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越來越清楚，已經沒有第二種解釋。高揚克製著自己的憤慨，說：“徐秀英反映的問題既然基本屬實，地委主要領導同誌又代表地委提出了處理意見，二輕局就可以不執行！地委就沒辦法了？你們常委都談談，這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照實說，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簡單到從來都是心照不宣，無須提問也無須回答。但是這位第一書記偏要打破砂鍋問（紋）到底，而且認認真真等待著回答。問題一下子變得極其複雜了。有的常委支支吾吾說了幾句，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幹脆打住了；有的則埋下頭，沉默不語。
高揚靜候片刻，終於忍不住激憤，說：“你們不願談，我也不問了！一個女同誌，敢於同貪汙行為做鬥爭，敢於反對領導上的不正之風，特別是在領導的丘製和打擊下，仍然堅持上訪達五年之久，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這是難能可貴的！
“對這樣明顯的是非問題，你們表了態，在你們領導下的幹部頂著不辦，你們卻能容忍！你們到底能不能辦？如果不能，我就另找兩位同誌，找兩位不怕同我高揚一起被打倒的人來辦！”
憋悶、混沌的日子已經太久了，人們盼望一聲雷、一場雨甚或是一場地震。它來了，帶著不安的氣氛一那是一種強烈得令人忐忑不安的興奮和期待。這就是邢台人民目下的心境。街頭巷尾，人們在悄悄地傳告：包文正來了！
地委常委連夜開會。在座的每個人都了解徐秀英一案的^始末，卻是今天才懂得它的嚴重性質，猶如大夢初醒。會議當即作出決定：建議司法部門依法逮捕貪汙分子陳XX；分別撤銷或免去打擊報複、頂著不辦的某局長等五人的領導職務；建議任命敢於堅持原則、勇於向貪汙盜竊行為做鬥爭的徐秀英為二輕局副局長。
地區紀委書記在二輕係統職工大會上宣布了上述決定。接著，《河北日報》《人民日報》等相繼報道了此案處理經過。中紀委和中組部的內部刊物就此發表評論，稱讚高揚“表現出了堅定的原則精神和鐵麵無私的公正態度”，號召各級各方麵的領導幹部都來做“敢於維護黨紀國法的硬漢子！
一個月內，邢台市和駐軍有七、八個單位請徐秀英做報告；二輕局的群眾紛紛揭發本局的問題；省內外幾十人給徐秀英寄來檢舉揭發材料和信件，請她支援。徐秀英成了他們的“民間檢察院”。十二月初，她把保定棉紡廠傅萬鈞的《第七十次申訴》轉呈高揚，高揚派人查處後，在報上公開揭露了這樁打擊報複案。一“邢”一“保”兩件大事，為八三年河北人民的新年和春節增添了一片激揚振奮之氣。
徐秀英，這位生了一副共產黨人傲骨的老太太說得好：“高揚同誌為我的案子花這麼多的心血，組織上又讓我當副局長，這不是扶我，扶的是正氣，扶的是民心！”
人們沒有忘記高揚十月十八日向地委的同誌提出的問題：對下屬如此無法無天的行為，領導者為什麼“卻能容忍”？又為什麼說不清楚或者沉默不語？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說不清楚、不願說或不敢說的，髙揚在大庭廣眾麵前說得淋漓盡致！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高揚在全省的地市縣委書記會議上嚴厲地指出：“現在黨的戰鬥性太差了。”
“一方麵違反黨紀政紀的事層出不窮；一方麵，有言責、有職守者熟視無睹，畏縮徇情的也大有人在。”他向在座的縣以上各級黨委的一把手們大聲疾呼：“連小小芝麻官；還會說：當官不與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象我們這樣執掌政權的響當當，的革命家，難道有理由怕誣告和丟選票嗎？”
怕，軟，削弱甚至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和黨的組織應有的戰鬥性，正是症結之所在。此後，三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高揚又在各種會議上多次提出要敢碰“硬茬口”，敢拔“釘子戶”，敢在“高門大屋”麵前實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並且“把能否堅持原則，敢不敢碰硬，當作考核地市縣委書記是否稱職的依據之一”，對地市縣委書記進行一次重點考核。“敢碰硬”的口號，在省內外得到了廣泛的呼應；素以豪傑並起著稱的燕趙大地，站起來一大批“硬漢子”。
在我們黨的幹部隊伍中，真正與貪贓枉法者同流合汙的雖然是極少數；對於“執掌政權”的人來說，處理下屬的壞人壞事一般也不必擔心受打擊報複；但是許多人靈魂深處的某個地方有那麼一片陰影，使他在壞人壞事麵前總是“底氣”不足，總是硬不起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讓人民群眾失望，於是隻好坐在電視機前聽憑人群為包文正、徐九經和“七品芝麻官”們大喝其彩了。他們有許多超過封建社會“小小芝麻官”的地方，但常常少了那麼一點“與民作主”的抱負和氣概。他們離開群眾久了，對老百姓的疾苦已感覺不到切膚之痛。看看高揚同誌的言行，這些“革命家”們是不難找到自己的症結的。這裏有兩筆統計：
一九八三年一月，除去元旦假日，共二十九天（包括星期天、這期間，省裏正開著地市縣委書記會議，此外高揚又兩次下去調查教育問題，此外還要除去開年之初省委的日常會議和處理各種公文所用的時間，高揚處理群眾來信四十七件。
二月，總共二十八天，其中包括春節假日和星期天。他除了去廊坊、壩縣、大成、保定調查教育問題，親自起草！《關於農村中小學教育改革的意見》和出席日常會議、處理公文之外，處理群眾來信四十五件。
他在這些來信上所做的批示，有許多本身就是一篇感人下淚的好文章。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高揚看到記者寫來的一份材料，說那裏的領導人從派性出發，不但不支持某項有重大價值並已做出出色成績的研究，反而百般打擊、刁難，眼看春節臨近，竟然不給烤火費，使堅持研究的同誌幾乎個個手生凍瘡。高揚立刻批給一位負責同誌：“請你負責下決心解決一下，碰一碰仗勢欺人的人。其辦法是派比較負責、敢辦事的人於春節後把信中申訴各點查清楚，如果屬實，可同XX地委、專署商量，從嚴處置阻撓科研工作的野人，以警效尤。……他們顛倒黑白，違法亂紀，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現在都敢亳無忌憚地做。（信中）所述如果屬實，我意應在《河北日報》報道，並處分幾個破壞科研工作、不法橫行的當權者，以肅那裏的惡劣風氣。可以立即給XXXX所打個招呼，使他們安心過春節。”
這裏絕沒有那種模棱兩可、不痛不癢、哼哼哈哈故做城府的官僚氣，而是愛憎鮮明，一針見血。正如他在一個批示裏寫的那樣：“他們受欺負連告狀都忘了……我這急性人，看了簡直想跳起來。”
四川仁壽縣一位十九歲的姑娘，被人販子拐騙到河北，賣給一個農民。姑娘如陷牢籠，不堪虐待，幾次逃跑末成。這時仁壽縣公安局來調查人販子的罪證，同姑娘的哥哥一起找到了河北，當地的一個公安人員竟然同參與販賣婦女的人串通一氣，從中阻撓，不許姑娘跟哥哥回家。哥哥提出臨走時見妹妹一麵，也隻許他隔窗看一眼妹妹的淚臉，聽一聽妹妹的哭喊。有人並聲稱：“她要想回家，就先把她打殘……”
仁壽縣公安局寫來的這份材料送到高揚的桌子上，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機關內外充滿除夕氣氛，割肉、買酒、分戲票、約親友！…雖末放假，習慣上已不正經辦公了。高揚心急如焚，立即批給主管政法的負責同誌：“XX同誌：此件請今天就動手處理。如此行徑真是無法無天，還成什麼社會主義世界。救人要緊，不要強調什麼過年過節了。高揚。”
擱下筆，想想還不放心，立即又補上兩句：，要用電話通知，立即把張XX搶救出來！”
秘書傳給秘書，領導批給領導……高揚的批件火速傳到了省公安廳。當日上午，公安廳即用電話通知到下屬公安局，下午又派一位處長帶人奔赴該地……
晚上，高揚回到了家裏，仍然放心不下。六點三十六分，公安廳的電話要到他的家裏，報告說：下午五點五十五分接到當地公安局報告。女青年張XX已從某縣某村解救出來，保護在軍分區內。
院子裏、大街上傳來爆竹的悶響，焰花在窗外閃亮。是吃年飯的時候了，人們在祝福骨肉團聚，老幼平安……高揚打量著小女兒在廚房忙碌的背影，滿懷慈愛地喚道：“麗達，吃飯吧。”
“急躁情緒”辯
昨夜一場風雨，出了些許小事，建築設計所的圍牆倒塌了。
第二天早晨，吳所長召開碰頭會，“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圍牆的問題。這新圍牆應該是什麼樣子呢？請大家踴躍發言。”於是建築設計所的專家們立刻引起了三派分歧：“現代派”與“守舊派”各執一端，引經據典，各自發表一堆永遠正確的原則；最後由“取消派”一筆勾銷：“依我看，如果圍牆不倒的話，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圍牆到底怎麼修？矛盾留給了行政科的辦事員、生了一張娃娃臉的馬而立。
馬而立騎車直奔房屋修建站，同那裏的工人和技術員一起，蹲在地下比比劃劃，不到半個小時，幾個難題都解決了。接著他帶領工人們隻花了一個星期天的工夫便把圍牆修起來了。因為修得太快，快得叫人毫無思想準備，於是招來了“批判力永遠大於創造力”的三大派一片非議，一致認為這個馬而立“辦事不穩”。已經兩天兩夜沒合眼的馬而立，睡在會議室的沙發上，朦朦朧朧地挨了！頓批……
這是江蘇作家陸文夫的一篇小說。它現在正捧在髙揚的手上。放下這本雜誌，他難以抑止地在房間來回走動著，他看見了千萬個河北的“馬而立”，千萬個河北的“吳所長”……他重又坐下來，揮筆寫道：
建議把陸文夫的小說《圍牆》印發省直機關各單位，包括事業單位，供所有工作人員閎讀。
小說中所描繪、刻劃的人物群像，我看大家都“似曾相識”，這些人好象就在我們身邊走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領導幹部、專家們和其他工作人員們，在用人行政、看人看事等方麵應該從這篇故事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很值得每個人深思；象馬而立那樣的幹部，大概哪裏都會有，他們的處境如何，也值得各級領導者負責檢查一番，不要讓詩人再發出：“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譯”的歎息。
高場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馬而立三生有幸，經第一書記批準，加入了河北籍，成了老少皆知的著名人物。陸文夫麵然是全國屈指可數的著名作家，但筆者敢說，在河北的黨政幹部和工作人員中間，知道馬而立的比知道他的多。
省委第一書記用小說指導工作，頗為新鮮。《瞭望》雜誌稱讚這是“一種值得提倡的領導方法”。高揚倒並未想到這一層。他隻是覺得小說裏的那些人物“似曾相識”，“好象就在我們身邊走動”。有些同誌吃慣了“大鍋飯”，端慣了“鐵飯碗”，辦事拖拉，文牘主義，互相扯皮，矛盾上交……“文不象謄錄生，武不象救火兵”，甚至沒有升官發財的希望就不幹了，就沒動力了，典型的舊政府小職員形象——做官吃飯。他對此蹙額疾首，他在尋找整飭的辦法，尋找生活中的“馬而
立”。
八二年夏天，河北的局麵還相當混亂的時候，有一張名叫《農家樂》的農村科技小報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張小報登的都是農民立刻用得上的科技知識、生產的經驗、門路和信息，它順應了實行責任製後農民對科學知識的渴求，為我們幫助農民致富找到了一條途徑。十二月的一天，他打電話給河北日報社，說他想見見《農家樂》編輯室的同誌。他與他們整整座談了一下午。這張小報最初是河北日報社農村部的同誌在一不增編製，二不增設備，三不增資金的情況下辦起來的，後來與省供銷總社合辦，由各地的供銷社、代銷店和副業組織員，把報紙送到訂戶手上。每次報紙一印出，農村部從主任到編輯一齊出動，自己動手分報、包裝、發送郵局。為了方便農民訂閱，池們打破常現，農民看到報紙再交錢也行。“甜葉菊種子在哪裏買？”
“蚯蚓到哪裏去賣？”
“小雞互相啄羽毛怎麼治？”為了答複讀者提出的問題，他們四處尋訪，還常常代農民買種子、書籍等寄去。因此，它創辦一年，訂戶已達三十萬份（八四年達七十萬份），被《文摘報》列為全國“個人訂戶之最”，農民稱它是勞動致富的“及時雨”，“活財神”……
“好！”高揚興奮地稱讚道，“你們雖然也是官辦的，但是辦到了農民的心坎上。我們就是要把那些官辦習氣打倒，打不倒也要擠垮它！”他囑咐編輯室把辦報的情況寫份材料給他。八三年一月六日，他把這份材料首先推薦給地市縣委書記會議的代表們。
“……一個每月四期八開紙四版的小報，在全省，甚至在全國產生了影響，展現了它突出的生命力，原因何在，材料中寫得明明白白，讀了令人感奮。說它為一九八二年河北工作增添了小小的光彩，我看也不算過譽……因此我主張，把這份材料廣為印發。發到全省各文藝文化團體及新聞出版部門……同時發給各地、市、縣黨政領導機關，，要求他們據以檢查、糾正農工商學各業有些官辦，單位安於落後的懶漢思想，促使他們振作起來……”
他在這裏推薦的實際就是“馬而立”精神。幾天之後，他在會議的講話中又鄭重指出：“進一步提髙黨政機關工作效率的問題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今年必須力求振刷。”七月，他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提出了“振作精神，振興河北”的響亮口號，並采納了記者牛一見的建議，要求首先從各級黨政機關大院“振”起……
諧然成趣的是，《河北日報》五月二十五日發表了高揚推薦《圍牆》的意見，全文轉載了這篇小說，正在這件新鮮事被人們爭相傳告，一時“洛陽紙貴”的當口，二十六日，該報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通訊，介紹一個名叫顧二熊的縣屬小化肥廠廠長。人們讀過之後，不由叫道：“嘿！這顧二熊就是個馬而立，呀！”
所幸，這個“馬而立”沒有遇上“吳所長”。該報四月二日已經報道過這個小化肥廠，那時候，高揚剛離開這個廠兩三天。報道的標題、副標題引用的就是高揚在那兒說的話。
“用人的得失，是古今中外治亂興衰之所係。”高揚一到河北，就反複強調這一點。上任第三十五天，他就在地市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出要清除幹部工作中“亂點鴛鴦譜”、“學非所用”、“優材劣用”、充數”等積弊。他還提出“發現和選拔人才要開創新的途徑”，主張動員群眾推薦人才，以彌補單靠組織部門專業考察製度的缺陷，避免遺漏人才和選拔失誤。作為“七十老翁”，他深感時間的緊迫，因此不遺餘力地為那些“遺之在草澤”的馬而立式的人物打抱不平，鳴鑼開道。每次下去調查，一聽說哪兒有個不錯的人才，他立刻就去考察。
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到了衡水地區，聽說冀縣化肥廠的年輕廠長顧二熊很有道道，於是他就去了。他讓顧二熊領著，沿著生產流程察看了各個車間、化驗室和銷售處，以他當過四年化工部長，主持編寫過“化工知識叢書”的眼力，直接考核了顧二熊和他的工廠。那時候，我國大多數氮肥廠都賠錢，一九八一年顧二熊剛當廠長時，他們的主要產品“碳酸氫銨”也賣不出去，農民說那是“氣兒肥”，不管事。顧二熊在河北農大攻讀了四年“土化”專業，畢業後又當了多年農業技術員，深知農村的狀況和農民的心理，對農民有很深的感情。他寫了篇論文，提出化肥生產要和普及化肥知識結合起來，受到化工部的重視。他們下鄉宣傳科學知識，進行化肥效果實驗，讓農民親眼看到化肥的效果。他們號召農民買化肥時帶土樣來，工廠免費提供化驗分析，然後教以應施化肥的品種、數量和方法，並對帶土樣來的農民爭以優惠價格待遇。他們免費為青年農民舉辦化肥技術訓練&；他們根據本地區土壤、氣候特點改革施肥方法，為全區農業增產開了一條新路……
他哪裏隻是一個小小廠長！他簡直把他的化肥廠變成了一個推動巨大杠杆的神奇的“支點”，變成了一個足以震顫全身肌肉的“穴位”。高揚興奮地稱讚他們的“農化服務中心”是個方向，既興工，又利農，為振興小化肥工業開拓了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