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記》之所以數百年來既受統治階級歡迎，同時也為廣大人民所喜愛，是因為作者寫出了忠孝之間的矛盾，忠是統治階級需要的，孝是人民要求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寫忠寫孝的同時，通過蔡家的生活窘迫，尤其是《糟糠自咽》一場與牛府生活奢侈的對比，真實地再現了元代人民的生活現實，為人民塑造了一個性格堅韌、賢惠、孝順的趙五娘的典型，她是封建時代許多勞動婦女的縮影。
作者這樣寫是與作者自己的生平，經曆分不開的。作者生長於浙江溫州——永嘉，受這個戲曲之地域環境影響。家庭環境是，祖父高天錫、其父高彥、弟弟高暘都是詩人，他舅祖陳則翁也是詩人，陳則翁的大兒子，陳昌時，高明的嶽父是詩人中的皎皎者。高明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忠孝的正統教育，戰爭後也有經世濟時的思想，有過“幾回欲挽銀河水，將與蒼生洗汗顏”的理想。想為統治階級效力，開始發奮讀春秋，到了公元一三四四年中襄士，一三四五年中了進士，（約40歲左右）他一生正直不折節侍人，不隨聲符合，和統治階級合不來，官場險惡傾軋，使他漸漸厭惡，後來又產生了隱居的想法，晚年隱居溫州瑞安，寧波城南，開始了他的《琵琶記》創作。他看到封建道德倫理關係遭到破壞，他非常痛心，他又經過元末農民大起義，目擊當時在暴政和災荒之下掙紮的人民的痛苦，並對他們懷有一定的同情，加之作者自己晚年生活的淒苦，心情的沉悶，因此在描寫趙五娘和蔡公、蔡婆這一家悲慘遭遇時，他世界觀裏的進步因素在起作用。從而寫出《糟糠自咽》《代嚐湯藥》等等真實動人的情節。再現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作者把趙五娘一家的淒苦場景和蔡伯喈在牛府的豪華生活交叉演出，更加突出了戲劇衝突，也加深了悲劇氣氛。一邊是趙五娘臨妝感歎，一邊是蔡伯喈杏園春宴；一邊是趙五娘背著公婆吃糟糠，一邊是蔡伯喈和牛氏賞月飲酒。劇本以趙五娘為主的一線戲，曲詞淒愴動人。讓人們一方麵看到了封建製度下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婦女，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中自我犧牲，舍己為人的可貴精神和她們的善良、勤勞、堅韌的傳統道德。另一方麵也對造成這種悲劇的朝廷、權臣和科舉製度提出了控訴。
高明《琵琶記》雖然將《趙貞女》的“棄親背婦”的蔡伯喈改寫成“全忠全孝”的榜樣，安排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但從本質上講這出戲則是一出深刻的社會悲劇。整個作品對封建科舉製度作了有力的控訴與批判，對元代政治的黑暗作了一定的揭露，對中國下層婦女的崇高品質作了熱情的歌頌。正因為此，高明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者，《琵琶記》則被推為“南戲之祖”，它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