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專職的書刊主編，也不過如此，甚至不一定如此用功吧！瀏覽這些文章的底稿，我們不僅為他精深的學問、敏銳的洞察力所折服，也不難想見這位古稀老人嘔心瀝血，於燈下“躬耕”的情景！……
於是，插個空子，我忍不住問道：“您這樣大年紀，一天工作下來，是否感到很疲勞？”我想他每天一定是咬牙堅持的。高揚認真地回憶了一下，（他沒想過這個問題？）搖搖頭說：“……不明顯。”
我吃了一驚。“那麼，你年輕的時候很愛運動嗎？”有這種可能，他讀說不定是個運動健將，老底子厚實。
他的老伴、七十四歲的家庭婦女王紉蘭同誌忍不住接過話茬，用一口標準的東北口音說：“唉呀！可瘦了！還不到一百一十斤呢。還是老肺結核，這才好了沒幾年兒。”
高揚笑了，說：“也怪，我年輕時身體並不好。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也許是文化大革命，十一年沒工作，把精力攢下了？我沒蹲監獄，除了挨批鬥，就在家看書。我喜歡看曆史書，曆史上忠心耿耿被殺頭的多了，比如嶽飛、於謙……象我們這樣的遭遇還算好的呢！另外，我那時還是有信心的：這麼大一個民族，這麼大的黨，這麼容易就折騰垮了？不可能嘛。……”
聽人說，重新工作後，他從不談論“文革”那檔子事，如今偶爾提及，卻如此輕鬆，似乎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史無前例”運動“風起雲湧”，化工部長高揚受中央委派，率領一個黨的工作者代表團出國訪問。八月初回到北京，化工部大院裏已經滿是“揭批”他的大字報，“山雨欲來風滿樓”。他自忖沒有什麼“罪行”，泰然自若。住在香山靜心寫他的出國訪問總結。“總結”交上去了，向中央彙報完了，在部長位置上上了一天班，即被宣布“停職反省”，押上了萬人批鬥大會。
他忘了，五九年他曾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兮子”，有“前科”；他忘了，他在工作報告中劃掉的套話此時^正是劃分忠奸的“鐵證”。因此，據悉他是部長以上高級幹部中第一個“停職反省”，第一個丄萬人大會批鬥的“走資派”，一時遠近聞名。
批鬥大會連開三天，其場景令人不忍描述。會場與他的家隻隔一條馬路，大喇叭震耳欲聾，家人不忍聽，又不忍不聽，六神無主。
“小將”們來抄家了。按當時的標準，在這位當了多年部長的高幹家裏抄一點“奢侈腐化”的證據是不費事的，但他們還是失望了。這是一座與普通城市居民住宅一樣的統建樓，共四個單元，其中一個單元（兩間）是公家留給他辦公、開會用的，另一個單元是炊事員、公務員的住室，其餘兩單元（每單元三十平方米），住著全家八口人。家具呢？一九八四年高揚的家裏依然沒有洗衣機、電冰箱，老兩口的居室裏隻有一個小書架和兩隻舊木箱，其中一隻是未經油漆的五十年代從東北帶來的。可以想見六六年該是何等簡陋。
“小將”們翻來翻去，從鬆木箱子裏翻出一捆納得密密實實的鞋底。生在城市的孩子，大概從來未穿過媽媽親手做的鞋，不知這是什麼物件，厲色質問王紉蘭：“你們這是……想幹什麼？”那東西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特務用的“密電碼”之類。王紉蘭被問愣了：“想幹什麼？……想給孩子和他爸做鞋穿哪！”
“小將”們審度半晌，無從發揮他們的想象力，實在找不到可以上綱的地方，隻抱去了一堆古書了事。後來，“軍管會”掌了權，新的當權者們又把房子裏外察看一遍。大概想占用一下“部長公寓”吧？可是這樣的地方誰瞧得起！所以高揚一家始終沒有被“掃地出門”。他是屬於那種不貪汙、不腐化、不多吃多占的“清清白白的走資派”。這稱號雖然也在“綱”上，但鬥起來總不大提精神。比來比去，倒是當初揭竿而起指控高揚的那位領導幹部，更象“修正主義”，於是七弄八弄，把他“運動”進了監獄。這當然也是不對的；其中的教訓卻不可不察。
接受批鬥、散步、讀書，三大實踐。可是，越讀書越叫人坐不住。蒼涼心緒有時讓人懶步閑街，耿耿不平又使人忍不住疾走如飛。那時候，他早晨很早就起來走步，最遠的從和平裏走到農展館，往返兩個半鍾頭，約二十華裏。胸中激憤，可見一斑。
革命生涯中，常有做自我鑒定的時候，他在“愛好”、“特長”之類欄下要麼不填，要填便是“喜歡讀書”，他覺得此外便沒有“特長”了。他是有了革命理論的準備之後才投身於革命行列的。大學圖書館裏英文版的介紹歐洲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小冊子和進步文學作品，引起了青年高揚熱烈的向往和追求。有幾座活的“紀念碑”可資稽考，這就是他的幾個孩子的名字。
他的大女兒名叫“娜娜”，大兒子叫“白拜爾”，二兒子叫“白惠爾”，小女兒叫“麗達”。“文革”中這也是高揚一條罪狀，叫“崇洋媚外”，卻誰也說不清崇的是什麼“洋”，什麼“外”。
大女兒生於一九三〇年，那時高揚正讀大學一年級。他事先起了一男一女兩個名字留給妻子。“娜娜”是南斯拉夫克魯地亞作家雅爾斯基的一篇小說裏的人物，一位率領農民起義的農村姑娘。“白拜爾”則是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倍倍爾的諧音。“白惠爾”是高爾基《母親》中的人物，“麗達”是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裏，那個活撥、堅強的唯一活著出去的姑娘。共產黨人不是“循名學”家，但它至少證明那些書籍和人物，在一個熱血青年的心裏留下了怎樣的印跡。要知道，那是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裏，這與“文革”期間起的“學青”“衛彪”之類不可同日而語。
“一二·九”運動後，高揚作為東北流亡學生裏的一名中共黨員，曆經輾轉，由北吉而西安而太原，之後上了太行山。上山時他還背著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袖珍本》呢。那是一位留學歐洲的同學送給他的。在山裏，開始沒有馬，每天步行百十裏，出入於東北軍裁部、紅槍會和窮苦農民中間，睡長工屋，吃“糠炒麵”，朝不保夕，再背著這本磚頭厚的《資本論》，未免迂腐，他忍痛扔掉了。
扔掉了，不是不想讀。稍有條件，他又讀起來。一九七〇年一個大雪迷天的寒夜，他在幹校的草棚裏讀完了《資本論》第三卷，曾隨筆以詩寄懷。此詩原有小序，一九七六年因懼文禍，手稿巳焚毀。據其子女回憶，猶記大意是：
一九五〇年予主政遼東，大軍過江，安東被炸，工廠搬遷，家屬疏散，夜間讀《資本論》至第三卷之半而罷。二十年草草。今下放河南幹校，勞動之暇，重讀是書，竟盡三卷。適大雪迷天，春雷忽動，乃中州之奇景，非平生所經曆。夜闌夢回，繁花滿眼，感事傷懷，成詩四句。時一九七〇年二月某日也。
一部《資本論》，伴隨他北戰南征、榮辱沉浮四十年。他曾對孩子們說：以前工作忙，沒有時間坐下來好好讀書，這十年讀著書，想了許多問題，得益匪淺……”
人的精力是否可以用“水庫”蓄積起來，留待日後使用有待醫學、人類學家考察；但這十年高揚確實積蓄了一些什麼，使他複出之後，猶如江河出峽，浩浩蕩蕩，一瀉千裏不止。
要告辭了。他還有任務。我站起來，提了個要求：“參觀一下你們的住室好嗎？”
高揚愣了一下，攤開兩手，指著我們談話的房間說：“你不是都看見了嗎？”
“就是這兒？”我大約臉紅了……
有人告訴我，說高揚到河北後，老兩口就住在辦公室。我感歎著，腦子裏出現的是招待所裏常見的那種套間，裏間住宿，外間辦公……方才注意力被他的談話所引，沒仔細打量房間，如今一扭頭才發現，他和老伴的床就放在這間方形辦公室的一角！
高揚見我將信將疑，幾次看裏間那扇門，笑著解釋說：“那裏間是個廁所。”
再沒有別的房間了。立刻，以前聽到的許多事情，都改變了模樣，不得不在腦子裏重新結構畫麵：他就伏在那張桌前處理全省最重要的公文，寫文章，讀書，從早晨到深夜；他的老伴就坐在那張床上，守著他，陪著他，織她那永遠織不完的毛衣，或是拿本小說翻翻〖她讀過五年書、或者給他熬點粥，洗洗衣服……
簡直不可想象！他的那些廣為傳揚的政績，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這樣的陪伴下產生的？！想當年，高揚二十五歲離家，輾轉關內，小夫妻十年生死兩茫茫，卻能忠貞不渝。直到四五年抗戰勝利，大雪天夫妻猝然相見，彼此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這段往事，至今在太行老區的群眾中有口皆碑；東北的老同事們則說：老高這一點，足可以立個牌坊……往事不必細提，單看他們晚年的這種和諧，便知這話是不錯的。
他對生活的要求是苛刻的，又是淡泊的。他的鴨舌帽戴了將近二十年，洗過之後變小了，老伴給他買了個新的，他泡怨說：“舊的還能戴，湊合幾年算了廣他的眼鏡修過之後，戴著不適，公務員要拿去修修，他說：“別麻煩人家了，戴習慣了就好了7無論什麼人做的飯，食堂的也罷，女兒做的也罷，他都說好，吃得一樣香。長子白拜爾被推薦出國考察，因是“高幹子弟”，須比別人多一道手續一經中組部審批。這規定對於想借機出去逛一趟的人來說是太必要了；卻拐帶著我們這位真正的專家多等了一兩個月。眼看日期迫近，媽媽替兒子著急了，他對高揚說：“你就不能給催催？”高揚說：“他有他的單位，要催也應該人家催，你管那麼多幹什麼！”……他沒有心思在這些事情上動腦筋，他的精力都被他“攢”下了，於是工作起來就不知疲倦……
相比之下，那些為鼻子尖上的蠅頭小利煞費苦心的人，就太痛苦了。他們體會不到心底無私天地寬的那種敞亮，感覺不到思想解放的輕鬆，品嚐不到猶如縱馬奔馳一般的為人民事業而奮鬥的快感，更享受不到一個人擺脫了物欲的贅累和世俗的羈絆，象三級火箭脫落之後衛星進入運行軌道那樣的，自由！他們在自己營造的囚籠裏不能自拔，他們是一些可憐；的人！
早春的料峭而清新的早晨。
六點，他象往常一樣，從省委大院的小門出來，穿過兩條馬路，步入華北軍區烈士陵園，轉一圈，回到辦公室即宿舍，正好四十分鍾。
陵園裏肅穆、寬敞、幽靜。他從白求恩和柯棣華——兩位獻身在華北土地上的國際主義戰士的塑像前走過，從華北烈士紀念碑前走過……
“華北人民永遠不能忘記，從一九三七年以來，我們中華民族有多少英雄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偉大事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在四年解放戰爭中犧牲了。在華北廣大地區，滾滾的河流，巍巍的山嶽，浩浩的平原，到處都曾灑過烈士們沸騰的熱血。
“我們永遠記得，當年日本法西斯的鐵蹄踏破了古老的長城，炮聲響遍了華北，八路軍和華北人民在一起，戰鬥在抗日的最前線……”
一切都是熟悉的——無論是陵園裏冬青樹夾峙的小路，還是它所紀念的那段曆史。河北是從這裏走向八十年代的，就象高揚從這裏走進省委機關，走向大會講壇一樣。看來，高揚擔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不全是出於偶然，曆史老人也在其中安排了某種必然。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可愛的河北》音像製品彙報會上，發表過一篇電視講話。他說：
“同誌們！方才聽了、看了河北人民廣播電台、河北電視台播映的愛家鄉、愛河北、愛祖國歌曲和電視片，很高興。我四十年前曾在冀西工作過，現在又有機會參加可愛的河北的建設，感到也是一段光榮的經曆，棲棲遑遑，的勁頭應該更大。孔夫子是“棲棲遑遑不知老之將至，孔夫子我不敢比，但是做為孔夫子時代兩千幾百年後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事業的奮鬥精神是應該超過偉大的曆史前人的。……”
的確，偉大的古人也還是古人。子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已經完成了學習修養的全過程，不再進取了。共產黨人高揚行將七十有五，卻還象“十有五”那樣“有誌於學”，時時吸吮著新的養料，更新自己的知識構成。就在他醞釀省委八四年工作《綱要》的過程中，他從報紙上看到我國新近翻譯出版了一本叫作《第三次浪潮》的書，作者托夫勒預言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嶄新時期，近幾十年內科學技術要有重大突破，新的技術革命興起，整個世界社會生產力將有一個新的飛躍。高揚幾經周折，才買到此書，即刻早晚研讀。書中的觀點雖不盡可取，卻可以開闊眼界，從事經濟工作的人不可不讀。接著，池又看到報上介紹美國近年出版的預測未來社會的專著《大趨勢》，立刻讓秘書去買。書店裏沒有，經濟情報研究所也沒見過，到北京一打聽，這本書的中譯本還沒出版呢。於是請人趕寫了一個梗概給他看。毫無疑問，《大趨勢》中譯本一旦出版，他將是第一批讀者。……
的確，他老了，但又很年輕。
他的與其年齡幾乎不成比例的旺盛的精力、昂奮的精神，簡直是一個奇跡，一個謎。他的工作節奏之快、效率之高，令人眼花繚亂。他同河北的廣大幹部和人民近兩年來所進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創造，今人目不暇接。
深知其人的老同誌驚歎道：“到河北這兩年，是高揚的學識和才華得到驚人的最大發揮的時期！”
高揚說：“這裏有個大背景，這就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路線。我現在常常覺得：我想辦的事情，恰好是中央希望我辦的；我不想辦的，往往也是中央不希望我辦的……”
這是否也是一種“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呢？是否就是一個革命者老而年輕的秘密所在呢？我想，一個政黨，一種路線正確與否，除了別的標準之外，大約還可以看一看它是否使自己的戰士有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腦袋去判斷的權利和自由；看一看它的戰士是否時時產生一種創造、探險的衝動而又步步踏著信心的路。
我們從高揚的身上看到了這種迷人的境界，從我們黨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戰士身上看到了這種境界。他們是從中國曆史的深處走出來的，而今走到了現代化建設的最前列。他們是一批“現代化”的共產黨人。
1984年3月於石家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