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回到自己的公館，在侍從的伺候下，換了衣服，略微小憩了一會兒，就信步來到廳堂，剛剛坐下，還沒來得及伸直腰板兒呢，恍然一瞥，看到一個大大的信封就放置在玉石案幾之上，順手拿過來一看，見那信封上隻有密稟二字。
嗬嗬，李鴻章一看這字，就曉得是是蘇淞太兵備道丁日昌的手筆了。
於是，他就抓起一柄英國造的金柄裁紙刀，打開信封，展開信箋一看，赫然入目的是5個大字“請開船廠書”；李鴻章心裏一動，順序往下看去，良久，喘出一口長氣。
原來，這丁日昌針對年來西洋船業對於國內船業的打壓現象感到擔憂，同時，他就建議：“準中國富紳收買輪船夾板，以裕財源而資調遣，”但“須由內地殷實華商出具連環保結，稟明地方官編立字號，一麵由監督府縣設法稽查，以期有利無害。”
原來，就隻說這航運業，西洋輪船的入侵嚴重地打擊了傳統的沙船業，但清廷在4年前就既不自己發展輪船業，又限製民間購買輪船，於是出現了大量買辦與買辦商人購買或租雇洋船而又詭寄在洋商名下，或直接附股於外國航運公司的現象。今年年，為了改變華商詭寄洋商而“官司不能過問”這種“漫無稽查，誠恐日久弊生”的現象，丁日昌就向李鴻章提出了他的解決辦法。
看著丁日昌的書信，李鴻章不覺得心裏暗暗的讚歎，這丁雨生確是個幹才！
在這份給李鴻章的建議中，丁日昌進一步提出；中國要謀求自強，還應當建立輪船製造業，先請洋匠教授，漸漸轉向中國人自己製造輪船，自己駕駛輪船，甚至為軍事行動服務。
而這封書子遞交給李鴻章的時候又正是他痛感洋人無狀的時候，所以，李鴻章當即就大聲的吩咐人，用600裏加急，把這封書信以折子的形式，就標寫丁日昌的名字，注明是自己推薦轉呈總理衙門。一口氣吩咐完畢，李鴻章的心裏才有些舒緩的意思。
閉上眼睛，他的眼前就浮現出丁日昌那做事認真的樣子。
今年年初，這丁日昌初任上海道台時，自己要他遣裁戈登率領的英國“常勝軍”。這支軍隊有3千多人。但戰事結束後，英軍依舊把持著上海各城門及上海縣學宮、城隍廟、絲茶公所等“名勝要害之地”，不僅讓中國官民覺得恥辱，而且還要為英法軍隊給予高額津貼，成上海財政的“第一漏厄”。丁日昌通過外交途徑數次與英國交涉，致使英國同意調戈登回國，並要“常勝軍”限期撤回英國。丁日昌拿到英國裁遣軍隊的文件副本後，英國駐上海的領事巴夏禮拒絕見麵。
丁日昌派清兵封鎖了英國領事館，不準任何人進出，說：“英領事密件失竊，這裏實施戒嚴，禁止通行。”巴夏禮聽到稟報大怒，欲出使館尋找李鴻章，被把守的清兵擋住，說“奉丁大人令，密件沒有找回以前，任何人不準出入。”巴夏禮暴跳如雷，卻無可奈何。幾日後，領事館存留的一些食物已全部吃光。巴夏禮再也支撐不住，走到門口，可憐巴巴地對清兵說：“我已找回裁遣常勝軍的文件，請丁大人相見。”丁日昌來到領事館，等他在文件正副本上均簽了字，才命令清兵撤離。英法軍隊就這樣按期裁遣，為上海清除一大禍患。
丁日昌，字雨生，號持靜，譜名仁壽，道光三年六月初一日，出生於廣東省豐順縣湯坑圩。丁日昌十三歲時，不幸丁父去世，家境開始衰落，不得不靠其母“樵蘇紡織”維持生計。丁氏兄弟也在繼續求學之餘，參加一些農業勞動，以補貼家用。直到晚清，科舉仍然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但是科舉之路對於丁日昌來說，格外艱辛！
1842年，20歲的丁日昌赴潮州參加科舉考試，並以優異的成績考中秀才。因家境貧寒，在赴考途中，因饑餓昏厥於揭陽新亨圩，為一農婦所救，從此丁日昌就事此農婦如漂母。
經人介紹，丁日昌結識了惠潮嘉道李璋煜，與之縱談時事。李歎為“不世才”，並延為幕僚。此時，潮陽夏林人黃悟空組織雙刀會反官抗糧，圍攻揭陽城。丁日昌與馮奉初向李璋煜“入陳密策”，事平後又籌劃“善後事宜”，得到李的信任。之後，丁日昌又先後到揭陽、惠來等縣充當幕客。這一方麵使丁日昌積累了封建統治的經驗與權術，另一方麵也使之廣泛接觸社會，從而對衙門的黑暗、酷吏豪紳的貪鄙和下層民眾的苦難有了更多的了解。
之後數年間，丁日昌或在豐順、或在揭陽課徒自修，或奔波於赴省的科舉之路。他曾三度參加選拔舉人的鄉試，可是都事與願違，名落孫山。他既失望，又不服氣，還對鼓勵資助他的人存有一份愧疚。然而正是在赴省鄉試中，他的視野更加開闊，接觸到的社會現實更加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