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衡水，高揚還當麵考核了武邑縣委書記喬世忠。喬世忠頭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就要趕到地委向高揚彙報，“單個教練”，“突然襲擊”。高揚在各地檢查工作，曾多次批評一些縣委書記心中無數，或者隻僅糧棉油，不會管工業：或者隻知抓生產，不會總覽全局。而這位喬世忠，從上午十點談到下午三點，居然沒被問倒。
不久，喬世忠和顧二熊分別被委任為衡水地委書記和行署專員。八三年全省的機構改革和班子調整中，各級都吸收了一大批這樣的新人，成為河北省一九八三年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農業現代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當了省委秘書長；地區行署辦公室主任當了省委組織部長；地區小報的主編當了專員……
但也毋庸諱言，許多“馬而立”式的人物，還被埋沒著、壓抑著。幾千年封建傳統和長期吃大鍋飯形成的保守意識、世俗偏見，比製度的缺陷更難清除。而這些偏見如果存在於老同誌和領導者身上，則危害尤烈。
“兩年來經常參加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更替的討論。在大量中青年幹部的考察材料中，不斷出現有急躁情緒的記載。開始還不大在意，以為人總不免有這樣那樣缺點的吧！然而耳聞目睹這種論斷越來越多，到最近，急躁情緒竟至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被選拔對象的通病，這就不免引起了我的深思。”
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分別發表在《河北日報》和《人民日報》上的一篇雜文，題為《“急躁情緒”辯》。作者對“急躁情緒”做了辯證分析之後，問道：
“然而，準備選拔進領導班子的大多數中青年幹部具有的所謂急躁情緒，果真是他們的缺點，應該要求今後予以克服嗎？
“……毋庸諱言，在我們的幹部隊伍中，甚至各級領導班子中，還有以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做行動準則的人，還有隻當和尚不撞鍾，的人，還有遇著困難繞道走的人，還有一心想多栽花，少栽刺的人；至於滿口大道理、滿腹小算盤的人所在多有，那就不用說了。在領導班子裏，如果這樣的人成堆，就會……好人不香，壞人不臭，有功不賞，有過不罰，……在那“裏，誰要是公而忘私，見義勇為，對邪門歪道敢抗敢管，就不免被譏為不安本分，不通情理，說得含蓄而且稍具原諒意味，就叫做對人對事有急躁情緒。”
作者深入分析了產生這種怪現象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根源之後，一針見血地指出：
“拿某種標準來衡量準備提拔的新人，說他們有急躁情緒，是缺點；而從革命的要求看，則大謬不然。當然我們也不必高喊急躁情緒萬歲，但是，在被叫做急躁情緒，的種種突出表現中，卻普遍地閃耀著勇於負責、勇於創新和勇於反對庸俗習氣的革命光輝，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最後，作者以不可抑止的激情疾呼：
“循名責實，我認為，倒是應該把這急躁情緒，的貶責之辭從新人的考察材料中抹掉，而在縷述他們勇於戰鬥的字裏行間，加上肯定和讚美之辭。……舊的政治曆史規律對革命進入新時期的中國，基本上巳經不起作用了。……廓清雲霧，滌蕩腥膻，正有待於具備四化條件的幹部發揚“往無前的戰鬥精神。”
這是申討落後、保守、庸俗的傳統偏見的戰鬥檄文，這是胸懷大誌而求報國有門者的呼聲，這是社會的新生力量要求擺脫羈絆的呐喊！文章從思想、情感，到犀利潑辣的文風和新鮮活脫的語言，無不充溢著青春的氣息。誰能相信，它竟然出自七十三歲鬢發如銀的省委第一書記之手呢？
言為心聲。接下去我們將看到，這實際上也是高揚本人的寫照。他是很有一點“急躁情緒”的，雖然已不屬於待提拔的中青年之列。我們被耽擱得夠久了，當前應興應革的事情那樣多，難道能夠容忍“老牛破車疙瘩套”，慢慢騰騰地往前捱嗎？有獨立見解的人沒有幾個不被扣上“驕傲”的帽子，改革者沒有幾個不被斥為“急躁”、“不安分”。處在改革的大時代，非但有必要為這種所謂的“急躁情緒”辯一辯，依高揚的本意，倒是應該命題為《“急躁情緒”讚》呢！
我們可能做了件大好事，也可能是犯了個大錯誤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高揚的辦公桌上放著《河北教育》編輯部送來的一篇通訊，題目是：《感謝你們這些園丁；一一記省委第一書記高揚同誌視察漿水中學》。稿子是邢台縣漿水中學的教師們寫的。看得出來，他們把這件事看得很重，有些段落，有些句子，可能是含淚寫成的。的確，一所設在深山溝裏的中學，竟然得到省委第一書記的視察，這在素來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教師們看來，確是一件終生難忘的事情。高揚也沒有忘記他們。離開以後，他曾幾次提到那裏的情形。在學生的大夥房裏，他曾揭開鍋蓋，攪了攪裏麵的玉米稀湯煮山藥蛋；他看了那些門不象門、窗不象窗的學生宿舍，十幾個人擠在一張大通鋪上，學生說，晚上解手回來就沒位置了；校長和教師住的八平方米的屋子，一張床，一堆日用雜物，再加一張桌子，就沒有轉身的地方了。“這是宿舍還是辦公室？”他問。校長說：“……都是。”
“這怎麼能備課？”校長苦笑了一下：“……住慣了，也行。”從五二年建校到如今，他們就是這麼過的。有的老師二十多歲進校，如今已五十多了。從早自習到晚自習，一天十幾個小時陪著學生，有的教師一年不下山，家裏有事，就把家屬叫到山裏來商量商量。老校長李慶俊是三八年高揚在邢台當縣委書記時發展的老黨員，從五二年起在這裏一直工作到八〇年去世；陪他參觀的現任校長耿忠信，五八年到漿水任副校長，“文革”中被“雙開”，是全縣挨鬥較重的一個。七八年給他平反，問他想到哪兒工作，他說：“我哪兒也不去，還進山，還到漿水中學。”就是這樣一批人，使這所破破爛爛的學校的升學率“文革”前達到百分之八十；恢複高考以來，在地區從未出過前三名。
“你們是八十年代的學校，三十年代的設備……”高揚沉重地對老師們說。
想到這些，高揚在給《河北教育》編輯部的信中寫道：“稿子不該發表。一個省委書記到一所中學看一看，這是他份內的事。看了也沒解決什麼問題……”
他心裏隻有不安。他覺得欠著那裏的教師一筆債，欠著那些背著米、提著炒麵來上學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一筆債。
“教育經費非增加不行！”高揚到河北來一個月之後，就向全省的縣以上各級書記們發出呼籲：“如果明年我們手頭稍為寬裕，枓學和教育（包括衛生）事業費應該大幅度增加；否則明年也應該從各方麵擠出一些財力物力，治療科教衛生單位的貧血症，還一還曆史積累下來的欠帳。多年來怪事多端，其中之一是各方麵的浪費驚人，唯獨對科學教育事業舍不得花錢，講節約！”
但是，國家經濟困難，河北財政出絀，他的“手頭”始終“不寬裕”。根據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國務院決定每個縣必須辦一所農業中學。山東給每所農中的開辦費是八萬元。河北家底窮，教育部門隻申報了七萬。不行，拿不起。那就六萬吧。六萬也不行……最後，財政部門隻撥給教育部門總共一百四十萬元的開辦費。即：每所農中一萬元！一萬元，娶個媳婦大概夠了，能開辦一所中學嗎？官司打到第一書記那裏。高揚把財政廳長請來親自做工作，最後說：太少了不象話，太多了拿不起，我在你這“140萬”前頭加個“1”字吧：“1140萬元”。其中包括了開辦師範的經費；落實到每所農中頭上是五萬元。
但是，他不可能在每一筆教育經費前頭都加個“1”呀！那麼就讓我們的學校“破破爛爛”下去嗎？
臘七臘八，凍掉下巴。今天是臘月初六——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九日，氣溫攝氏零度，西北風三至四級，人們的下巴已經感到威脅了。獲鹿縣城多處興工動土，大風起處，黃塵滾滾，高揚正在呼號的大風中奔走。獲鹿中學，一街小學，城關社辦中學，書店，文化館……他整整看了一下午。髙揚這天一大早從石家莊趕來，一不問糧棉，二不問工商，隻問教育。獲鹿是開展軍民共建文明比較早的地方，縣委書記解青林對教育尤其熱心，但教育狀況的落後仍然很驚人。“你們有什麼辦法？想一想，春節前我還來一次。”
二月十七日，農曆正月初五，高揚從北京直接趕到了二百裏外的廊坊，仍然隻談教育。這天六級大風。高揚要去看幾個學校。廊坊師範設在城郊的大窪地裏，無遮無掩，大風撕扯著人們的大衣，邁不開步。髙揚走在前頭，一股狂風竟然刮掉了他的帽子——那頂戴了近二十年的鴨舌帽……漫天黃沙，撲朔迷離，使他蒼老的雙目更加深邃；迎風直立的白發在冬陽下閃光……執拗的西北風究竟要攝下一幅什麼樣的鏡頭？屈子行吟，“吾將上下而求索”，還是“怒發衝冠”，“壯懷激烈”？
“農村中小學教育的落後，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有辱社會主義聲名的地步！這樣下去，我們是沒法向農民交代的！”他說。他在呼嘯的寒風中奔走，似乎聽到一種強大的呐喊，從曆史的深處滾滾而來……
教育，是經濟起飛的基礎，“十二大”將它列為戰略重點之一。不須解釋，你就看一眼實行生產責任製後，農民對科學文化的渴求吧，那道理不是用墨而是用血淚寫在八十年代河北的每塊土地上。但是，十年動亂的惡果正使一大批青少年麵臨著淪為新文盲、半文盲的危險。一九八二年，全省的學齡兒童堅持讀完小學的隻有百分之七十四，而堅持下來的“畢業生”隻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合格的，初中“畢業生”的合格率則隻有百分之二十！這一茬孩子，十年二十年後，即到了我們寄以重望的二〇〇〇年，可正是社會生產的主力軍啊！教育質量低的原因在哪裏？一日教師水平低。水平低首先是因為待遇、地位低，“養不住大魚”。各地毆打、侮辱教師事件接連發生，你以為僅僅是法製觀念淡薄的緣故嗎？他為什麼不打電工，為什麼不打汽車司機？二日辦學條件差。進村不用問，沒門沒窗的就是學校。全省每一百間校舍就有四間危房，每十個學生中就有三個人沒有桌凳。不少地方仍然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錢，都需要錢哪！實際上，省裏的教育經費每年都在增加，一九八二年比八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點九，仍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單靠國家，三年五年是還不清曆史“欠帳”的。嚴峻的現實啊！
高揚在嚴峻的現實中奔走，在教育現狀的“死胡同”裏尋覓。他發現了矛盾！發現了一個怪現象：這幾年農民一天天富裕起來，農村裏到處蓋新房，唯獨學校破破爛爛！獲鹿縣一個大隊豐收了，一年中光請人唱戲就花了六七千元，可是學校的危房卻不修，一下雨學生就得停課。為了唱戲，還挖了學校準備蓋房的石頭根基壘了戲台。~是何道理？他看出來了，聽出來了：土地、山林承包了，學校可是國家包辦的，他們覺得把錢花在教育上是扔在井裏了……
道路無非是兩條：要麼等國家富裕了再辦，結果將是繼續耽誤這一代人；要麼把學校交給群眾自己辦……何去何從？農村中的先進分子已經在探索新的道路了。高揚在獲鹿調查時聽說，城北三十裏有個李村，一九七八年，大隊籌措了幾萬元，想改善一下陳舊的大隊辦公室。女支書張新香說，“我看咱幹部再湊合幾年吧……”冒著大雨，她把幹部們領到學校，指著滴答漏雨的教室說；“咱全村八百多戶人家，住的、用的，家家過得去，學校卻玻成這樣……真對不起孩子們哪！”於是，他們當年動工，花十幾萬元蓋了一座標準的教學樓。這一來，師資匱乏成了主要矛盾。請縣裏派，縣裏也沒有啊！黨支部決心拿出三、四萬元，出高薪招聘外地教師。縣教育局拿不準；報社不敢登廣告。教師可從來都是國家派的，這“招聘”符合這個、那個嗎？高場聽到這兒，卻仿佛眼前打了個閃電：“我看可以。允許人家先富起來，為什麼不能允許人家先文明起來呢？把招聘廣告給我看看！……”春節期間，李村大隊的招聘廣告登出來了，登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可是一個月內，全國十七個省市報名應聘者竟達三百之眾。經考核挑選，聘請了十六名，李村的教學麵貌立刻改觀。象這類群眾和社隊自願出錢辦學的事，各地都有發現。是改變政策、改革製度的時候了！高揚從廊坊、壩縣、大城到保定，一路醞釀著，回到石家莊後，二月二十六日，立刻伏案疾書，提出了《關於辦好農村中小學的意見》，共八條改革建議：把農村小學、初中劃歸民辦，即分別由農村社隊負責辦；教師工資由社隊發放，不論采取那種籌款形式，總之要保證提高教師的實際收入；騰出國家教育經費集中改善高中、師範、農中、其它職業中學和示範性初中，以及補貼貧困社隊的中小學；對教師實行定期考核、淘汰和招聘製度……
這是一項帶根本性的改革。它觸動了現行中小學教育的領導體製和勞動人事製度。
這是一個大膽的建議。它至少必須麵對三個方麵的挑戰：第一，本來由國家“包辦”的事情，如今要社隊出錢，農民出錢，農民答應嗎？第二，一提把中小學“下放”，人們就自然想到一九六九年使廣大教師深受其害的“侯、王建議”，“又要拿教師開刀嗎？”第三，這不等於倒退嗎？報紙上正大談普及義務教育，而你卻要“劃歸民辦”，符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
非同小可。全省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在校中小學師，生；尤其在廣大農村，這項改革將牽動幾乎每一個家庭的利益。一旦改糟了，改亂了，影響所及，將是全省規模的關乎政局的騷動……高揚慎之又慎。
“八條意見”隻印了三十份，供省委常委和教育部門的同誌醞釀討論，提出意見。高揚帶著這“八條”，再次驅動“麵包車”，到束鹿縣、衡水地區、衡水縣、冀縣廣泛征求意見，同時挑選一些縣和公社先搞試點。回到石家莊，他親自主持撰寫宣傳提綱，提綱經三次討論，他親自修改定稿。此後又批轉衡水地區的教改情況報告，作為第二個宣傳提綱。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八條意見”，省委、省政府正式發文通知各地（市）縣結合本地情況貫徹執行。高揚還不放心，又專程去靈壽縣聽取文件發下去後的反映。
至九月二十日，各地的試點已進行了近四個月，省委、省政府召集了十四個試點縣的書記（或縣長）、教育局長舉行座談會。座談會開了五天，高揚天天到場，從不遲到早退，而且除結束前的發言外，他基本上隻聽不講。他反複問幹部們：“還有沒有第二個辦法？”
舊事物與新事物之間，其實隻隔著一層窗紙，一旦捅破，一個嶄新的天地便豁然出現在眼前了。不過在沒有捅破之前，這層紙看上去簡直是一道城牆。“八條意見”與群眾一見麵，人們才發現，原來這幾年隨著農村經濟形勢的變化，早已蘊蓄著強烈的“辦學熱”，而今一經點破，這股熱情便突然噴發出來，在廣大的農村形成了一派從未有過的紅火熱烈的景象。農民說：“耽誤莊稼是一季，誤了孩子是一代。錢花了可以再掙，誤了孩子可買不來。”衡水地區阜城縣的縣委書記朱誌武下鄉去調查，他問四十多歲的婦女張瑞芳：“要是把初中和小學交給社隊辦，農民出點錢，行不行？高揚同誌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張瑞芳丈夫去世後，一個人拉扯四個孩子，有三個女兒在上學。她說：“我常對孩子們說，你媽是頭老黃牛，為你們上學拉斷了套也不回頭。隻要孩子們能念好書，一年再讓我拿百八十的也願意；分兩季，我拿得起。”朱誌武被感動了，他說：“你可得說實話，別看我縣委書記來了就……”張瑞芳斬釘截鐵：“我說到做到！”七十一歲的老農民楊保合回答更幹脆：“甭看我沒孩子上學，每^刀兵校拿個百八十的沒問題。你給高揚同誌寫信吧，薩#沐5同意了！”其實，哪裏是要他們出“百八十元”呢？把初中和小學劃歸社隊來辦，分攤到每個人頭上，每年不過是五、六元。而衡水地區一九八三年農民的人均集體收入己超過了三百元。農民說：“不就是五、六元錢嗎？六七十棵棉花富富有餘。”而獲鹿縣人均辦學負擔隻需四元，相當於一隻母雞一年的投蛋量。獲鹿縣委七月發出“八方開源辦教育”的號召，各國營、集體單位和城鄉三萬二千多名個人踴躍捐獻，多者千二八百，少則三角五角，僅百元以上的就有四十八人。退休幹部馮誌華拿出一千元，農民史日新捐獻八百元……由於有了較充裕的資金，教學條件迅速改善。北寨大隊地處山區，原來的小學設在窯洞裏，怕丟東西又拉上鐵絲網。人們說：“遠看象牢房，近看是學堂。水泥當桌凳，磚頭堵黑窗。”如今也要自己蓋教學樓了。家有汽車的農民陳振山和十二戶家有小拖拉機的農民免費承擔了運輸任務，隨叫隨到；承包大隊磚廠的四戶農民獻磚一萬七千塊；承包采石場的六名農民保證供應全部石料、石子、分文不取。個體木工、泥瓦工、電焊工等三百多人一齊上陣參加建校義務勞動。一座標準的二層教學樓很快落成。“俺山溝的土娃娃也進洋學堂了！”農民們趕廟會似地跑來參觀，這一天成了山村的節日……到八三年九月，獲鹿縣各社隊已建成教學樓十一座，正在備料籌建的有二十八座……這是改革之前單靠國家撥款十年也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