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她手指的方向，我向緊挨窗口的那扇木門走去。剛剛推開房門，忽見一個胖胖的、長著一對大眼睛的女孩正站在鏡前梳頭，不禁一驚，以為走錯了門，正欲退出，就聽女孩和氣地說，“沒事，進來吧!”說著便歸攏東西準備離開。她笑著告訴我，她是來自四川的打工妹，眼下這個長條形的房間用於洗漱和解手，由19號和20號病房共同使用。說畢，她拎著梳洗用具推開了另一道房門，我站在她身後朝裏一望，見一張床上躺著一個男性病人，不禁問道：“怎麼……他是……”四川妹子介紹說，這位老爺爺今年82歲，已常年臥床不起，如今連吃軟流、喝稀粥也要靠插到胃裏的膠管來完成。我近前兩步，見那病人正合目睡去，臉上貼滿了膠布，鼻孔處插著幾根白色的細膠管，床頭上方掛著一又大又黑的液體袋，看似正在打吊瓶。直到這時我才弄明白，原來11室包括19號和20號兩間病房，這種病房格局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從洗手間出來不禁打了幾個寒顫，想想人老了到了這步田地也著實可憐。而那位老爺爺尚有四川妹子來看護和照料，也算是得了兒女們和這位打工妹的濟了。
6．鳥槍換炮遷新居
2004年11月29日上午，聽說聶元梓很快就要搬家，我打車趕往廣安門南大街南線裏一帶。
顯然聶元梓已提前做好了準備，她穿著係扣的淺藍色對襟大毛衣，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脖間係著好像是不久前我托人帶給她的一塊橙紅色的小絲巾。
“新蠶，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她滿臉喜色，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這回經市領導親自簽字批準，決定借給我一套住房。之前，民政部門派人來過，說北京城內有宣武區、崇文區、海澱區、朝陽區，看看哪個區適合我住，我選擇了海澱區。如今一切準備停當，裝修也完了，很快就要搬了。”
我說：“喲嗬！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
“過些天等他們幫我拾掇完了，我就搬過去住，眼下這間房子是親戚家的，必須給人家騰出來。”
她所說的“他們”指的是她的親戚，眼下正有一位中年男子在房間忙著拾掇東西。
“等搬完了給我個電話，我去新家為您賀喜。”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打車來到海澱區花園路的一個住宅小區。
聶元梓新入住的房屋是一套小三居，建築麵積69.89平方米。臥室裏放有一張單人床，床罩與窗簾的顏色相近，選用的是素雅的帶有暗花的布料。床頭放有一個小櫃，櫃上放著一摞書刊和報紙。書房不大不小，正中是一張橙黃色的寫字桌，上麵壓著一塊玻璃板，板上放有一個台燈。在與窗戶相對的北麵，擺著一對醬色皮質沙發，襯托得書房既洗練又莊重……
我們麵對麵地在寫字桌前就座。我說：“聶大姐，這棟樓房雖說是舊樓，但外裝修不錯，四周圍的環境也好，您總算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房間，可以說是鳥槍換炮啦！”
聶大姐說：“房子是下來了，但同時規定，這套房子隻有使用權，沒有繼承權，產權屬於市建委，不能轉租和轉借，也不能作為遺產留給子女。”
雖說產權屬於市建委，但“使用權”還是給她帶來了莫大的安慰，房屋水電氣的安裝及繁雜的內裝修，全部由公家包攬。前些天聶大姐請人封閉了陽台，以防平時晾曬衣裳時被風刮走或染上灰塵。封閉陽台花了三千多，市民政局給報了一大半。
入住之後，聶大姐又雇了一個保姆，名叫紅霞，22歲，來自河北的衡水。除此之外，她還養了一隻灰貓和一隻白貓，灰的叫“苗苗”，白的叫“毛毛”。“苗苗”不怕生人，居然躍上寫字桌望著我喵喵地叫個不停。那隻雪白的“毛毛”則不然，剛剛聽到敲門聲，便鑽到了暖氣片的下方，前半身朝裏，後半身朝外，我用一根細棍扒拉“毛毛”的後半身，它紋絲不動，仿佛動一動，就會被來人抱走似的。
7．搬遷後的“不痛快事兒”
“聶大姐，祝賀您呀!家搬完了，回憶錄也校得差不多啦，還有心情養了兩隻貓，再有室內的這幾個大件都說得過去，總之，今非昔比，我得向您表示祝賀!”
聶大姐聽我這麼說，連連笑道：“我有一個親戚在部隊開車，我搬家時正趕上他所在的單位也搬家，老總就叫這個親戚給我送來了這張桌子和兩個單人沙發。東牆的立櫃呢，是一個做家具生意的朋友送的。”
“有這麼多的人幫你，多好啊！要不光靠您一個老太太，還不得站在空屋子裏幹著急！”
“新蠶，這些天我心裏有件不痛快的事兒，很不痛快。”
“什麼事兒呢？您說給我聽聽。”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我參加了薄一波在山西太原組織的西盟會學兵隊，分在了12連，後來很快就被調到山西華北局情報局工作，和一個叫劉貫一的、還有我二姐聶元素共同創辦一個軍事情報刊物，當時這個刊物僅供中央五位軍政領導人看。那些年由劉貫一和聶元素負責采集情報，我在家裏負責編撰小冊子和油印工作。比如像娘子關大戰、平型關百團大戰、忻口戰役，我們都作了及時的報道。到了1942年，我赴延安繼續從事革命工作，解放後第一次評級，我就被評為12級。後來劉貫一也為我寫過證明，證明我確實有這麼一段革命的曆史。”
“這跟您說的不痛快有什麼關係嗎？”
“現在我已恢複並享有公民權，既然法律公文恢複了我的公民權，就意味著並沒有剝奪我的榮譽權。今年9月為‘慶祝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國家特意製作了近70萬枚的紀念章。抗戰期間，中國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中央有明確規定，凡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幹部、老戰士，每人發放一枚光榮的紀念章，留作永生紀念。除此以外，還發有獎金。可我呢，至今什麼也沒有得到，連戰犯都不如。所以我正在向上級反映，要求補發我應該得到的那一枚紀念章，還有獎金。因為誰也無權剝奪我的那一段光榮曆史，那段曆史是客觀存在的。目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同誌隻剩下70萬人了，我是其中之一，是這70萬抗日誌士中的一分子……”
“噢，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為此，我暗暗吃驚，沒想到在喬遷之禧的背後，在聶大姐心中還有這麼一檔子事。剛才她大段大段地講述了自己的光榮曆史，一個飽經風霜、風燭殘年的老人，對自己的革命經曆矢誌不忘，對個人政治榮譽的追求，絲毫不亞於年輕一代。
此外，她在闡述自己的想法時，語氣平緩，不緊不慢，沒有眼淚，沒有衝動，內容卻綿裏藏針，讓你既無法駁斥她，又不知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安慰她，因為我個人的能力實在是太有限了。
8．上調了月工資
記得在2005年6月2日的上午，我與聶元梓通話，她告訴我，她的新書《我的回憶錄》就要在香港出版了。她現在正出門去辦事，已經坐上了公共汽車。聊著聊著，她的小靈通手機出現了噪音，於是又改換手機接聽。我說等新書出版了，別忘了給我留一本，屆時我會派馬燕去拿，同時囑咐她說：“大姐，您85歲了，上下車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她回答說：“我知道”。
2007年的陽春三月，當我再次見到聶大姐的時候，得知自2006年開始，她每月的生活費已經從600元提高到了2600元。她高興地對我說，這樣她就有條件為保姆李芙蓉每月支付800元的工資了。
李芙蓉，四川人，與聶大姐相識六、七年了。李芙蓉剛來北京的時候，先是照顧聶元梓的姐姐聶元素，後來姐姐去世了，又在聶元梓的兒子家照看孩子。等孩子大了一些，便又跟了聶元梓。
當問及聶大姐身體的時候，她說1月25日看了一次急診，剛好一點就急著出院，結果沒過幾天又進了急診。“我已經86歲了，現在看病都是由市民政局報銷，隻是自這兩次住院以後，腦力與記憶力受到了較大的損傷。”說到這兒的時候，從她的眼睛裏迸射出兩束痛苦和無奈的光。
在這篇文章即將告罄之際，我們得知聶元梓剛剛過完了88周歲的生日。那天，我派馬燕新前去拜訪，得知聶大姐每天依然較長時間地伏在寫字桌前看書寫書。我們祝願她能夠健康長壽，能夠在市政府撥給她的小三居裏安享晚年。
1967年3月7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參加了四平七中二年二班的開門整風會，真是又受教育又感動人。同學們各個敢於革命，敢說敢幹，敢批評，而且敢於對本組織的錯誤毫不留情地批評，他們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運用得很好。原來所謂“淘氣”的同學如今各個如虎，狠揭錯誤，不怕自醜和家醜外揚。韓誌業對自己的錯誤認識得好極了，大家感動得都掉下了眼淚。李殿有、史振革、年連喜、趙衛光、張勝利、王鳳青、張若英、呂萬信、李影、胡小明，凡到會的，都積極發言，各個表現了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
1967年3月8日 星期三
今天我想了又想，終於鼓起勇氣闖進地委二樓幹部會議室聽答辯會，因為聽說會上有兩位地委書記出席，我想聽聽他們都說些什麼。這兩個書記各有一派死保，會上辯論異常激烈，都互相指責對方組織是保皇派。一個正書記先講了這幾年的民兵工作，又講到了全局工作，把另一個副書記的論點批駁得體無完膚。輪到副書記講話時，也不糠，兩個人講話一個比一個有水平，無論聽誰說，都有道理，我對他們都很同情，他們要是一夥兒的該多好。
後來吃飯的時間到了，突然有個模樣很端正、顯得很老成的幹部站了起來。他說：“我有想法不能不讓我說，打擊報複曆來是幹部政策的死敵，我參加這次會議，是本著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來的。適才我剛剛談出了個人的觀點，你們就立刻攻擊我，會前你們不是一再強調讓到會的同誌們充分發言嗎？而照那位同誌剛才所說，你成了左派就沒有說錯話的時候了？我看不見得吧!我兩次發言的出發點都是為了開好這次辯論會。”【張頤武點評：“我”在日記中並沒有說出對那位幹部發言的看法，但傾向已隱含其中；作者以樸素的筆調、似在不經意間記錄了“文革”的眾生相，這是本書的又一個特點。】
如今有人懷疑以後領導的話群眾是否還能聽。我認為這種人眼光看得不遠，隻看到眼前現象。我們應該相信毛主席，相信黨，幹部有了群眾的監督，事情就會辦得好一些。政治覺悟空前高漲的群眾能用毛澤東思想去識別一切。
1967年3月18日 星期六
3月16日那天，師專紅色造反兵團的一位同學向大家介紹了兩個人物：
一個人叫×××，在獄中想到的不是他個人的安危，而是出獄後如何開展鬥爭。他的第一份檢查隻寫了毛主席語錄，第二和第三份檢查的內容是“揭露反動分子×××的真麵目”。
另一個人的情況是：師專造大勒令他去開會，他沒有去，結果被抓上台示眾，他手捧毛主席語錄昂首挺立在主席台上。他帶頭從那個組織中殺了出來，說殺出來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組織的頭頭把學校裏的事兒硬往工廠裏套。他認為學校一般都是年輕人，而工廠裏有混進來的社會渣滓和地富反壞右。作為小知識分子，不該輕易地在工人階級頭上動土。他的理論基礎是：我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另一位同學說：“我們想起來就很痛心，有的同學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威脅之下屈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