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李慶遠（1934級）為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礦業處處長。高仕功（1939級）為猶他大學教授，氣象學係主任，美國科學促進會執行委員，美國大學聯合大氣研究會會員。張其仁（1946級）為康涅狄卡州中央大學地理教授。
生物係學生在大陸者41人，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各2人，美國6人。在大陸者6人為院士。他們是：徐仁（1933級）為地學部院士，是世界古植物學及孢粉學權威之一。吳征鎰（1937級）是生物學部院士，植物分類學及區係學權威，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學會名譽會員。陸寶麟（研1941級）為生物學部院士，對中國蚊類分類區係、媒介蚊蟲生態和防治均有研究。婁成後（1932級）為北大副校長、研究院副院長、中科院學部委員。王伏雄（1936級）為中科院學部委員，是首創近代中國植物花粉形態研究者。王誌均（1936級）長期從事消化生理學研究，為生理醫學培養人才，學部委員。潘夐婧（1938級）為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研究員，對食道癌基礎理論及實驗治療有卓越貢獻。但亦有若幹人受政治迫害，無法貢獻所長。
在台灣，劉發煊（1931級）為“經濟部”顧問兼台灣省水產公司總經理，台大教授兼訓導長，退休後任香港新亞書院理學院院長。
在美國的王啟無（1933級）為艾德和（Idaho）大學生物教授。林從敏（1938級）為印第安納州立大學醫學院顧問教授，首創胃酸細胞的組織胺受體特異學說，得英國專家證明。薑淮章（1938級）專長昆蟲生態學，教學外兼任美國農業部顧問。湯佩勸（1942級）為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生理教授。
算學係畢業生在大陸者31人，中國台灣3人，美國2人。算學係有名師熊慶來、華羅庚、陳省身、楊武之和鄭之番等人教導，學生青出於藍，成就卓著。
在美國，最著名者為陳省身（研1934級），為加州柏克萊大學分校名譽教授、數學所所長及名譽所長，美、法、意等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級數學大師。鍾開萊（1940級）是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康奈爾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亦是世界級數學大師。王憲鍾（1941級）是西北大學和康奈爾大學教授。
在大陸當選中科院院士者3人：柯召（1933級）曾任四川大學校長及名譽校長，對線性、不定方程式研究，有非凡成績，建立“柯氏定理”，為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段學複（1936級）是北大數學係、所教授，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嚴誌達（1942級）是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教授，中科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為中國最早從事微分與積分幾何研究者之一。其他如許寶（1933級）為統計學大師，北大教授，是中國最早從事數理統計及概率論之研究者。鄭曾同（1937級）為中山大學教授兼概率統計教研室主任。田方增（1938級）為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研究員。朱德祥（1938級）為雲南大學數學係教授兼係主任及副院長。
在台灣的徐賢修（1935級）曾任麻理工學院及普渡大學教授，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國科會主任委員。
心理係畢業生在大陸16人，中國台灣2人，美國4人。在大陸者缺乏發展機會，僅李家治（1940級）一人於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從事勞動心理學及工程心理學研究，後改攻人工智能，證明計算機可以理解漢語。在美國的張民覺（1933級）先後於英美兩國取得哲學及科學博士學位，成為著名實驗生物學家，是英國首位試管嬰兒剖腹生產功臣之一，也是避孕藥的發明鼻祖之一。在台灣的兩人無甚表現。看起來，心理係畢業生成就較不突出。（《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第221—228頁）
以上資料是蘇先生的不完全統計。蘇先生在書中這樣解釋道：“首先要說明的是，本畢業生名錄的年限問題。1929年是舊製清華結束，亦是清華大學第一屆畢業生離校的一年。本書研究雖以1937年為下限，但希望能看到清華大學後來畢業生的表現，所以將評估時間延長至1947年。或問為什麼停止於1947年，理由是1948年間，國共內戰激烈，學校擾攘不安，清華大學可能就沒有將這兩屆畢業生名冊呈報教育部，所以在現存的教育部檔案中，就缺少了這兩屆畢業生名冊。”在這不完全統計中，清華大學近20年中共培養本科畢業生2264人，其中理學院515人，工學院640人，沒有資料者占總人數的66%。“在大陸，理工學院學生受到重用，其最大貢獻在基礎工業和國防科技建設，1955年至1980年間，這批清華畢業生、舊清華校友部分教師，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194人，占全部中科院院士人數的41%。1955年至1957年間，被選為社會科學院院士者有18人，占28%，在大陸以外地區，亦有10人被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被選為歐美國家科學院院士……”
有這樣的成果問世，葉企孫當然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受。若要讓他這樣的科學家和教育家心悅誠服，僅靠行政命令強行灌輸生搬硬套等手段讓他學習政治轉變思想，而沒有更大的成果證明其正確性，讓他怎樣轉變？正是這樣的緣故，葉企孫又一次采取了躲避政治的老辦法，每周兩天進城，就像魯迅詩中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他而今是躲進城中成一統，兩耳不聞城外事，一心隻為科學史了。
從1954年秋天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大約有12年時間，葉企孫每周至少有3天是在城裏度過的。在《中國科技的基石》一書中，我們從他親屬的一份“揭發”材料中可以窺得葉企孫這段歲月的一些行止和他的有關科學史方麵研究的一些狀況—
“文化大革命”前，×××分子葉企孫經常在外麵吃飯。葉跟工友老周約好，每月給老周一定的菜金，約定每月在家吃二十頓飯，其餘都在外麵吃，每周一般進城三次，兩次是去科學史委員會（星期二、五），另一次一般為星期天。葉有一習慣，誰去看他，往往就請吃飯。星期天常約請別人在城裏吃飯。葉常去王府井，在王府井常去的地方有：和平餐廳（東安市場內，吃飯或下午去喝咖啡並休息一會兒，去的次數最多），吉斯林（東安市場內），森隆（東安市場內，比上述兩處去得少。大約在解放初期，在和平餐廳開設以前，去森隆次數較多），華宮（在東華門大街上，大約在60年代以前，去得較多。後來此店好像停業了，或是改變營業項目了，原為西餐），文化俱樂部（原歐美同學會舊址，1961年前後此處對高級知識分子有特殊照顧，去得較多。後來不大聽說去了），義利（東華門大街上。他說有時去休息，喝一杯牛奶），廣東餐廳（在華僑大廈樓下，有時也去）。
除了上述王府井一帶的飯店外，還經常去北京展覽館的莫斯科餐廳（與服務員很熟，1961年葉可以不拿號，有時還曾在特設的招待外賓的地方用餐），葉常去，葉說地點近，方便。
葉一般喜歡吃西餐，喜歡找一個座位比較舒服的地方吃飯，例如和平、莫斯科餐廳。進城時一般坐公共汽車，回來時一般坐公共汽車到動物園，換坐小汽車回家。
每天睡得很晚，常過12點。起得也晚，常在8點才起。聽葉說，晚上就坐在沙發上看書，看到深夜。葉寫講義等，也都是在晚上坐沙發上寫的。
葉看書很雜（主要圍繞科技史）。對於科學雜誌，好像從不有係統地看，也不做卡片。往往看到一點，就跟別人談。往往使人產生一種假象，以為葉知道的東西很多，很廣泛……有客人去，葉往往不看對象，大談他最近看到的東西（例如：白薯何時從菲律賓傳到福建，明朝時天主教會教士帶來了什麼科學技術，清朝最有名的醫生，《齊民要術》是什麼人在哪一年代寫的，沈括在軍事上有什麼貢獻，北方種水稻何時開始等等）。
解放前曾聽他說過，他有一個很好的照相機。他還說缺錢用時可以把它賣掉。後來沒有聽他提過此事，也沒有見過他用過這照相機。
沒有收音機。我曾向他提議過買一電視機。我說人老了可以在家裏看看電視。他說他不感興趣，而且要招待別人來看，不勝其煩。
沒有手表，他說不需要。
看戲、看電影，都是招待票，自己從未買過票。一般有招待看戲，他都去。
葉大約在1956年（以）前，他尚未滿60歲時，曾經說過，他想到了60歲就退休，想到全國各地名勝古跡去看看。葉又說，年紀再大時，身體就差了，要遊覽也走不動了。但後來滿60歲時，他就沒有再提此事了。
葉曾多次說過，他沒有去過黃山，很想去。還說，北戴河好久沒有去了，也想去。我有印象，葉經常在口頭上說要去遊覽，實際上從未實現。葉有時也看一些舊詩，好像興趣在於發現舊詩中有關科學史的材料。
有時也看一些“古典”，今年揪出後，他曾一度看歌德的原著，並把德文本跟英文本對照，並曾要我設法給他借一本郭沫若的中譯本。
對於書法似乎有興趣，也買一些講書法的書。
有時還在外文書店買一些外文雜誌、報紙，在1962年（以）前曾買過《新時代》、《真理報》等，1962年後好像不大買了。
大約在1961年、1963年，葉曾兩度去上海一帶，是作為人大代表去的。聽葉講，他曾去過新安江水電站、杭州等處參觀。
葉的工資差不多月月用完，不儲蓄。葉說不用儲蓄，退休後還有工資。他說他退休後想到杭州或寧波天一閣去管《四庫全書》，事情清閑，又可以天天看古書。
我姊葉銘淇長期住在葉銘新家，葉銘新家中人口多，葉每月寄去30元補助家用（有一段時間葉銘新的女兒生肺病，曾增加10元）。我的女兒出生後，葉很喜歡此女兒，從1963年開始，一定要每月給20元，我不要，葉說是給女兒的。有時葉指定給我女兒買一些東西，如小兒坐車、小自行車等。
在1964年初，我曾勸葉儲蓄一些錢。因我老勸說，他說那就每月存一些錢在你那裏吧。從1964年初到1967年初，開始每月25元，後改為20元。1967年初以後沒有再存，1967年和今年初葉取用了一些，現在還有550.35元在我手上（已向組織交代）。葉給我錢，我就鎖在抽屜裏，沒有存銀行。
葉企孫每周兩次進城去中科院上班，加上星期天，這樣他在北京大學的時間就相對減少了。由於工作一分為二，單位有所不同，這之間就產生某種“縫隙”，特別是政治運動的縫隙，盡管這種縫隙窄小而狹淺，很難容得人輾轉騰挪，但葉企孫還是很好地利用了這個罅隙，有限度地自由遊走於二者之間，竟在北大這樣政治風景獨好的環境中相安無事了好多年。
四
葉企孫名為科學史委員會副主任，實際上卻承擔著整個科學史機構的籌備工作。他永遠是一個恪盡職守的工作者和一個目光如炬的戰略家的形象。在“搭台唱戲”的時候，他認為機構不宜大，人員要精幹。他非常反感人浮於事，反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人。在創辦之初，想來科學史研究室不乏當時社會上名氣很大的學者，但葉企孫不管他們來頭多大，名聲多響，堅持認真考察，絕不馬虎。他因此擋駕了一個當紅學者。一位從日本回國的學者想到研究室當翻譯，葉先生堅持對其考試才錄用。1957年1月科學史研究室正式掛牌，所有人員加起來僅有8人，可謂精簡幹練，以一當十。他之所以嚴格把關，是因為他對科學史格外看重，修史立言，國之大事，既然是科學史，當是科學家的大事，它會對整個中國科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他慎之又慎。研究科學史對別人來說，或許隻是一個職業選擇，但對葉企孫來說卻是當事業看待。
葉企孫少小就喜讀史書典籍，尤愛鑽研數工理類書籍，並能從中尋覓出絲絲縷縷的線索，以求得出曆史發展的規律。他的早期數學論文《考證商功》和《中國算學史略》就是他深研這些古代典籍後的結果。對於古代物理方麵的書籍，他更是爛熟於心，他到研究所之後給所裏人員上課，所講《墨經》、《考工記》、《夢溪筆談》、《鏡鏡聆癡》，也是他早年的讀書積累。在所有的科學史準備中，他最鍾愛的方向是天文學史。他雖是大物理學家，但他認為中國古代並未形成物理學這門獨立的科學，而文學卻異常豐厚，有大量的曆史資料可以挖掘。他在天文學方麵的興趣和研究方法給了當時剛入道不久的年輕學者席澤宗以深刻影響，耳濡目染，席澤宗成了葉企孫不折不扣的入室弟子。後來席澤宗在古代遺留下的史料中，尋找到了有關太陽黑子的蹤跡，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席澤宗是科學史領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所長。談到與葉老在一起的日子，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席澤宗回答說是葉先生如何治史的思想—
如何研究科學史？葉先生認為，把一個科學家作出的成就，說成是不自覺地運用了唯物論和辯證法，把同一個科學家的失敗又說成是受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世界觀的影響，這種簡單的劃分不解決任何問題，等於沒有研究。科學史是一門科學，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過程，受著生產力水平、實驗條件等多種因素的限製，必須具體事物具體分析。要說明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完全是阻礙科學發展的，恐怕得讀一讀桑代克（T. Thorndike）六卷本的《巫術和實驗科學的曆史》（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將其中所舉例子一一駁倒，然後才能下結論。
葉老主張，研究科學史知識麵要廣。他很讚成喬治·薩頓（G.Sarton，1884—1956）。此人學過化學和結晶學，受過數學和物理學的嚴格訓練，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語和漢語在內的14種語言。他為研究列奧納多·達·芬奇（1452—1519）以前的科學史，將所收集的背景材料，寫成了一部書，取名為《科學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共有三卷五冊，其中包括不少中國科學成就。他在《研究科學史的四條指導思想》一文中，又把要注意東方思想的巨大價值列為第三條，認為“直到14世紀末，東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圖解決同樣性質的問題時共同工作的。從16世紀開始，他們走上不同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學家領悟了實驗的方法並加以運用，而東方的科學家卻未能領悟它”。（G.薩頓《科學的曆史研究》，劉兵等譯，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頁）。對於這樣一位傑出的公正科學家，我們卻要把他當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說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肆意貶低中國古代科學成就，葉老覺得這種做法隻能是無知和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