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以來，經過三個地區近二十個縣市的調查研究，他覺得心中有點“數”了，召開一次地市縣委書記會議，研究如何開創農業生產新局麵的時機已經成熟。開始，農業部門提出要在會上討論八個議題。高揚說，議題多了，就沒有議題。回到省城，他根據自己的調査所得，會同調査回來的省長劉秉彥、常務書記張曙光等同誌的意見，親自擬定了“促進聯產承包責任製向橫寬縱深發展”等三個專題。經常委會討論後，責成有關部門抽調得力幹部，按三個專題分頭下去調査。高揚同時又再次下去調査了十八天。三個文件起草出來後，又派調查組帶上文件草稿分三路下去征求廣大基層幹部和重點戶、專業戶的意見。
這在當時還是三個新鮮的課題，是在河北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三棵新苗，其中有些提法在上頭文件裏是找不到的，有人擔心會不會與中央精神不一致。會議開幕前夕，中央一九八三年一號文件下達了。大家一對照，省委的文件與中央文件的精神絲絲入扣，對上“口徑”了！
這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它不僅為河北農業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在人們心理上引起了微妙的震動：省委的作風變了！河北的幹部和群眾開始有了自信，他們正走在中央指引的道路上。他們為此而感到踏實，感到自豪，不象前幾年，隻在大標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那樣，令人惴惴不安，啼笑皆非。
這次會議之前，有這樣一個小插曲——八二年十一月，高揚到邯鄲市研究中小型工業企業問題。十天之內，他看了十個廠礦，昕取了市委及下屬四個部門的彙報。這天晚上，他同千部談完話，已近十點了。他向秘書甄樹聲打招呼說：“晚上我要寫稿了。”預定第三天他將在幹部大會上講話。
十二點，他房間的燈還亮著，秘書先睡了。第二天早晨，秘書走進他的房間，見他的燈仍亮著，不禁有些吃驚。髙揚解釋說：“啊，早晨起來我又寫了一會兒。”上午他還要開會。小甄把他昨晚寫的抄出來，共有三千五百字，這就是後來在全省中小工業整頓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五條意見”。
定稿之前，小甄提了條意見。稿中原有一句：“不要盲目提翻番”。小甄說：“這句話是否改一下，或者不要？”
“為什麼？”高揚問。小甄說：“十二大剛提出翻番的口號，現在叫得正響，這樣提……”不言而喻，有“唱反調”之嫌。高揚說：“我這個翻番，前麵是加了限製詞盲目的嘛。中央提翻番，是以一九八〇年全國的工農業總產值為起點的，是經過了計算的。可是具體到某個單位就不同了。比方說：剛生下來的孩子，五歲以前身高、體重可以翻一番，到了十八歲還能翻嗎？那不是假、大、空嗎？”
下午，他召集當地一些負責同誌，念了稿子，征求了意見，之後又讓隨行的“秀才”們再推敲一下。不料省委副秘書長肖風又把這句話劃掉了。高揚搖搖頭說：“你們哪，就是怕我和中央不一致，怕我犯錯誤。好吧，少數服從多數。但是你們這個思想不對頭。”
這裏也許可以套用一下“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這句老話。“大躍進”年代，高揚以中央工業工作部副部長身份下去檢查工作，曾對所謂“大煉鋼鐵”等違背科學的作法提出異議，而且訴諸文字，據理力爭，他因此得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標杆”的帽子。下放兩年之後，擔任化工部長期間，仍不“改悔”，看到上送的報告中某些在什麼“指引下”、“鼓舞下”、“照耀下”之類套話，他就說：“這是給中央看的工作報告，羅列這些幹什麼！”於是動筆劃掉。這些時髦的“鐵證”又使他戴了十一年“三反分子”的帽子。看來，五九年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兩次被打倒，並沒有教這位剛正的共產黨員學會“見風使舵”，甚至沒有學會起碼的世故和圓滑。他是那麼自信，就象農民堅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那樣，他堅信，實事求是的種子點進哪裏的泥土都不會長出別的苗兒來，雖然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
難怪肖風多次感慨：“高揚同誌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於和善於把中央精神和河北實際高度結合。”他說這話是經過對比的。他在省委機關工作幾十年，可算是秘書班子裏的曆代元老。他曾親見有的領導專靠揣摸上級喜好來決定自己的態度。上級喜歡聽什麼，他就講什麼；上麵講八分，他就講十分，上麵講十分，他講十二分。上麵開個什麼會，他也開個什麼會，甚至到會人員的身份、會議程序都照套不變。他從這種“領導方法”中得到孓不小的甜頭，至於老百姓得到的是否也是甜頭，那他就管不著了。
“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當高揚抱定“走到哪兒就住哪兒”的方針，在太行山裏越走越深，在漿水供銷社那樣的“客房”下榻的時候，有人已經在邢台地委的招待所門前等他了。“這是一位五十六歲的老太太，叫徐秀英。象山裏的多數農婦那樣，她將花白的頭發用一塊褐色頭巾裹著；這頭巾是件寶，遮蔭涼、擋風寒、提東西、擦眼淚……都是它。她走路有點蹣跚，不難看出，她的鞋尖有一半牽空的——那是一雙“解放”牌的纏足。
十月十日，高揚沒到市裏來；十一日，他還沒來……徐秀英歎息一聲，扯下頭巾擦擦眼淚，第二天又來……她在這樣的路上，已經奔走五年了……
一九四七年，這位二十一歲的山裏姑娘就當了村長，第二年入了黨。一九五六年，她已是邢台縣手工業聯社組幹科的副科長了。從一九六一年起，她參加調查一樁牽涉到某些領導幹部的貪汙腐化案，案子未結，“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些心裏有鬼的人要她交出材料，她恪守職責就是不交；她一日不交，人家就一日不舒服。禍根兒就從這埋下了。
一九七二年，她發現二輕局經理部倉庫保管員陳XX有盜賣鋼材、私吞貨款行為，七三年、七四年、七五年，她和其他同誌又多次將陳XX査獲。作為政工辦公室負責人，她多次向領導反映，某位副局長卻一再阻撓，不讓深究。
陳XX為什麼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貪汙盜竊而又不被追究呢？群眾洞若觀火。有人說：陳XX想撈一千元，他就得貪汙兩千元，留出一千打通關節。不然人家那麼賣力給他打掩護？
一次，一位同誌對徐秀英說：“明擺著，咱要再查，就得受打擊。”徐秀英答道：“咱們都是老黨員了，寧可受打擊也不能昧良心，丟原則。”不久，經理部為了同東北林區拉關係搞木材，違反規定動用庫裏鋼材換來白麵、香油、花生米、自行車等去送禮，徐秀英堅決反對，並向上報告了這件事。這又在舊帳上加了新“債”。顯然，一場“明擺著”的打擊報複正等待著他。
天遂人願，“機會”送上門來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二輕局的卡車在外縣軋傷了人，局裏派徐秀英和曹濟川去處理善後事項。執行任務時，徐秀英被歹徒打成脊椎骨折，衣食不能自理。這是工傷，本應由局裏負責護理，局裏不管；派個人去找肇事者所在單位，由他們負責總可以吧？連這事也不管。徐秀英的老伴，原地區農業局副局長胡芸閣，“文革”中被毒打致傷，七四年從幹校回來不久就去世了。七六年，她的小兒子又在唐山地震中遇難夭亡。如今大兒子在部隊服役，女兒在十幾裏外的工廠上班，誰能照顧她呢？她孤獨地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以淚洗麵。多年來，她已經習慣於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給黨了。七四年到七七年，一連串的不幸沒有把她壓倒，她忍著悲痛，為揭發壞人，為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四處奔波，調査材料。可是今天，她覺得再沒什麼可依靠了。她畢竟是個女人哪！她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殺……
她的心思被女兒看出來了，被一些老同誌知道了，局裏的群眾也偷偷地來看她。人們勸她：“老徐，你可不能死啊！你一死，那案子的材料不就落在人家手裏了？人家正盼你死哩！”一句話把她震醒了：“就為了這場鬥爭，我也得活下去！”她終於敖過來了。
但是，這年十月：徐秀英剛能活動，局黨委便做坦決定，讓徐秀英交出了陳XX的全部材料。材料一交，公開的打擊報複就開始了：政工辦公室另派了負責人，她實際上已被剝奪了職務。緊接著，他們又利用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的機會，在辦公樓裏貼滿了“揭批”徐秀英的大字報，說她“文革”中“踹人兩皮鞋”，（徐秀英是小腳，一輩子沒穿過皮鞋。）又說她從一個老幹部家裏抄走“八雙象牙筷子”。（此人年年吃救濟，他買得起象牙筷子嗎？）並說這標誌二輕局的“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組織全係統的人來參觀。此後又扣發了她上訪期間的工資，取消了她的獎金~這種“獎金”每人都有，包括貪汙分子陳XX，唯獨“反貪汙分子”徐秀英沒份兒！
不法橫行的當權者，用自己的雙手壘起了債台，逼得徐秀英不得不把揭發陳XX放在一邊，而為控訴打擊報複，維護一個共產黨員和共和國公民的合法權利而鬥爭。從七七年到八二年，她寫的告狀信底稿摞起來足有尺把高。她那雙腳印早蓋嚴了從二輕局到地委的三華裏路。她找過地區工辦、經委、紀委，找過前後幾位地委書記、副書記和專員，也找過中央和省裏派到邢台的調查組，上過省城也上過北京。她遇到過形形色色的人物，她曾經感動得流淚，也曾經傷心地痛哭。她究竟流了多少眼淚，隻有那塊褐色方巾有數。
在她上訪的五年間，上級先後派出了五個調查組。其實案情早已查清，地委領導也曾多次指示二輕局給徐秀英“落實政策”，但問題始終沒有解決。為什麼？這些領導同誌大概忽略了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卻被打擊報複者看透了“不管誰的指示，最後都得通過本單位的當權者，而這些當權者正是“被告”本身。某局長曾多次叫號：“你告吧！告到哪兒也得回來找當地黨委！”某經理氣魄更大：“你告到聯合國我也不怕！”
多少富有正義感的老同誌和普通群眾，都以種種曲折的方式同情過她，聲援過她，久而久之，也覺得勝利無望了。一位老同誌去世之前對她說：“秀英啊，你要有個思想準備，不是鬥爭勝利的準備，是失敗了回家種地的準備……”
回家種地她不怕，連她的孩子也有這個準備。可悲的是：
按著組織係統，該找的她都找了，該辦的都辦了，卻一事無成。她擔心自己沒有力量再鬥五年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一天，徐秀英偶爾從廣播裏聽到一則消息：省委第一書記換了！“高揚！”這個名字對她究竟有什麼意義，她還不清楚，但畢竟是一線亮光。過後她又聽人議論，說高揚原則性強，辦事認真……找髙揚去！她隻有這一線希望了。
八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徐秀英被請到了第一書記的辦公室。她暗暗地給自己打氣：不管他愛聽不愛聽，也得硬著頭皮說下去。一生中也許隻能告這一次了。漸漸地，她發現髙揚聽得很用心，還常常插兩句問話。說到某經理的話：“你告到聯合國我也不怕！”高揚很生氣，說：“這哪象個共產黨員，這是野人說的話！”
徐秀英得到了鼓勵，拘束感無影無蹤了。她哭著、說著，恨不能把幾年的冤屈和積憤一下子都倒出來。
不知不覺，下班時間到了。秘書幾次進來，提醒高揚去食堂吃飯。高揚擺擺手說：“再等一等，讓人家說完。”從五點一直說到七點半。高揚把她送到門外，對她說：“徐秀英同誌，你放心，這些壞人壞事一定要搞清楚。”
在這片十九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省委第一書記可算最有權威的人物了。可是誰要是以為他的權力可以無所不達，那他就還不了解“文革”後的中國。
八月二十四日，徐秀英被請到地委會議室，同地委常委們一起，同二輕局局長一起，聽取了地委派駐二輕局的工作組的彙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隆重而新奇的場麵。徐秀英知道，是高揚同誌的批示下來了。
工作組經過調查，再次證實徐秀英反映的陳XX貪汙問題、二輕局領導打擊報複問題基本屬實。地委書記當場宣布：“徐秀英同誌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敢於同貪汙盜竊等不良行為作鬥爭，今天我代表地委支持你。”接著又對二輕局局長說：“過去地委對你的工作支持不夠。今後要把陳XX的問題徹底搞清，把對徐秀英同誌的錯誤態度徹底改過來。要開群眾大會宣布，清除過去散布的不良影響。……”
事情已經辦到這一步，徐秀英以為再沒有什麼問題了。回去以後，某局長並沒有召開群眾太會，也罷了，能恢複她的工作就行。五年沒工作了，她沒有忘記她是個共產黨員；她不是為了幾元工資、獎金才告祆的。八〇年初，這位局長曾經訓斥她：“就你事多，有你的工資，還非要工作！”徐秀英傷心地說：“局長，你我可都是老黨員了，你想想，文化大革命，十四年沒讓你工作，你心裏啥滋味兒？”
徐秀英不明白：人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讓她工作！有你這個疾惡如仇的人管政工，心裏有鬼的人會舒服嗎？還能明目張膽地搞不正之風嗎？
徐秀英等了幾天沒動靜，就去找局裏一位領導，領導告訴她：“你的問題歸經理部，你去找他們吧。”徐秀英從二樓來到一樓經理部，新任經理（原經理已調走）說：“還沒研究哩，我沒見著文字。”整整一個九月拖過去了，他們象踢皮球一樣，把徐秀英從樓上踢到樓下，從樓下踢到樓上。最後，那位局長幹脆回答她：“實話告訴你吧：是我不同意宣布。願告你去告吧！”
這是十月五日的事。
官司打了五年，聞名遐邇，邢台市多少雙眼睛都在盯著事情的結局。公理究竟能不能壓倒邪惡，看來還是個問題。十月八日，有人悄悄告訴徐秀英：“聽說高揚書記到邢台來了。”
徐秀英沉重地歎息一聲：難道非得再麻煩他不可嗎？
十月八日，高揚沒有來。這天，他在讚皇縣聽彙報時插話說：“現在歪風邪氣嚴重，他們就是欺負我們掌權的人太軟！”
十月九日，高揚還沒有來。這天，他在臨城對縣委的幹部說：“對那些違法亂紀的人，該嚴的不能寬，寬了就等於犯罪，人民就不能原諒我們。”
十月十二日，高揚仍然沒有來。他在沙河的會上說：“咱們要硬氣一點。我們有紀律嘛，國家有法製嘛！”
十月十三日，徐秀英在招待所仍然沒有等到高揚。他在邢台市裏的工廠做調查，聽取市委彙報時，他點題說：“說說社會風氣，說說幹部敢不敢得罪人……對違法亂紀的人不敢管，這也是不正之風！……你們處理不下去，給我打電話嘛，給我打電話不會有什麼困難吧？”
十年動亂，對我們破壞最大的是什麼？黨風！對我們的四化大業，對人民群眾的信心和信仰影響最大的是什麼？黨風！為了黨風的根本好轉，中央三令五申，作為黨的老戰士，作為省委第一書記，高揚時時處處注視著這個有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有“戰場”，他隨時準備衝鋒陷陣！他尋找著突破口。
十月十五日，徐秀英一到招待所門口，小招待員就招著手，神秘地告訴她：“來了。”
高揚的秘書接待了她。“你的問題，高揚同誌不是批示過了嗎？”待徐秀英說出批示以後的情形，秘書吃了一驚……是啊，誰能想到在我們共產黨的組織內部，會有這等事呢？
十月十八日，高揚聽取地委的工作彙報。談完了別的，他話鋒一轉，問：“徐秀英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還沒有。”
“她反映的情況是不是事實？”高揚反複問了幾遍，地委的幾位領導同誌都說：是事實。接著他們彙報了八月二十四日地委會議關於處理此事的決定。
高揚問：“地委的這些意見落實了嗎？”
“還沒有。”
高揚說：“她上訪五年多了，就是從地委表態算起，也已經過去一個半月了，為什麼還落實不了呢？”
地委領導同誌說：“宣布地委的處理意見時，二輕局局長說，二輕局的事不好辦……不行，他就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