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時期（760—770年）是作者漂泊西南時期。759年關內大旱，餓殍遍野，詩人受饑饉的威脅，逃荒到甘肅隴西、秦川、同穀，然後走荒山，越棧道，跋山涉水，759年來到成都，這時是“一歲四行役”“饑走荒山道”。靠友人裴冕之助在成都浣花溪蓋了幾間茅屋，也就是今天的“杜甫草堂”。作者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這漂泊的十年中，杜甫的生活仍很艱苦。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這十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遭田父泥飲》、《詠懷古跡五首》、《壯遊》、《遣懷》等，都是這時期的優秀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更重要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正因為有了那樣與人民的血肉關係，才有那樣偉大的現實主義的驚人之作。殘酷的現實，黑暗的社會，悲壯的時代，國破家亡的仇恨，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貧困，使得杜甫麵對現實探索政治，關心社會，從而認識到上層社會的腐朽和靡爛。也體察到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動人民的痛苦與不幸。他終於透過天寶年間表麵的繁華，看到了潛在的憂患和危機。於是他感慨時事揭示危機，抨擊時弊，為民呼號，寫出了千古不朽的現實主義佳作。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思想支柱，“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奮鬥目的。正是這些進步的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也使他對待人民的態度達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達到的高度。這就是他作品具有的高度的人民性和思想性，這也是杜甫詩最重要的思想成就。杜詩人民性的特征表現如下：
一、深刻揭露了現實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他關心現實，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能透過開元盛世看到潛藏的危機，並能用詩及時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尖銳的社會矛盾，處處表現其憂國憂民的思想。一針見血地揭露統治者的醜惡本質。《儷人行》中用許多華美的詞藻來形容楊氏姊妹的裝束、神態和宴會的熱鬧，看似讚賞，實乃諷刺。浦起龍說：“描摹處語語刺譏”。《兵車行》、《出塞》等把鬥爭的鋒芒直指統治階級。在《後出塞》中作者描寫了安祿山的驕橫情狀：“主將位益崇，氣驕淩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此詩作於安史之亂前夕。最重要的是，在安史之亂前，杜甫對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現實有了樸素的、可貴的感性認識。在著名的《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他對貧富懸殊的不合理現象進行了強烈的對比。一麵是“洞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一麵是：“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香橙壓金桔”他得出的判斷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
嚴重的階級對立，階級矛盾的激化，正是安史之亂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杜甫看到了。他認識到富者奢侈的生活是從貧者“聚斂”而來的。這說明他對當時社會問題的看法，對形勢的看法，都是著眼於人民的痛苦。杜甫尤其可貴的是，他不僅能及時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會問題，而且對此他還表示了鮮明的態度，愛憎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