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聽聽我們彼此間的肺腑之言，我便和粱君商量著說：
‘梁先生，請看！戰爭好似越發對日本不利的樣子，或者是日、蘇開戰了。蘇軍向此地進攻時，日本軍退卻之際，避免發生紊亂，將我們全部屠殺也未可知。那些看守手中握著的機關槍的槍口，什麼時候對準我們的胸膛，都不曉得，粱先生！你是為了拯救中國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我是反對日本政府侵略政策，不為日本本身打算而進行反抗的人，為了我們個人的信念，不死不行的時候，也許會發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不幸，這是我們共同的奮鬥的時候了。’梁君好像忍受無限感觸的，突然將手伸出來，緊緊的握住我的手。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用沙啞的聲音回答：
‘我以前一直想，一個日本人都不允許留在中國的東北，可是和先生相處之後，知道日本人中也有好人。先生的肺腑之言，我永遠地銘刻肺腑。’在這事不久後，梁君改變口吻對我說：
‘我受先生的照顧，生活得實在很愉快，像這樣繼續多久呢？我的內心感到很暗淡，因為我們都是被逮捕入獄的，上麵要下命令，不知何時就會分別的，那麼，在這時我想送先生一件紀念品。’‘那麼，謝謝了！什幺紀念品？我們彼此不是什麼都沒有嗎？’我一邊笑著回答。
他自己已想出辦法來，說：
‘先生將手帕借給我。，於是我將自己的手帕交給他手裏，他便站在監房的門旁。
“當！當！當！當！”他敲打著門板，將看守叫來說了三兩句話，可能是說衣服裂縫想修補一下。不久，看守即將針線拿來交給他，我正想拿針線做什麼的時候，他便在我的手帕上，巧妙地用黑線繡上了‘勇往直前’的幾個字，交給了我……”梁肅戎是這樣回憶當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侵略我國東北時，年僅十一歲的我，也罹遇做亡國奴的痛苦。年歲漸長之後，我們這些年齡相近的東北青年，至七七抗戰後，已分別就讀於各大學。
基於國家觀念和企盼民眾自強信念，都先後投筆赴戎，躍入抗日戰爭的行列。
對敵鬥爭工作，盡管處於‘地下’，但在敵偽無孔不入的覬覦下，加之我們有行動接觸，難免被敵覺察，致使抗日組織遭受破壞，不少誌士也舍身陷固圄。這其中，有許多夥伴凜然赴難而死，或慘遭煉獄荼毒，在苦刑中死於獄中。但是，人們仍然前仆後繼，挺身赴難，視死如歸。每個參加地下工作的人，在當時說來，都有一份熾熱的愛國之情，都有一份拚死戰鬥的浩然正氣，都想承擔著血的工作，這曾使敵人膽寒。
如令時過境迂。犧牲生命的殉難者，已入祀忠烈祠，求仁得仁。對於這如昨日的工作，大家都不大喜歡談及，有的淡幹訴說往事，這也許是‘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感受吧！因為我們這些人生於憂患，成長於艱忍戰鬥的痛苦環境之中，強烈的愛國心驅使，對於各方麵都有較高層次的期望，不論是國家的社會的。在自我回憶反省中，養成了不屈不撓，以及不羈的不合時宜的獨特性格。
日本占領東北初期，義勇軍曾活躍數年，但其後到30年代，有形的武裝抗日，已經不多了。我們東北青年，有組織的負起了東北地區對敵偽鬥爭的地下工作責任。因為工作的開展，和敵人短兵相接，屢遭敵人的破壞；在東北淪陷期間，我地下工作組織，被敵偽大破獲大檢舉逮捕三次，愛國青年被捕數千人。一是1
941年12月30日‘一二·三〇’事件，二是1944年3月的‘三省黨部事件’（印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黨部被破壞），三是1945年5月23日的‘五·二三事件。偽滿首都警察廳特高科整理專案三冊，即：‘一二·三〇事件之全貌；‘重慶派國民黨之對日滿攻勢’（三省黨部事件）；‘五·二三事件’。這均有完整的記錄。戰後我在日本多年，未能找到這一份珍貴的曆史文獻記錄，可能因為日本戰敗，而被特務們自己焚毀，甚為可惜。
光逖兄是因‘一二·三〇’被捕入獄的，最初在哈爾濱，其後移至長春偽“首都警察廳”小紅樓‘思想家，拘留的，度過了三年八個月的獄中生活，直到日本戰敗才得出獄。在這個拘留所裏，我和光逖兄共同度過半年左右的患難生活，他幫助我熬過兩個月的饑餓苦刑，延續了我的生命，可以說是被了我的一命，使我永遠難忘記！其後因載轉至‘長春監獄，羈押而分手。
我是1936年6月，在長春法政大學讀書時，化名王桂林，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在長春地區從事抗日地下工作，受吉林省黨部王任委員石堅、省黨部書記長張濤等領導，委員袁樹芳在現地直接指揮。1941年1
2月，我在長春法大畢業，被任命為‘長春市黨部書記長’，偽首都地區負責人，責任重大，受上級指示，為掩護同誌工作方便，必須打入司法界。因此經司法官高等考試及格，入大同學院經司法官考試等必要程序，於1943春，出任偽首都長春地方檢察廳檢察官。對工作之進行掩護，極為順利。因為當時檢察官甚具權威，可以統一指揮日偽憲兵、警察及鐵路警察，接送同誌有我護行，不受任何檢查，1944年l月，主任委員石堅，親至長春地區視察，傳達中央旨意·對現地同誌們的努力，予以嘉獎，同誌們倍感振奮。
吉林省黨部書記長張濤住哈爾濱市，所有工作報告及情況等，統由哈爾濱轉報中央。在長春市吉野町，由袁樹芳經營芳芳照像材料行，以為掩護，並為定期集會場所。1944年3月20日，星期天，原定當天下午張濤書記長自哈爾濱來長春，約集袁樹芳同誌，敦化縣黨部書記長張一中和我四人，共同商討工作。因張濤未依約定時間到達而改期。當晚九時左右，服務於省立醫院女同誌柳自茹驚慌來舍告稱：袁樹芳寓所芳芳照像材料行被憲警包圍，附近戒嚴，組織可能遭到破壞。我當即指示她到電報局，打電報給在永吉市的田勃：“勿返長春”。田勃負責在長春建立電台，以備與中央直接聯係。機器在永吉市秘密建造，已造好將攜返長春。田勃接電報後，逃往關內重慶，勝利後回東北，慶幸逃出此一浩劫。
其後得知，哈爾濱地區組織被日本特務機關偵破，張濤首先被捕，而我等集中於哈爾濱的轉報中央報告資料，及主要幹部名單，被敵發覺扣押。張率領偽憲警到長春袁樹芳寓所將袁及在場的張一中同誌捕獲。柳自茹打電報時，發報人下麵竟寫一個“梁”字，電信局職員認識她，亦被逮捕。
我在長春工作，單獨對上級負責，在長春各區，發展了80名最基本的同誌，上級僅知工作大概，沒有與任何人聯係關係。因此當我獲知張濤、袁樹芳、張一中、柳自茹等被捕後，當即告知長春地區全體同誌，我目己將被株連逮捕，但到這裏為止，我決不會供出長春市黨部的組織關係，請大家安心努力工作。
日本戰前的富強，戰後的複興成為經濟大國，是有原因的，就是法治精神。在殖民地的偽滿洲國，也是貫徹不變的。我當時是偽滿洲國的現任檢察官，受法律特殊保障，要逮捕我必須有足夠的具體證據，報請偽司法大臣核準，經高等檢察處檢察官簽發拘票，親自訊問後，才能逮捕羈押。這樣的手續，費時一周。雖一度考慮逃亡關內，但各方嚴密封鎖，無法逃脫。反而使我有時間，安排了長春市黨邵因我被捕的善後工作。我當時結婚末滿一年，生長子大本尚未滿月，老母和我們同住，得悉大難即將來臨，婆媳哭作一團，這是我一生中最長的一周，捕苦等待，而對著殘酷的未來，即使是平凡的我，也難免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之感。1
944年3月27日，敵偽以‘違反治安維持法’事件為由，將我逮捕。該法為偽刑法的‘特別法’，是專為懲治推翻偽政霄的政治犯、思想記的法律。我在偽‘首都檢察廳’小紅樓‘思想室’受審，我在‘法官訓練所’時代的教師，長春高等檢察處思想檢察官大川，奉命偵訊我，提出在哈爾濱扣押的長春地區報告資料，以及張濤、柳自茹等的供訴，打給田勃的電報稿等田無可逃避，當即默認我是中國國民黨長春地區的負責人，大川告稱：張濤、袁樹芳、張一中、柳自茹等均拘押此地，惟石堅，尚未逮捕歸案，如你願協助工作，我可將你保出，追捕石堅，將功折罪，待判刑時，你可被減免。我當時答稱：‘身為檢察官，知法犯法，願受法律製裁’。大川笑稱：‘作人理當如此。唯剛才所說，乃上級交待，供做參考’。再問有何要求，我告訴他：‘我接受法津裁判，罪有應得，決不逃避。唯對我人格身體不能淩辱，。大川即將‘思想室’主任田中，特務友利，小西，新保等喚出，告訴他們不得對我淩辱，刑求，這是上級的指示，過幾天還要來視察等語。這樣我真的保持了‘長春市黨部’的完整組織，‘長春市黨部，沒有一人再被牽連，最後僅我一人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是我工作中失敗的最大安慰。他們雖然沒有對我刑求，但他們用疲勞以及饑餓的方法整我。長達兩個月，身體虛弱，幾乎要了我的命。
光進兄和關雁二人，在這裏已住過兩年，他們寫文章反日，但沒有發現其他有組織的事實，不起訴，也不釋放，在‘小紅樓’內自由行動，給不懂日文的犯人當翻譯，到晚間和我們一樣住進有鐵欄的籠子裏。我們被捕初期，情緒極不穩定，甚或有自殺一死的念頭，光逖是過來人，適時勸解。但監獄住久了，反而更堅強，長期對抗的央心下定後，決不屈服。我雖來愛刑求，特務們用饑餓疲勞的方法偵訊我。光逖兄他們可以和特務們共餐，每天秘密供我剩飯剩菜。使我有體力對抗，這是極嚴重的違規行為，如果被發現，要遭受毒打之外，可能取消在所內自由行動權。後來石堅也被逮捕。偵訊經兩個月，告一段落。光逖兄的義舉使我渡過最艱苦的饑餓歲月，比恩此情，永難忘記！這時家屬也被準許接見。忽然有一天，光遜兄竟大聲喊到‘仙女來探監啦！’原來太太孫鬱前來相見，當時係一年青少婦，雖僅具中姿，確給陰森的‘小紅樓，帶來些許騷動和溫暖。光逖苦中求樂，亦可以看到他天真的一麵。
衛滕沈吉教授，在司馬桑敦紀念文集《野馬停蹄》中‘悼念王光邀君’一文中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光逖君以地下工作人員的身份潛返啥爾濱，不久便被偽滿憲官逮捕，投入監牢，在獄中度過了三年八個月。直到日本戰敗才得出獄。’可是關於他這段被捕，下獄和獄中生活，他卻不太喜歡談及。
1945年5月間宣判在長春南湖畔，偽滿司法大廈大禮堂，關東軍高級將領偽滿高級憲警等在場旁聽，戒備森嚴。石堅、袁樹芳、信致文等人均被判死刑。宣判舌我極為悲賃，當即向法庭庭長抗議，大駕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不當，而我等基於愛國愛民族，排除侵略的正當自衛行動，不能構成犯罪。而對政治犯處死刑乃野蠻行為。最後要求將死刑者改為無期徒刑保留其愛國的生命權，願將自己改為無期徒刑，以求平衡。當時確給敵偽們一個爆作性的衝擊，旁聽席的關東軍、日偽憲警幾乎動武。審判長對所請不準，但仍認為我應有最後陳述權。宣判已畢，亦未加重我的處罰，平息了這次紛爭。這是我從事黨務工作中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判死刑的尚未執行，得幸新生。
石堅為紀念此事，曾寫詩並書短章留念。文日：
曾記偽都晤麵初，一接雅度頓心舒。
方段國難間國靖，秋葉敵氛誓共除。
不避凶炎欽道義，卻緣死獄正親疏。
今聞最羨還遼，譽載鄉幫頌載書。
肅戎老弟與餘共革命事業多年，容大雅，老履堅真，臨事不俱，應變有方，不幸於1944年春同在長春被捕。當餘被敵酋判處死刑之際，竟不避凶毅然庭爭，聞音咋舌，知者駭歎。光複後回地方工作貢獻極豐。近在‘立法院’建樹尤多。每憶及過去可歌可泣之實績，深感有曆世勤俗之價值，敬書短章贈之，以誌鴻爪，而資永念，摩天居士石堅。
隨著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已日薄西山。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指出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末日來臨，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向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進攻。
同日，日本政府召開最高軍事會議，天皇決定有條件地向盟國投降。次日晨，通過中立國瑞士向中、蘇、英、美轉交乞降照會書，11日，美國通過瑞士政府轉交了對日乞降照會的複文，宣告：“自投降之時候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即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日本通過瑞士正式向中國轉達投降的請求，10日下午，重慶中央電台播音室向全世界播出。播音員潘啟元、靳邁坐在麥克風前，涕淚縱橫，他們幾次用手絹抹去淚水：
“各位聽眾，同胞們，現在播送重大新聞……日本無條件投降。”
全國沸騰了，歡呼聲和哭聲交織在…起，武漢市民遊行慶祝抗戰勝利，重慶市民狂歡慶祝通宵達旦，備受日軍十四年蹂躪之苦的東北人民歡慶光複，被日本侵占了五十年的台灣也回到了祖國懷抱。八月十五日，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萬人歡騰。街上張燈結彩，用板報、標語宣告抗日勝利消息群眾的樂隊、秧歌隊紛紛遊行，入夜，人們用柴棍燃起火把。
同一天，蔣介石對全國軍民和全世界人士發表廣播演講：
“我們的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最後的證明……”為了慶祝勝利，全國即日起放假三天，民眾狂歡，惡夢結束了。
粱肅戎也重見天日，結束了獄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