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對自己花錢聘請來的老師，格外看重，生怕好老師被別人聘去。教師們成了村裏最受尊敬的人。無論民辦、國辦教師，待遇普遍提高，尊師愛生狀況立見好轉。教師們自然明白了：這同把他們當成“臭老九”的“侯、王建議”是完全不同的。
至於這是不是“倒退”，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隻要看看改革前後的實際，想一想農村實行責任製的道理，也就無須解釋了。獲鹿縣為紀念群眾集資興學壯舉，用八塊太行墨玉立了一座八麵體青碑，將所有參加捐獻的單位和個人名字鐫刻其上。那碑文便可代做結論：
古稱治學為振國興邦之舉，今列教育為戰略重點之一。舉國力創四化大業，開發智力乃當務之急，省委據國情倡社隊辦學，縣委集民意尋八方開源……城鄉各界踴躍捐獻，國家、集體、個人多方籌資達六百萬元。可望境內校園建築新穎，設備精良，優師薈萃，英才輩出。此舉堪為後世楷模，將永垂青史，特立冊存館，樹碑銘誌。
省委第一書記親自跑了五個地區十多個縣，同幾十位縣長、縣委書記和教育局長座談，實地考察了上十所學校，而後倡導的這項改革，是否一帆風順？不。代表舊事物的以習慣為聖經的保守意識，不論改革者是誰，照樣頑強地表現自己。
雖然省委、省政府聯合頒發了文件，但一些地區和縣的領導幹部就是按兵不動。
雖然已有五十四個縣進行了試點，大量事實證明“八條”是有效的，可行的，群眾是歡迎的，省委、省政府再次發文件，有些地方仍然按兵不動。
前麵提到的那“三個挑戰”已不成問題。現在遇到的是第四個困難：沒有中央的“紅頭文件”，不保險。因此他們還要等一等。你說教育狀況“不能容忍”，他卻能安之若素。他們絕對沒有“急躁情緒”，他們永遠同上頭的昨天保持“一致”。
的確，用髙揚的話說，他們的改革當時還是“計劃外生育”，沒有得到正式承認。這本來是正常的。曆史上的任何改革，都不是書本上預先規定好了的。如果什麼事情都等上邊說了再辦，還要輯們這些下麵的人姆什麼呢！
雖然高揚自己對這項依據大量事實並經試點證明效果良好的改革堅信不移，但改革是件慎重的事，無論是提出“八條”之初，還是在後來的座談會上，他都一再強調要“改而不亂，水到渠成。”發展不平衡是正常的，允許有先有後，不必進行檢查、批評。他不想借助強迫命令的手段來推行改革；他所優慮的，隻是部分幹部的精神狀態。
農村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具體意見並不是非得第一書記親自動手不可的。他一開始也沒打算這樣做。伹他把看到的令人優心如焚的問題講給對此負有責任的同誌聽，發現人家隻是笑了笑！
當初他主持撰寫宣傳提綱是為了說服農民。後來一看，不對了，阻力主要來自幹部，而且首先是做教育工作的幹部。於是他不得不親自動手改寫和增加某些內容來說服幹部。
一位新提起來的行署專員，向記者發表了一次談話，列舉他們在改革中遇到的保守思想、習慣勢力、“左”的流毒，還有關係網的種種羈絆，指出“現在有幹改革的，有看改革的”，還有一些人就是“勇”於保守舊局麵，“勇”於挑改革的毛病……高揚看了這個材料，感慨彌深。看來，在黨內諸多的思想矛盾中，改革與保守的矛盾越來越顯出其突出的位置和艱巨性。他即刻提筆，把自己的感慨寫給省委書記邢崇智同誌，他寫道：“……如果說過去近兩年間，處理派性矛盾還較順利……現在著手解決改革與保守的矛盾，則遠為複雜艱難。我們還是應該以走鋼絲的精神，戰戰兢兢，但是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我們可能是給老百姓辦了件大好事；也可能是犯了個大錯誤……”那是在教改試點的初期，高揚從外地回來，坐在麵包車上，他自言自語似地對隨行的同誌這樣說。後來在常委會上，經討論通過了“八條意見”之後，他再次把這話講給到會的同誌們，“如果錯了，我首先負責！”他說。
那一次下去，他在幹部中聽到了激烈的反對意見。他們說來說去，無非是擔心社隊和農民是否願意負擔辦學費用，是否負擔得起；而這些都是他在調査中反複考慮過的。但是髙揚的心情仍然有些沉重。他的話還有一半沒有說一我們是否因此就可以不改革？
不錯，任何改革都有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都要承擔風險。但是，一切一仍舊貫，還需要我們革命家，需要我們共產黨人幹什麼！
他凝神望著前方。一塊又一塊黃的綠的莊稼地撲過來。腳下的原野仿佛在以遠方的什麼地方為軸心，緩慢地旋轉著，使人感受到一種愜意的眩暈，一種超越時空概念的深遠和蒼茫。臨近村鎮了，公路上出現亇一群群上學的孩子。尤其那些喜歡紮堆的女孩子，穿戴那麼鮮豔，有的還騎著漂亮的自行車，在綠色田野的襯托下格外惹眼……多麼美好啊！
他眼前忽然閃出另一幅情景：一九四二年，他和一位同誌騎著馬，從元氏趕回軍分區駐地黃北坪，也象這樣，路上看見一幫一幫的學生，背著書包，還有提籃子的，有拿鐮刀的，張皇地趕回家去……由於鬼子瘋狂的“掃蕩”和蠶食，根據地在縮小，學校關閉了，學生們“放羊”了……他心裏倏地湧起一股辛酸，一股悲憤和自責：我們沒保護住他們……一夥又一夥騎車的、步行的孩子從車旁閃過，好奇地善意地向“麵包車”轉過紅撲撲的臉來……
“慢點……”高揚拍了拍司機的椅背；前麵的路麵上有一片積水，“別派到他們身上……”
棲遑遑不知老之將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枚巨大的運載火箭進入待發狀態，它將把一顆試驗衛星推入太空軌道。衛星控製係統的主要設計者之一白拜爾，心裏充滿興奮而緊張的期待。
此刻，他的老父高揚的心情和他很相仿。這一天，他起草的《省委一九八四年工作綱要》第二稿，在常委會上通過了。他們的十九萬平方公裏土地也處在某種“待發狀態”，他們也要把它推上去……
經過一年零七個月的艱苦努力，河北的工作終於理順了茬口，填平了坎坷。八三年八月，中央領導同誌欣慰地宣布，河北的工作趕上了全國的步伐，進入了全國工作序列。接著又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河北應同江蘇、山東、河南等省一樣，在全國起“櫥窗”作用。《瞭望》雜誌和《文摘報》以熱烈的筆調報道了河北省一九八三年的“五大成就”：大旱之年大豐收，糧食總產量超過“六五”計劃；棉花增產一倍，成為畝產百斤以上皮棉省，從後進行列躍居全國第二位；太行山開發研究取得顯著成效……不久，《光明日報》連續發表十篇調查報告，熱情洋溢地介紹了河北省農村中小學教育改革的盛況……
“開展一九八四年工作的主客觀條件比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好得多了，”高揚在《綱要》開頭寫道，“我省工作落後一大截，的被動局麵已經改變，我們有可能分清工作的輕重緩急，集中力量突出重點了。”《綱要》用“提高人的素質”這#一個總概念，貫穿八四年全省的工作重點，而首要的一條又是促進各級領導幹部發揚創新精神。
“省委要求全省各級黨委和黨和領導幹部自覺克服政治遲鈍、思想保守的一切表現，勇於探索各項工作的新途徑，創造新經驗，”
“對新事物不要率意否定，經過觀察研究，認為應該扶持的，要勇於負責，大膽膚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地市縣委書記會議的講台上一板一眼地宣講《綱要》。
“一一這裏要插幾句：看準了當然要扶持。你這不廢話嗎？不。有的同誌看明白了也不敢扶持。違法亂紀，不上班，誰看不明白？怕得罪人哪！”（台下輕微的笑聲）
“……隨時向上級機關提出新主張新建議。一一解釋一下：有些幹部就是不提建議。錯了怎麼辦？鬧個不好印象。當和尚不撞鍾。”（笑聲）
他象在私塾裏背書那樣，隨著語調的抑揚頓挫，輕輕搖晃著身子，講智力開發，講建立靈敏的反饋係統，講建設智囊團……他沉醉在上下呼應的會場氣氛中，沉醉在即將開始的新的探索、改革和創造的樂趣之中，……他進入了一種令人羨慕的自信的忘我的境界……
就在這次會議的間隙，筆者訪問了他。那天，他剛從會上回來不到二十分鍾，我不期而至。他正拿著一本剛出版的文學雜誌，閱讀那篇四萬多字的報告文學。於是，我們的閑聊式的談話就從報告文學開始了……聽他滿有興趣地談論我們的本行，一個在心裏藏了很久的問題不由浮上嘴邊：他每天腦子裏要裝多少事情？
一個省委第一書記，按部就班地工作就夠忙了，他還要下去調查，要改革，要親自起草講話和某些文件，還要隨時留心國內外的經濟信息，這一切之外，又給自己攬了許多雜事，比如報社記者的稿子，“本來忙得不可開交，但讀了此文還是動手改了。改此稿的目的，除了希望讀者看到這篇報道是好文章以外，也想幫助你們提髙文字水平。……我是從嚴要求。希望大家原諒我這個老頭子愛直言，太嘮叨。”一位青年農民業餘作者寫的故事《辣椒嫂》獲獎，團省委請求把她轉為幹部，他批個“同意”就完了，卻又囑咐：請找一本《辣椒嫂》給我看。……
我尤其想到了他主編的《河北經濟文章選編》。那是他親自發起的一次寫作活動的成果。他說過，“有生產管理之權，而無相應的經濟、技術管理知識，這是我們多年來生產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他對下麵一些領導幹部知識貧乏，眼界狹窄，靠“拍腦袋”指揮生產的狀況十分憂慮。他想過許多辦法：要求各級訂購必備的書刊：開列必讀書目，充實圖書館、資料室，以至推薦自己常看的讀物等等，但，收效總不明顯。許多領導幹部基礎知識差，大部頭的著作讀不懂、鑽不進，培養不起興趣來。去年夏天，他到滄州調査研究，發現了滄州化工二廠“起死回生”的生動事例。這個廠八一年七月因虧損二十八萬元而倒閉，工人；攻假去做小買賣。這時，縣領導從天津請來一位叫王宏烈的工程篩當廠長，王宏烈七弄八弄，沒用國家投資一分錢，到八二年底創利潤六十三萬元。這在滄州地區引起轟動，都說這個人有“絕招兒”。王宏烈說：“這不是什麼絕招兒，我就是運用了一些經濟技術管理常識。”的確，他的經驗介紹很能給人一些經濟理論基礎知識的啟蒙。
“這很可能是推動幹部學習的一個好辦法！”高揚深有所悟。於是，六月十五日，他在部分縣委書記、縣長座談會上發出了編輯經濟管理知識活頁文選的倡議。他設想選定一百個工農商各業基層單位，由各地領導、經濟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三結合，各自寫出四五千字的文章，經驗與教訓大體各占一半，並且都要上升到理論。一周之後他又召集省直機關各部門二十七位領導幹部座談這件事，從它的意義，到這一百篇文章的選題標準、文體、字數、完成期限，都提出了具體意見。並建議組成一個編輯部，他親自擔任主編。
這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主編。編輯部頭兩個月內編發的四十篇經濟文章，他篇篇都看過，絕大部分文章，他都有修改和批注，有的批改達二十處之多。他的批注和修改本身就可以視為一篇生動感人的文章。
在一篇題為《周學貴的“學問”貴在哪裏》的文章裏，有一句“周學貴為什麼能變化這樣大，變得這樣快”，他將兩個“這樣”劃出，寫道：“兩個這樣，用得都不通。原來如何，沒有寫，讀者何以見得變化大且快呢？”文中原有幾句寫周學貴在什麼什麼路線方針指引下之類套話，他刪去後改為：“同樣是執行中央正確的方針政策，為什麼周學貴能快他人一步，勝他人一籌呢？”又如，原文引用了馬克思的論述後寫道：“周學貴是深通此理的。”他改為“周學貴實際上是深通此理的”，並批注：“不加實際上，好象周學貴熟讀《資本論》了。”一一改了，又說明理由。
最後，他在文章前麵批道：“此文在經濟文章中具有自己頗大的特色。用經濟學的語言來分析總結一個農民家庭的生產經驗，而且寫的很詳細，我過去沒有讀到過。所以此文很重要。但是此文有缺點。一是有時用驚奇的口氣寫，這不對。多年前老農民中精明人就是象文中寫的那樣會經營的，不過是年輕人未看見過他們施展才能罷了。用重新調動積極性、鼓勵讚揚的口氣來寫就對了。二是分析農業家庭有的可用馬列主義經濟科學語言，有的不可，因為有些語言是適用於現代化工業和大農業而木適用於家庭經濟的。文中不但有的地方用語不當，經濟科學語言用得也太多，顯得不通俗。隻要稍加修改，實在是一篇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