨歌》這樣意蘊深藏的都市文本畢竟不多。比如，這種欲望化傾向表現於某些官場小說，是辭氣浮露地渲染貪欲，腐敗，孤立地而非整體性地表現“反腐”，路子越走越窄，概括力越來越弱。這種傾向表現於某些都市小說，是商業化影響下的濃厚的大眾文化趣味，突出展現物欲渴求和感官體驗，主人公活動的場所不外酒吧、歌廳、咖啡屋、發廊、商廈、股市之類。這被稱為時尚化文學，它的土壤是發達的時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這種傾向表現於某些女性主義小說，是注重私密體驗，解構啟蒙話語，強調女性在社會體驗、身體經驗、文化構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別於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獨特性及其人文訴求，表現她們在與男權、男性的衝突中自我實現的要求和尋求平等的呼聲。不可否認，性是這類創作的敏感點、中心點，對男性話語的顛覆往往是從這裏入手的。這當然無可厚非，其打破傳統觀念的意義也在一定意義上應予肯定。然而，也有兩方麵的問題，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棄與廣闊社會生活的聯係，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會性活動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裏，致使其文化內涵稀薄。它們超越人文話語進入了性別話語，要真正深刻起來是否應該再超越性別話語，回到人文話語？另一方麵，過分依賴感官和本能，放棄對多重人生價值的參照和探索，使這種“個人化”日漸“幹涸化”，生發不出嶄新的意義，整體上缺乏足夠的精神維度。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不少作品不能令人滿意，根源在於，精神建構和情感升華不足，沒有高遠的道德理想吸引，沒有對人性的深刻分析，沒有對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的大力肯定。這裏，“身體寫作”也許是個關鍵詞。有的論者強調，身體是寫作的起點，作品的思想、意蘊、語言，無不帶有作者身體的溫度，他們批評不“從身體出發”的寫作是“麵具寫作”，他們說，如果傳統作家注重的是“精神”，那麼新生代作家注重的是“身體”，而“身體”不可避免地與欲望聯係在一起。就尊重個體反對禁錮而言，這種說法當然不無道理，但是，文學的根本審美特性是精神性的，“身體”與“寫作”之間，最不可缺少的中介仍是靈魂和精神，與其推崇“身體寫作”，不如鼓勵“靈魂寫作”。因為精神的缺席，才有了從“身體寫作”滑向“下半身寫作”的惡謔一途。
第三，世俗化與崇高感的矛盾，也是貫穿在當今文學審美意識中的另一個突出問題。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樂趣，把人從現代迷信和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揚棄假大空和偽崇高，無疑是一大進步。於是，知足常樂，健康長壽，滿足於平安與舒適，注重眼前物質利益，不到生活之外去尋找虛幻意義，已成為當今最重要的生活價值目標。這種價值觀影響到文學，便是近二十年大幅度向真實生活的回歸，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的回歸，向寫實主義的回歸。“新寫實”潮流的大行其道，例如池莉的新市民小說的大受青睞，“現實主義衝擊波”的興衰，“樸素現實主義”的流行，均與此不無關係。比如池莉的受歡迎就值得研究。有人稱她的語言是“嘮叨文體”，這種“嘮叼”可能正是新興市民階層日益龐大，其生活化、實惠化的話語現實，是市民心態和趣味的對應物。
這些世俗化思潮無疑產生過許多受歡迎的作品，但是，作為一種持續不變日漸凝固化的文學狀態，未免顯出了疲憊之態（不錯，“韓劇”也是家長裏短、芸芸眾生，但日常化的背後似有道德自信、倫理激情）。其中與文學的崇高感、理想精神的不足以及英雄文化的疲軟所造成的明顯空缺，大有關係。因為，人類總不會滿足於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時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況全民族正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轉型時代，肯定需要開拓精神的激揚。但是，我覺得，在揚棄了偽崇高和偽浪漫之後，我們的文學似乎一直難以擺脫價值迷茫的困擾。沒有現實的英雄偶像，人們隻好到古代傳奇、新武俠小說、好萊塢大片中去尋找替身、尋找滿足，這當然也是需要的，但終非長遠之計。從《英雄無語》、《解密》、《西去的騎手》等一些尚能發出審美異調的作品的受到注意，從《三國》、《水滸》、《長征》、《英雄》等影視片的熱播，不難感應到此種消息。“一地雞毛”式的仿真寫法開始讓讀者不耐煩了，但要寫出現實的、感人的崇高精神的篇章，難度依然很大。有人作為一種成功秘訣介紹說，寫現實要寫普通人，寫古代要寫英雄，把寫現實中的崇高視為畏途。看來，當代文學要發揮出陽剛的一麵，變得充滿憧憬、激蕩人心，必須致力於對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潛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於對當代生活中真實的英雄精神的發現和重塑。
第四，解構曆史、消費曆史與曆史理性精神的矛盾，是當今審美意識中的又一重大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表現出強烈的重述曆史的欲望，這其實是大轉型時代現實精神訴求的反映，企圖通過重新闡釋曆史來肯定現實中欲肯定的東西。總的看來，在曆史題材創作方麵，成績是主要的、突出的。對曆史題材的處理經曆了由當年的大寫階級鬥爭、大寫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到今天的大寫勵精圖治、大寫聖君賢相，可說是個大轉折，其中伴隨著曆史觀的微妙變化，也與突出革故鼎新的變革精神密切相關。把聖君賢相納入到人民創造曆史的行列之中，並承認其作用，顯然是一種曆史主義的態度。然而，由過去不分青紅皂白的徹底否定“帝王”，到現在的某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極端：無條件地謳歌“帝王”，都是形而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