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在邏輯上的特點是第一重邏輯的失落、第二重邏輯篡位之時，中間有一個交叉的概念，這個概念的特點是其語詞形式是單一的，但是其內涵卻是雙重的，正是這雙重的概念，使得邏輯從一條線索轉移到另一條線索上去了。在理性邏輯中，這是不容許的。概念的內涵必須穩定、準確，不得轉移，所以西方學術傳統特別強調概念嚴密。科學研究中，概念要有嚴密的定義，目的是為了防止概念被偷換，以保證一條邏輯線索一貫到底。概念轉移，必然要造成邏輯的混亂、情致思路的不連貫或者交叉。
理性思維很強調在邏輯上的一貫，如果有兩條邏輯，那就不是平行的就是連貫的，絕不允許互相交織，否則就可能互相幹擾。但是幽默邏輯是二重“錯位”邏輯，概念的偷換雖然導致邏輯的轉移，但是兩條邏輯線索不但沒有互相幹擾，反而形成了一種交融的效果。這是因為在這二重邏輯交錯的時候，它有一個適合於兩者的過渡概念，有雙關語的性質。
正因為這樣，在西方幽默文論中，不少理論家都接觸過類似雙重語義（如叔本華認為俏皮話是硬把兩個不相同的實在客體壓人一個概念）的問題。可惜的是，他們往往滿足於在概念上分析這種雙重性，而沒有深入到演繹的過程中去。雙重語義，在幽默語境中不像一般概念有統一的內涵和外延，它分化為顯性和隱性的雙重內涵。當顯性的內涵被偷換時，隱性的內涵迅速地接替了上去。正是因為這種雙重內涵，使得概念在推演過程中，顯性概念被偷換以後置換為隱性的，而隱性的則置換為顯性的，這就導致邏輯線索被隱蔽地“錯位”了。之所以隱蔽，是因為概念的外在形式沒有變化，而概念的內涵卻轉移了。這就使在一元邏輯中失落的預期（顯性概念內涵失落了一貫性）的時候，隱性內涵卻接通了另一種一貫性，還保持了概念外存形式的一貫性，這就使第二重邏輯自然地、靜悄悄地切人，無聲地篡位，從隱性化為顯性。顯性和隱性雙重內涵構成了兩條邏輯交叉“錯位”的焦點。概念內涵的二重性，成為幽默二重邏輯“錯位”的核心，在其他任何一個邏輯環節上都不可能默默地進行這樣的邏輯轉移（或者“錯位”）。正是由於不變的統一的概念形式掩護了內容的二重性，才保證了邏輯的“錯位”的隱蔽性。
幽默邏輯的二重錯位違反了一元邏輯規範這全人類理性思維的心理定勢。正是定勢的被打破，先造成了心理上預期的失落，幾乎是在同時，在另一條邏輯上的頓悟又是靜悄俏的、默默的、突然的在預設的邏輯空白中與對方會合，會心的幽默的微笑就這樣產生了。
這說明了一個道理：喜劇邏輯或者笑的邏輯、幽默邏輯與通常的邏輯不同。通常的邏輯基本上是理性邏輯，是以一元概念和一元演繹為特點的邏輯；而笑的邏輯則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邏輯，其表現形式甚為紛紜，但是其基本特點則非一元概念和非一元邏輯，它可以說是一種雙重概念和二重邏輯，是一種複合的概念和邏輯，或者準確地說是一種二重“錯位”的概念和邏輯，更形象一點，說是二重“篡位”概念和邏輯也無不可。
這樣一個並不複雜的邏輯現象之所以長期沒有得到充分闡釋，我想，可能是因為西方的大師基本上都是在強大的西方文化傳統的支配之下進行思考的，整個西方的學術思潮都是在古希臘理性主義君臨之下的。古希臘的學術思維模式被亞裏士多德概括在他的邏輯學之中。亞裏士多德在邏輯學中講了許多規範，但歸根到底隻從屬於一條，那就是同一律。所有西方學者從來就是這麼思考的。他們不可能想象同時運用兩條思路，在二元邏輯中還能思考。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種一元化的思維邏輯隻能是理性思維的邏輯，而人並不是隻用一種思維就能生活的。人類的理性是被大自然逼迫出來的，也是後天教育和訓練的結果。在自發的情感領域中，人們的天性是更傾向於非理性思維的。
對於理性思維的規律，西方人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對於非理性思維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例如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提出了“前邏輯思維”的觀念，還很有見地地歸納出了主客體的“互滲律”，這種主客體不可決然分割的邏輯是與同一律相矛盾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這種研究隻局限於人類文化學的領域的原始思維中。在笑和幽默的研究中，西方學者仍然沿襲著理性主義一元邏輯的規範。他們的學術傳統沿著心理學向著語言方向前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幽默邏輯學上的成就則比較有限。
比較有見地的弗洛伊德沿著西方心理學的傳統對幽默作了獨創的研究。他說，成年人都有一點厭倦社會所要求的嚴格思維邏輯的理性道德規範，他們想暫時地從這種緊張中逃脫一下，因而人們就不是考查實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幽默的笑是一種情感的宣泄，問題在於傳達情感並不是幽默的特有功能，抒情詩也同樣能傳達情感。抒情的邏輯也有非理性的特征，其特點是其極端化，極端的片麵性是其生命。但是不管多麼極端，它總是沿著一條思路貫徹到底。“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因為我愛人的裙子是綠的，所以我愛天下的綠草，這是很絕對的了。“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把愛情看得不受時間、空間的限製，夠絕對的了，夠不合理性邏輯的了，但是它還是遵循著一元化的邏輯的思路的。它的概念沒有轉移，邏輯也沒有錯位，在邏輯形式上和理性思維沒有什麼不同，隻是在內容上和理性邏輯思維相比大大背離罷了。
在一元邏輯和二重邏輯的兩種不同的範疇上，中外許多幽默理論家都卡了殼。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設法走另外一條路，亦即幽默邏輯學的路。據我看，在所有的西方經典中，不一致論（incongruity）最接近幽默邏輯學。叔本華感到了不一致，甚至可以說，他走到了邏輯錯位的邊緣。他對“不一致”作了這樣的解釋：“不相吻合經常是在這樣一些場合出現的：一種情況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在客體用一個概念來思維，而把這概念的同一性套在這些客體上，可是，這樣做以後，各個客體在差異中又突出地使人注意到這概念不過僅僅是在某一方麵同客體相應而已。又一種情況是單一的實在客體，從一方麵說是正確地包含在這一概念之內，卻突然（在另一方麵）又感到它和概念不相稱。還有一種情形也同樣是常有的：一方麵是這樣總括實物於一概念愈是正確，另一方麵實物不符合於概念的廣泛程度愈是突出，那麼從這一對照產生的發笑效果也就愈強烈。”他還說到：“先有兩個或幾個很不相同的實在客體或直接表象，人們卻故意用一個包含著雙方或多方的概念同這概念的統一性（籠統地）作為這些客體的標誌；這種笑料叫作滑稽。”這個說法相當深刻，它至少可以解釋比較廣泛的現象。比如，卓別林的喜劇。卓別林說：“假如我確信觀眾猜想我在影片中是要步行，那我就突然跳上一輛汽車。如果我想惹人注意，我就不用手拍他的肩膀，或者叫他的名字，而是用我的手杖鉤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我這邊來。先按照觀眾所意料的那樣來演，後來卻又演得出乎觀眾的意料之外。”卓別林所說的意外，就是柏格森所說的不一致、不相吻合。通常的習慣、思維定式隻有一致的預期，而不一致則提供了一種在預期以外的反常的東西。但是，很可惜，柏格森和西方其他文論大師一樣，僅僅停留在概念的不一致上（這是因為他研究的僅僅是意誌和表象的關係），沒有發展下去，未能深入到邏輯的推演過程中去，因而就隻能解釋卓別林的滑稽性喜劇，而難以解釋他的幽默感。從理論上無法弄清滑稽的不一致和幽默的不一致的區別：滑稽，隻要有概念的不一致，隻要在小醜的眼睛裏冒出自來水，或者用拐杖勾住人家的脖子就可以了。幽默的不一致，主要特點不僅僅是概念與對象的不一致，而且是概念被偷偷地轉移之後，從不一致又轉化為一致。在一元化的邏輯的不一致的同時，構成了錯位的邏輯，在錯位邏輯的一致中導入了深長的意味。
本來邏輯要求一致，集中表現為同一律。為了保證邏輯不至於發生不一致，才不允許概念轉移（或者偷換概念）。為了不讓概念轉移（或者偷換），就要防止概念自相矛盾，嚴禁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發生內涵和外延的漂移，這都是為了確保思維過程中邏輯的高度穩定和統一，於是就有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對同一律的補充。所有這一切都是理性思維的森嚴規範。而幽默之所以能在期待失落以後，又能在邏輯空白中意外地落實、頓悟，就是因為它在邏輯上從一個概念轉移到另一個概念上去了，如果不轉移就隻能落空，由於轉移到另一個概念上去了，它就開辟了另一條思路，在另一條邏輯線索上，也就是在邏輯空白中又貫通了。這種新的貫通，就為某種意味的切入提供了條件，為共享情感準備了通道，為把對方逼入自己預設的調侃或者諷喻的空白中去，讓對方構成意外的頓悟。這就從滑稽上升到幽默或者諷刺了。正因為這種頓悟是隱蔽的、突然的，才引起了驚喜，產生了微笑，即使是在互相對峙的情境中，也能在無聲中縮短心靈的距離，緩解對抗。
西方報紙上有一則報道說，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裏根到加拿大訪問，一下飛機，就遇到一批加拿大人高呼口號反對他，東道主多少有些尷尬。為了減輕東道主的壓力，裏根很輕鬆地說：“舉著旗幟呼口號反對我，挺平常，我在國內常常遇到。”這樣一說，雖然緩和了一點緊張空氣，但是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裏根接著又說：“說不定這些喊口號的人就是從我國跟過來的，目的就是給我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裏根這麼一說，雙方都輕鬆地笑了。他在這裏用的就是概念轉移和邏輯錯位的辦法。舉旗幟，呼口號，本來的意思（或者準確的內涵）表示政治上強烈地反對，這個內涵是很確定的，其意味是心照不宣的，這似乎是唯一的思路。但是裏根卻把這個政治行動的內涵作了二重轉化。第一重是把加拿大人轉化為美國人，這是第一次偷換概念，這已經使衝突緩和了不少。但是這還不足以引起微笑。裏根所作的第二次偷換概念是把喊口號反對他變成了對他親切友好的表示。由於這樣的概念偷換，把第一條似乎山窮水盡的思路變成了另一條柳暗花明的思路。
在文學作品中，可能比較複雜，但是其根本道理卻是相同的。為了便於說明問題，隻好揀比較簡單的文學作品為例，契訶夫早年有一篇文章，叫作《我的“她”》。原文如下：
我的父母和長官非常肯定地說，她出生比我早。我不知道他們說的是否正確，隻知道我的一生中沒有哪一天我不屬於她，不受她的駕馭。她日夜都不離開我，我也沒有打算立即離開她，因此，我們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的、牢固的……這種令人感動的關係給我帶來的隻是不幸。首先我的“她”日夜不離開我，不讓我幹活。她妨礙我讀書，寫字，散步，盡情地欣賞大自然的是……我寫這幾行時，她就不斷地推我的胳膊，像古代的克利奧佩屈拉對待安東尼一樣，總在誘惑我上床，其次，她像法國的妓女一樣毀壞了我。我為她，為她對我的依戀而犧牲了一切：前程、榮譽、舒適。多虧她的關心，我穿的是破舊衣服，住的是旅館便宜房間，吃的是粗茶淡飯，用的是摻過水的墨水。她吞沒了我所有的一切，真是貪得無厭！我恨她、鄙視她……我早就該同她離婚了，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離掉，這並不是因為莫斯科的律師要收四千盧布的離婚手續費……我們暫時還沒有孩子……您想知道她名字嗎？請您聽著……這個名字富有詩意，與莉利亞、廖利亞和奈利亞相似……她的名字叫作“懶惰”。
這裏順便指出一點：“懶惰”在俄語裏和莉利亞、廖利亞、奈利亞是諧音，這就增加了概念轉移的隱蔽性。本來契訶夫用盡一切模棱兩可的描述把讀者的思路往愛情的方向引導，特別是利用了“懶惰”在俄語中作為陰性名詞，其代詞是陰性的“她”，這就更有利於把愛情的“她”向秉性的“它”悄悄地轉移。在同一個概念“她”中包含著雙重內涵，在表層是異性，所以契訶夫用了許多屬於女性的描述，例如：拉“我”上床，把“她”比作妓女，引申出離婚等等，但是在深層卻是作家本身的秉性。本來這兩種概念互不相容，但是由於陰性名詞的暗示和邏輯推演，使得在邏輯的表層上充滿了婚戀的屬性。但是這種屬性雖然強烈，可並不過分，因為所有這一切都在愛情和懶惰均可包容的內涵之間，沒有越出二者的邊界，因而不管多麼強烈，都沒有構成邏輯轉移、錯位的障礙。占據文章篇幅百分之九十的文字講述的是愛情的無奈，直到最後一句才突然冒出來另一個內涵，貫通了另一條思路，突然變成了對懶惰秉性的自嘲。兩條思路代表兩條邏輯，這兩條邏輯如果是各自獨立的話，它們就毫無關係了。然而這條邏輯線索並沒有互相平行，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個模棱兩可的概念成為互相交叉的聯結點。這就使得思路從身外的對之無可奈何的愛人這一條邏輯線索上過渡到身內的同樣也是無可奈何的懶惰上去了。二者之間的反差是這樣強烈，因而在刹那之間形成怪異，原本是埋怨他人的，卻突然變成了對自己的調侃。
總起來說，幽默的笑產生於：第一，特定的語境，也就是邏輯空白中；第二，它不是單純一貫的邏輯，而是二重複合邏輯，兩條邏輯反差的強烈，造成不倫不類之感；第三，二重邏輯不是互相衝突的，也不是互相平行的，而是一條邏輯向另一條邏輯轉化的，它以突然性和隱蔽性見長，這是由於它借助了概念“錯位”；第四，二重邏輯反差的強烈造成失落、不和諧感，而邏輯“錯位”（或者篡位）的隱蔽又使不和諧轉化為和諧；第五，在一條思路向另一條思路轉移，發生混亂、感到迷惑之際，立刻在另一條思路上貫通，享受到一種頓悟的快感。失落與落實、困惑與頓悟在心理上交織，就產生了會心的具有某種思維深度的幽默的微笑。
1998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