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來，河北的黨走過了特殊曲折的道路。林、江反革命集團的一些重要成員直接插手，埋下了禍根；“左”的影響嚴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針政策在那裏很難貫徹，在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進展緩慢，唯獨進京上訪人數居全國首位。中央先後多次做工作無效，於是先後派出幾位久經考驗、且與河北兩派素無瓜葛的老同誌，接任了河北的黨政主要領導職務。
遺憾的是，這幾位老同誌不久也被河北的複雜局麵纏住了手腳。“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充分暴露出來，從省委、省直機關到相當多的基層單位，都形成尖銳對立的兩種觀點，爭吵不休。一年過去了，老同誌們沒有檾中央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倒是接二連三地送來洋洋萬言的告狀信……一九八一年夏天中央批評河北工作“落後了一大截”，如今仍然是“一大截”。
這是什麼時候了？一九八二年五月，離“十二大”開幕還有一百天！不可容忍，不容等待。中央不得不下決心再度易人。
可是，派誰去呢？那裏的形勢再也經不起反複了，那裏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這是一件煞費禱藉的事情。
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集合著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誌，由餘秋裏同誌牽頭，進行著“十二大”的代表資格審查等組織籌備工作。高揚也在其中。他一九三六年畢業於東北大學經濟係，同年入黨。解放後，擔任過沈陽市委副書記、遼東省政府主席和省委書記、東北局組織部長、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工業工作部副部長、化工部長、吉林省委書記、農墾部長……黨、政、工、農，他都幹過。重要的還不是他的資曆和名分，而是素質，用黨內一些老同誌的話說，“這是個幹事情的人”。這樣的人對於我們的事業永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他退出農墾部幾個月內，黨和國家機關已有六種崗位先後來選擇他了。平心而論，隻要有工作，他都願意做。“文化大革命”十一年半不得工作，無端垂老，滋味不堪回首。一九七七年，中央派他去吉林擔任省委書記時，他的“三反分子”帽子還沒有摘呢。耀邦同誌說：管它呢，先幹起來再說！高揚也不計較，戴著就戴著，有工作就行！他就這樣上任了。……但是今天，考慮到“年輕化”這個大局，他自己的意願是退出一線，重操四十六年前的學業，搞點經濟研究。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大喜過望，立刻表示歡迎。
偶然性就在於，上述六種職務由於種種原因，暫時都未變成現實。於是第七種職務便來叩門了。
這天晚飯後，餘秋裏同誌同高揚一起散步，忽然對他說：“中央準備讓你到河北去工作，你覺得怎麼樣？”顯然，秋裏同誌是受中央委托，先來吹吹風的。
這是高揚完全沒有料到的；但對#北的情況，他有所耳聞。他懂得事情的嚴重性質。想了想，他誠懇地回答說：“我已經七十二歲了，河北又是那樣的情況，我恐怕是力不從心了。……從長遠著想，是否請中央另外考慮人選……”接著，他向秋裏同誌推薦了三位年富力強的同誌，他覺得他們都比自己適於擔負此任。
半個多月過去了。這半個月內，想必中央進行了最後的權衡和抉擇，看來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一職，是非他莫屬了。於是，六月九日，習仲勳同誌把中央的決定鄭重通知了他……這天，高揚從中南海出來，徑直驅車去找他在吉林和農墾部時的秘書韓立成，對他說：“中央已決定讓我到河北去工作，我答應了。你能不能跟我去？”
看得出來，他的情緒有些激動，也有點沉重。他等待著回答。
韓立成沉吟良久。跟他說什麼呢？那是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方，前車之覆可鑒，這他知道；這些天，聽到風聲的老同事、親友、家人，都反對他去河北，這他更清楚。他經曆的坎坷夠多了，垂暮之年，還要再冒一次風險嗎？……想來想去，韓立成還是忍不住建議道：“你能不能再找耀邦、小平同誌談談？……”
“我還能談什麼呢？”高揚說。“就談談力不從心，也好啊！……”高揚輕輕地、緩緩地搖了搖頭，說：“一生中，這恐怕是組織上最後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我不能拒絕……”
不知怎麼，韓立成倏地湧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那時，他的家剛從吉林遷到北京，但他立刻回答：“那好，我跟你去。”
命令和服從，大凡在兩種場合體現得最為嚴肅和徹底：一個在最下麵，班長命令他的士兵；一個在最上麵，統帥部派遣大將，同樣是一令既出，冒死不辭。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高揚隻帶秘書韓立成一人，趕赴石家莊走馬上任。
第二天，省直機關召開幹部大會。這是個曆史性的場麵。前任幾位負責同誌各自發表了簡短的感情複雜的告別演說。輪到高揚了，他表示今天隻是向大家報個到，此外無話可講。於是，散會。
他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著他，準備捕捉他的每一句話，以判定對自己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運有利還是不利。話他是要講的，但那需要時間。
第二、第三天沒講，第七、第八天還沒講。轉眼已是第十天了。中央為了幫助他摸清情況，派了一個九人工作組協助他，加上秘書和他自己，總共十一個人，要在十天之內理清這團亂麻，並非易事。倉促表態，無論說出有利於哪一方的話，都將重蹈覆轍，引起新的混亂。而遲遲不表態，將使兩方的人都感到失望，何況一個五千三百萬人口的大省的工作不容久等。他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拿出一個改組省委領導班子的方案。
經過十天緊張的調査，與各方麵接觸，現有三種方案可供選擇：
第一種：凡“不積極執行三中全會路線”的一律換掉。一這個關乎“路線”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義，指的是某一方的人。
第二種：按年輕化的要求，六十歲以上的常委、六十五歲以上的書記都調走。——這個標準看來無可非議，一落實到人頭，不對了，這等於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換掉。以上兩案都具有排他性，不足取。第三種方案：把兩方麵的尖子人物都調走，不偏不倚，“對等裁軍”。^看來，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最為徹底、最能服眾的方案。如果高揚這樣提出，中央也會批準，“改組”嘛。但是他說：也不宜取。這樣調整麵寬，震動太大，每一個要走的人都會背上思想包袱，覺得是犯了錯誤不受信任的人。其結果是人出了班子，派性轉入“地下”，反而不好做工作。而且每個人都代表一批群眾，從長遠看，不利於安定團結，不利於調動積極性。派性是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解決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化大革命”中多數幹部和群眾都參加過“群眾組織”，都有“派”，目前難辦的是他們，以後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們。因此，他主張少用“外科手術”，而主要施以中醫的“調治”：舒筋活血，消積化瘀。
高揚在思謀著一個最簡單也最複雜的方案。他有某種預感，他覺得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
這是七月一日，高揚到任第十一天，向全省的地、市委書記們發表“施政演說”：
“見見麵，認識一下，以後要共同工作，見麵機會還多。”鴉雀無聲。等了十天，他終於開口了。但又怕他講，怕使自己失望。
“應該講點什麼，但話難講。……現在幹部思想浮動，不知省委班子動向如何，是大調整還是小調整？不少人在觀望，傳說紛紜，真假難辨。我是省委新聞發言人，在這種情況下，不說話不行，說不恰當也不好。怎麼說呢？我工作多年，從前終過地委書記，和大家是同行，進城以後，除六〇年被定為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貴州工廠兩年，和文化大革命千一乍半未工作外，在省、市、中央局和中央機關做過各種工作、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坦率。都是實情。可是，你將怎麼辦呢？“想過之後，今天我能說的是以下幾點……”接著，他提出了後來對扭轉河北局麵起了關鍵性作用的“三點意見”：
一、省委領導班子隻進幾位較年輕的同誌，其餘基本不動。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動。
二、要真正搞大團結。兩三年來，誰都說自己堅持貫徹三中全會路線，卻恰恰把三中全會要求的為工作重心轉移創造條件這個政治任務一一安定團結，給忽視了。
三、暫停爭論。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辯明再講團結，就會爭論不休，賠誤工作。有些是非，通過以後的實踐會逐步弄明白的。
從開場白到結束語，兩千零五十字，完了。出人意料。已經宣布散會，有人還坐在那裏愣著……
十天以後，中央批準了這個“基本不動”的方案。五千三百份省委文件，發往公社以上各級黨委，又通過他們與五千三百萬河北人民見麵了。飽受動亂之苦的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反響強烈，充滿了期待。
仍然留在班子裏的各級領導幹部，心中一塊石頭落地了。仔細一想，卻不滿足：“三點意見”並沒有肯定我這一方是正確的。多年積怨，這樣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
不消說，日常黨的會議上時有齟齬發生，在北京開“十二大”的河北省小組會上也曾出現“劍拔弩張”之勢。真溈難辨的告狀信，成捆成摞地送到“書記樓”，都寫著“高揚同誌親啟”，都在爭奪第一書記。某些搞“四大”有癮的人，公然圍坐在“書記樓”前請願，要求“徹底”落實政策……
風譎雲詭，險象環生，正如工作組的同誌事先所估計的那樣。“這樣吵吵嚷嚷的，你怎麼工作呀！”有的同誌甚至擔心他弄不好給轟回去……
“被轟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沒有，那也無非是再回北京呆著唄！”高揚幽默地說。他居然還挺樂觀呢！他說：“這就象走鋼絲一樣，隨時有掉下去的危險，但它畢竟還是一條路。就看你怎樣走了。”
一生中最後一次出征，他又放棄了現成的路，寧願去走“鋼絲繩”。鋼絲在激流旋渦之上搖擺，考驗著“七十老翁”的真功夫。
他必須十分審慎地、耐心地處理一切，又不能讓複雜局麵牽著鼻子走。“暫停爭論”不是不分是非，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場上就無所謂“是非”。判別是非的標準隻能到派性之外去尋找，這就是黨性、黨紀和國法。
他在尋找一個突破口，他要撬開一條縫隙，使人們能夠伸進手去，把好人和壞人分開……
八月二十一日，《河北日報》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論誣告》。“誣告曆來為公正輿論所不容，而且是違法的。”文章開宗明義，指出河北誣告成風，乃是“文化大革命”公開羅織罪名的“遺風未泯”，是派性嚴重的人製造混亂的手段。其當前的特點是鑽空子，寫匿名信，與好人揭發壞人而不敢署名的現象魚目混珠，使領導機關“投鼠忌器”。於是作者提出“防鼠進器”三條辦法。最後呼籲：“現在的誣告風既然是躲在陰暗角落裏的老鼠們吱吱叫起來的，關心端正社會風氣的人們，實在應該齊心協力把它們趕上街，讓誰都看明白它們是鼠輩！”
作者：夏明。省委第一書記髙揚的便是。第二天，《河北日報》又披露了一樁驚人的誣告案：任縣人民檢察院副檢查長劉文生多次誣告檢察長，被依法逮捕。此後報紙上又連續發表了幾十篇反誣告的報道和文章。
《論誣告》站在法律和社會公德的高度，從紛繁的現象中，敏銳地抓住了這個傾向性問題，切中河北的要害，並在全國引起共鳴。《人民日報》及五、六家省報先後予以轉載。
接著，高揚又親手處理了邢台和保定兩起嚴重的打擊報複案件，在報上指名道姓加以公布。
反誣告，反打擊報複，斜剌裏殺來的兩劍，無情地挑開了派性的“護腚簾”，讓那些不法橫行者當眾出醜，再不能借派性以藏身；同時也給廣大正直的幹部和群眾撐了腰，壯了膽。高揚號召各級黨委在歪風邪氣麵前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要敢碰硬。他主張對大多數幹部給以充分的信任。他說，這就象抗日時期對待一些來自敵占區、曆史一時難以查清的幹部一樣，隻能在工作中加以考察。如果等一切都查清再使用，就將失去一大批幹部。……
如果說以上各點是為廣大幹部解除“後憂”，那麼他同時又在苦心孤詣地引導他們“前膽”。他有針對性地一步一步地提出搞好黨政分工、加強政府工作，消除“黨不管黨”的積弊，醫治科教衛生事業“貧血症”等一係列任務。他手中時時舉著四化建設這塊強大的磁鐵，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派性利益上引開；讓那些有“鋼性”的肯幹事情的人從派性的亂麻團中嶄露頭角，脫穎而出。幹部隊伍逐漸在工作實踐中分出是非優劣，改變了按派別分野的不正常局麵。
……說時快，那時遲。派性的平複，局勢的安定，是隨著各項工作的展開逐步實現的，讀者將從以下各章裏細細品味，這裏隻能簡短截說。
“三點意見”贏得了半年的穩定，也為高揚換來了用自己的眼睛考察幹部的機會。於是，在全國進行機構改革的腳步聲中，一個按幹部四化的要求配置和省委領導班子方案形成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央書記處議定河北省委的領導班子，前後不過五分鍾，就順利通過了。耀邦總書記幽默地用四個字稱道這件事：“風平浪靜。”
沉重的河北車輪，終於拔出泥潭，開始走上了正軌。回想半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人們越想越覺得那“三點意見”難能可貴，潛心鑽研“領導藝術”的同誌總覺得其中有什麼奧秘。高揚則把它說得平淡無奇。
“提出三點意見時，要說我在十天之內把情況都摸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國的大形勢是在往好處轉，河北是全國的一部分，它也在變。明天的兩派，將不同於昨天的兩派，我有這個預感。
“如果說前任幾位同誌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失誤的話，那就是把從前個別領導人的影響估計得太重了。要麼主張把所謂他那一派的人都換掉，不然不得了；要麼不敢動，一動就不得了。哪有那麼回事？河北的黨員大多數還是黨員，不是哪一派的派員，嘛。三中全會、中央的號召，對他們就沒有影響？他們就不想搞四化？事實證明，真正想搞派性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早就膩味了。
“物極必反嘛，我不過是順應了這個規律。”確實平淡無奇。但是一年以後，當他在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召開的整黨座談會期間，彙報了這段工作的體會之後，薄一波、胡啟立同誌給與了高度評價。
河北的路，在河北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黨的“十二大”勝利閉幕。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沒有比這更大的事了。各地報紙紛紛報道當地領導人大張旗鼓傳達貫徹“十二大”的消息，全國熱氣騰騰。可是河北的報紙上，始終沒見第一書記露麵，就是從外地傳來的髙揚的講話中，也沒有在什麼“指引下”、“照耀下”之類穿鞋戴帽的話。這使某些習慣於按常規思維的同誌很不安：作為第一書記，這麼大的事，連個態度也沒有……合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