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默中，共享的情感減弱，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諷刺的成分增加（如果智性遞增）；二是滑稽的成分增加（如果智性遞減）。
在滑稽、幽默、諷刺的笑中，滑稽最缺少情感的共享。滑稽不但缺乏情感，而且缺乏智性的深邃。比如，有一個婦女身材近來發胖，如果你見了她，說她近來胖了，這既不滑稽也不幽默，不會引人發笑，因為這裏不但沒有邏輯空白，而且沒有任何荒謬可言。如果你說她近來長“膘”了，可能有人就會笑了。因為你把形容動物的“膘”弄到人身上去了，這在邏輯上有一點荒謬悖理。但是這樣講隻能是滑稽，不可能是諷刺或者幽默，因為有一點侮辱人的意味；不但沒有智慧，而且也沒有任何友好的情感可言，在你所留下的邏輯空白中，這位女士既不能和你共享友好的情感，又不能欣賞你的機智，這隻能停留在滑稽的層次上。如果你說：啊，你近來發福了。這不過是比較有禮貌而已，這在正常邏輯之中，她不可能有什麼意外的失落和頓悟。如果你說，一見你我就想起一個故事，一個古巴女士到加勒比海去遊泳，弄得美國操縱間諜衛星的工作人員大為緊張，以為是古巴又造了一艘航空母艦。這就可能有點幽默了。因為顯而易見的誇張不但並不帶任何侮辱性，而且把這位女士帶到了一個不帶任何傷害性假定的遊戲的境界，這就便於她和你在邏輯空白中遇合，在驚異中產生溝通感、共享感了。情感交流因素增加，則意味著滑稽感減少，而幽默感增強。
如果情感性的共享減少，代之以智性的進攻性成分增加，則不僅僅導致滑稽的減少，而且導致諷刺成分的增加。有一個故事說，有一次歌德在小道上碰到一個曾經批評過他的批評家，此人十分傲慢，他說：“我是從來不給蠢材讓路的。”可歌德卻往旁邊一退，說：“我則恰恰相反。”這樣的說法，表麵是退步，實質上在邏輯空白中是針鋒相對，反過來把對方說成是蠢材。這樣一來，智性強化了，進攻性增加了，諷刺的成分遞增了，但是幽默的共享成分減少了。正是因為這樣，梅瑞迭斯說：“如果你覺察到可笑的，而你的心卻因此冷了下去，你就是落人了諷刺的手掌。”“諷刺家是一個道德的代理人，往往是一個社會清道夫，在發泄胸中的不平之氣。”梅瑞迭斯說的是一般理論，可是看起來卻像是給錢鍾書先生作風格的描述，尤其是當我們看到他說“諷刺的笑是一種冷箭或者當頭棒”的時候，鶴佑見輔說：“使幽默不墮於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純真的同情罷。”在錢鍾書先生的散文中，是絕對看不到他對被諷刺對象的同情的。他的諷刺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樣本。
可以這樣說，滑稽、幽默、諷刺的表層邏輯都是某種荒謬的歪理，而在深層空白中，因其智性（歪中有理）、情感、進攻性、共享性的互相消長而分化。智性的成分與滑稽成反比，而與諷刺的程度成正比。在滑稽的歪理中，情感的遞增可使幽默的成分遞增；反之，情感成分的遞減可使幽默的成分遞減。在滑稽和幽默的關係中，情感的共享與幽默感成正比，但是情感的共享與諷刺的進攻性成反比。進攻性越強，鋒芒越露，越是刻薄，情感共享越是淡薄，幽默感越弱，但是諷刺性越強。
當然，智性最為深刻的可能要算是荒誕了，到了荒誕中，已經容不得情感的成分，當然沒有心靈溝通的愉悅，最突出的隻能是從智性上看到的殘酷。這時如果有笑，也隻能是無可奈何的笑，甚至是毛骨悚然的笑。桑塔耶那在《美感》中說：“如果我們打算理解荒謬之事的意義，我們就應當不再發笑，而應當開始感到苦惱了。我們對人們的同情愈少，我們對他們的愚行的欣賞就愈細致：諷刺的樂趣非常近似殘酷無情。”但是，在這樣的殘酷無情的所謂“諷刺”中，其荒謬性中卻包含著幽默所不能容納的深刻的理性。這就是為什麼在20世紀中後期會產生黑色幽默和荒謬戲劇以及怪誕（畸形）雕塑的原因。
三、概念的心照不宣的歧義和“錯位”
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以其演繹的自洽性見長，但是純粹的演繹法，給他的理論帶來了一些致命的弱點。弗洛伊德提出，笑不僅產生於失落，而且產生於“混亂之後的明了”。但是這個“明了”來自何方？在西方幽默理論界至今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在行文的可讀性方麵，可能柏格森要比康德好一些。柏格森與康德的不同，不僅僅在文風上而且在思想上。柏格森從個性心靈被歪曲出發，得出結論說，笑產生於“鑲在活的東西上的機械的東西”。也就是說，在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身上，他看到了“造作的東西，刻板的東西”。表現出某種“僵硬，它和內在生命不相調和”，就有潛在的滑稽的因素。這實際上也就是西方幽默學中最基本的範疇：不一致（incongruity，又譯作：乖訛）。
在柏格森看來，這並不一定和任何一種期待失落有關，有時恰恰相反，如果一個演說者的思想豐富，變幻多端，內容毫無重複，而他的動作“卻周期性地重複著，而且毫無變化”，如果“我”“注意到這個動作”，“等待這個動作產生，而它果然在我預期的時刻出現，那我就要不由自主地笑起來”。非常有意思的是，柏格森強調的和康德恰恰相反，不是期待的落空，而是期待的落實才引起了笑。兩位大師在基本範疇上打架，至少在幾十年中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權威性把許多自命不凡的理論家嚇住了。其實，他們兩個人說得都沒錯，不過各人說對了一半。
全麵的說法應該是笑產生於期待的落空和意外的落實的猝然遇合。
對於康德的預期——失落和柏格森的預期——落實這兩個命題來說，康德和柏格森在這裏多多少少有一點經驗論的色彩。很顯然，他們的經驗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不完全性。以今天的理論眼光看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一個很重要的範疇：語境。其實也就是心照不宣的邏輯空白，隻有心照不宣地進入邏輯空白的人才能進入幽默的語境，進入幽默語境的人才能會心而笑。在不同語境裏，笑有不同的規律。同樣一句話，不僅在遊戲性語境中和非遊戲性的語境中其效果不同，就是同在一種語境中，也能導致二者的轉化，從而產生不同的效果。
在任何語言交流中，都少不了不言而喻的共識。人的語言符號並不是客觀和主觀對象的對應物，而是喚醒經驗的一種信號。二者之間首先是不等量的，其次在性質上並不是完全對等的。任何語言都不可能把全部信息在現場做完全的傳達。人類社會積累了一係列現成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複雜共識，一定的語境就由這些不言而喻的前提性的無聲的成分構成，這就可以使信息交流簡化。這種前提性的空白是一種文化心理的空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民族、一個階層、一個社區、一個方言區乃至一種職業所共享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職業、不同性別甚至不同經驗的人有不同的前提，這種文化心理前提不但是集體的，而且是持久的，是為社會所認同的。這就是構成語境的最基礎的成分。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具體的對話者，又可以因特殊的條件協同構成暫時的、個別的邏輯空白。這就是共同語境在不同條件下分化為不同的個別語境。同樣一句雙關語，在公眾場合中講出來，其中知情者（也就是處於語境——邏輯空白中的）會自然而然地笑起來，而不知情者則莫名其妙。這說明期待一失落，要受到語境的決定性影響，隻有在同一語境中的人，才能共享心照不宣的無聲的邏輯空白，構成預期和失落的心理前提。人們隻有在共享的邏輯空白中，才能無聲地構成某種溝通，在邏輯空白的語境以外，對於雋永的幽默，隻能像傻瓜一樣瞪眼睛。
所謂語境不是一個交談空間的概念，也不僅僅是一個現成的、心理的、曆史的、文化環境的概念，而且是對話者現場即興地創造著的邏輯空白的共享關係。在同一個交談環境中可以有一個或者幾個幽默語境，也可能一個幽默語境也沒有。在語境之中的人和語境之外的人所理解的同一個詞，肯定會不同，或者叫作語境所造成的“錯位”的語義。
魯迅曾經引用過克爾凱哥爾的一則寓言：劇場失火，醜角驚恐地跑到前台告訴觀眾，觀眾以為是演戲，報之以掌聲。小醜說是真的著火了，觀眾以為小醜演得非常逼真，笑聲更大了，掌聲更響了。這種誤解的產生就是因為觀眾和小醜雖在同一空間，卻不在同一語境。此時如果有一個知情的局外人，看著這一切而笑起來，就說明他處在另外一個幽默的語境中。
期待一失落是語境的語義“錯位”效應。邏輯空白是在有聲語言以外的。明確的有聲語言與我國楚辭九章中“孔靜幽默”中的“幽”和“默”（無聲）不相容，邏輯的空白被頓悟卻是無聲的，它是一種默契。但是，幽默語境，如果不是針對或者有意排除異族人的，就不完全是集體的，而是即興的、創造的，是在集體的心照不宣的文化、心理、曆史、語境的基礎上，讓表層語義和潛在語義發生分化，產生巧合的臨時的“錯位”的意義。
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有一次和薛寶釵說話，薛寶釵提議招呼林黛玉一下，賈寶玉以為林黛玉睡著了，就順口說了一句“管她呢”。賈寶玉以為林黛玉不會聽到，不想被林黛玉聽到了。後來當賈寶玉在場，林黛玉和一個小丫頭在裁剪衣服，有一塊布角被折住了，丫頭建議把它拉平，林黛玉就說“管它呢”，在場的知情者都笑了，而不知情者則毫無感覺。這種幽默語境常常構成一種“典故”，在朋友、夫妻之間非常普遍，實際上就是同一話語，在同一場合把知情者與不知情者分化為不同語境的結果。
這種邏輯空白首先所要求的不是什麼期待一失落之類，而是另一個東西，我把它叫作“心照不宣的語義錯位”。概念的表層意義和潛在意義（語境以外的意義和語境以內的意義）不一致了，或者說錯位了，隻有語境以內的人才能心照不宣，他們的心靈才能無聲地在潛在意義中頓悟，產生共享的微笑。
從理論上來說，這不僅是由於不同個體的不同經驗，而且是由於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所造成的。時間、地點、經驗都可能構成語境的分化。
辜鴻銘先生是主張一夫多妻製的。有一次在北大作報告，有人問他對一夫多妻製有什麼看法，他打了一個比方，丈夫好比茶壺，妻子好比茶杯，哪有一個茶壺隻配一個茶杯之理。他講這種話的時候，自己並不感到幽默，而在場的人可能會笑，但並不是因為他幽默，而是因為他愚昧。這裏沒有什麼語義的錯位，大家所理解的詞語的意義是相同的，因而這樣笑不是幽默的笑，而是對於愚昧的不屑。如果今日有人在什麼會場上講這樣的話，由於講話的人和大家一樣都處在心照不宣的共識中，大家都認為這是荒謬的，因而可以構成廣泛的共享，無疑會一齊大笑起來。這種笑的產生，是由於當時的語境和今天的語境、當時的語義和今天的語義有非常巨大的“錯位”，而這一切都是在無聲的邏輯的空白中的，其性質就都是幽默的。因此幽默的笑（有時也包括期待一失落、柏格森的“機械鑲嵌”）的首要條件，取決於特殊語境中的雙重語義“錯位”。
笑的層次不但因情感、智慧、進攻、共享的成分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因邏輯空白分化為不同的語境而不同。語境的要害是心照不宣，也就是邏輯空白，這不但牽涉在場人物的心理準備狀態，而且關係民族文化心理，但是不管在什麼性質的語境中，隻要有一個以上的人，對於同一個概念有了雙重的心照不宣的理解，笑就可能產生了，幽默就可能在此獲得生命。
四、一元邏輯的阻塞與二元邏輯的錯位和貫通
康德和柏格森兩位大師雖然觀點並不相同，但是在方法上卻屬於同一個模式，或者說是不約而同地遵循同一條思路。他們大體是在心理學的基礎上來研究笑的，但是他們的思維邏輯卻是殊途同歸。他們相當一致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和非幽默的笑）當成一條思路（或一元邏輯）遭到阻礙的結果。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邏輯的中斷和失落，柏格森強調了活生生的內容與機械刻板動作的不和諧。叔本華則說：“笑的產生每次都是由於突然發現這客體與概念兩者不相吻合。”這個康德和立普斯都支持過的“不一致”原則（incongruity）至今仍然是西方當代幽默和笑的研究的經典理論，這個範疇相當深刻，不知為什麼長期以來被我國當代的幽默理論研究忽視了。這個被翻譯成“不一致”的基本概念最早被蔡元培翻譯為“不與事實相應”，雖然和康德的理論不同，但是所提示的仍然是一條思路或者一元邏輯的阻塞或者不統一。
姑且暫時撇開語境的不同引起紛紜複雜的結果不談，光憑這個一元化的思路，也很難為笑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理由。笑，特別是幽默的笑，不僅僅是由於單一邏輯的不一致（incongruity），期待的落空。落空隻是按一條思路、一元邏輯的慣性，暫時講不通了。這時既可能是謬誤，也可能產生苦惱（包括哲學意義上的人生的苦惱）。使這種謬誤或者苦惱變成笑的，是一種特別的機遇——突然有另一條思路竄了進來。思路被篡奪，是理性思維之大忌，但在幽默邏輯中，這不但沒有造成混亂，人們反而發現有另一條思路，也就是另一條邏輯突然貫通了。原來落空了的期待忽然在新的思路、第二條邏輯上落實了。從心理上來說，就不是落空的茫然，而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發現（在被對方預設的邏輯空白中和對方會合了，也就是頓悟了）帶來的歡樂。這時的笑不但是輕鬆的，而且是帶著某種智慧或者比較深切的情感的。這就提高了笑的層次，從滑稽的層次上升到了幽默的層次。
事實上，弗洛伊德在他的《機智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中已經接觸到這個問題。他在該書的開頭舉的許多例子本來是可以引申到二重“錯位”邏輯上來的。其中的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海涅在《盧卡浴場》中寫了一個虛榮心很重的彩票掮客，他以和一個百萬富翁羅思柴爾德有過交往而自吹說：“我和聖人羅思柴爾德並肩坐著，他把我當成他的同僚，相當地famillinaire。”弗洛伊德結合著立普斯的觀念解釋說，他的意思本來是說百萬富翁羅思柴爾德對他非常親切（familiar），但是最後他用的詞famillinaire，卻是百萬富翁（millionaire）和親切（familiar）的合成詞。這是一個生造的詞，把親切和百萬富翁湊合在一起。弗洛伊德非常雄辯地闡釋了這個合成詞如何表現了這個人的庸俗和虛榮。在我看來還不如用二重錯位邏輯的解釋比較清晰、比較簡明：在第一條思路（親切——familiar）上講不通的時候，famillionaire作為交叉點卻自然地過渡到第二條思路（百萬富翁——millionaire）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