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幽默感，在於人頭落地之“痛”與一般生理之痛的反差。本來人頭落地了，也就無所謂痛不痛的了，可是傳說中的金聖歎卻留下了“好痛”的感慨，完全是開玩笑。拿死亡開玩笑，就是把死亡的痛苦淡化到等於零的程度，使之轉化為輕鬆的一笑。魯迅所反對的把屠夫的凶殘化為大家的一笑，可能典出於此。有人以為，國難當頭的曆史背景，不得不如此。但人生是豐富的，不見得因為國難當頭，就沒有幽默的可能了。就是在抗戰期間，錢鍾書、林語堂、梁實秋、王了一，不是也寫出了經典性的幽默散文嗎？同樣，魯迅自己的故事新編和大量雜文，其中的幽默不也是寫在國難當頭之際嗎？從另外一個角度說，越是麵臨嚴峻的現實，不是越應該有超越苦難的自由心態嗎？大難臨頭的應對方針，可以是憤而抗爭，大義凜然，也可以是作英雄語，麵對死亡放聲大笑，這些都是精神強大的表現。但是，人性之美並不因此而窮盡，采取調侃的姿態，也應該是一種美好的風格。
事實上，我們國家雖然是實用理性精神非常強，但是也並不缺乏金聖歎這樣的奇人。
有一個笑話故事說，有一個縣官個子很矮，後來城池被起義軍攻占，他被抓住要殺頭。他就求人家不要殺他。理由呢，就是：“我本來個頭就矮，你們把我的頭再殺掉不是太矮了嗎？”逗得起義軍一笑，就饒了他一命。這說明要幽默得起來，精神要特別自由，不管看來多麼嚴重的事，都不要把自己自由活潑的天性悶死。也可以說，情況越是嚴重，精神越是要放鬆。美國總統裏根曾被行刺者擊中。他對他的夫人南茜說：我本來應該是可以及時躲避的。脫險後，記者問起此事，他說再也沒有比子彈飛過鼻尖更令人興奮的事了。幽默的關鍵就在於不把生命危險當一回事，徹底的放鬆。
不要以為隻有外國人、古人才能在這樣的危機中幽默得起來，而現代國人，麵臨死亡就不可能進入這樣的境界。我有一個學生叫陳國英，他整理了一個散文集，讓我寫序。幾乎所有的內容我都忘記了，隻有其中一個故事，我卻一直記憶猶新。故事是這樣的：
一個戰友要上前線。臨行時，把他一些帶不走的東西托我保存。並交代，如果一去不複返，請我處理遺物。不幸，戰友後來沒有回來。我去整理遺物，發現戰友留下一個信封。打開一看，裏麵有一張紙條，還有一支香煙。條子上有一句話：謝謝你為我整理遺物，請抽煙。
隻有高度自由的心態，才能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幽默的境界。
事實上，你不自由也於事無補。不自由，拘泥於當時的緊張，不如自由、放鬆。陳毅元帥1971年得了癌症，到了後期，身上接著輸氧管、輸液管、引流管。這時，外交部長喬冠華剛剛出席聯合國大會回來去看望他，一進病房，看到當年叱吒風雲、談笑風生的元帥這樣衰弱，有點愣住了。陳毅為緩解喬冠華的心情，就笑著對他說：“你看，我已經管道化了。”
把自己身體的痛苦和麵臨死亡的後果淡化到零，才能把自己的慘狀和工廠複雜的管道等同起來。據說，丘吉爾臨終時，護理人員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氣息奄奄的丘吉爾還不無幽默地說：“已經準備好去見上帝，不管上帝是否已經準備好用酷刑審問我。”
如果在死亡麵前不能這樣超脫，那前來病床邊上的人，就隻能和他相視無言，默默流淚了，一流淚就跟幽默無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