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6日 星期四
傍晚，母親被押送回來。臨進家門，目光相對，令我驚恐萬分。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從來沒有這樣憤怒過。她麵部青灰，頭發蓬亂，身上汙穢，尤其是那雙通紅的向裏深陷的眼睛，猶如爐子裏邊被燒紅了的火炭，向外渲泄著複仇的火焰。
回來後，母親看什麼都不順眼，子女們稍不留意，她就火冒三丈。有時僅僅為了一點點小事，她竟張口罵街。
我和蘭玲姐的膽子比較大，傍晚7時，我倆小聲說了一會兒話，終於鼓足勇氣推開了父母的房門：“媽……我姨讓我們問問，看晚上你想吃點什麼？”
“吃吃吃!吃你娘了個×!”母親幾乎是失去理智地吼罵，父親的神色惶惶不安，他異常嚴肅地向我們遞了個眼色，我們喘著粗氣逃離開來，再也不敢亂闖他們的房間了。
1967年1月28日 星期六
今晚，媽媽跟大姨說到了這些天來的傷心事兒，就聽大姨歎息說：“老天爺！小巧，這一關你總算挨過來了，夠危險的了，挨過去難噢！”說著說著，就哭了。接著母親又講到在農村接受答辯的事兒時，講著講著，就來了情緒。
母親說事情很巧，下午會場上有幾個農民發難，口氣就跟審訊一個犯人差不多。
說來也真是擋火，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突然播放了中央關於肯定四清成果的社論。媽媽聽後來了底氣，第二天再進會場，大聲宣講中央精神，形勢一下子就顛倒過來。【金春明考證：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保衛四清成果的通知》，其中說：“中央認為，四清運動有偉大的成績。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十條》、《二十三條》，都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這是必須肯定的。”並規定：“四清工作隊的同誌，一般地不要揪回去鬥。”這一通知在農村普遍張貼，中央報刊也配合發表了社論。】
第二天，馬上就有貧下中農給她送去雞蛋和吃的，至晚，房東還燒了一盆熱水讓她洗腳。
媽媽說，隻要有千百萬真心實意的貧下中農在擁護和支持我們，就是天塌下來也頂得住，站得牢，什麼也不怕；越是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反對我們，越說明我們做得對，反對得越厲害說明做得越好；為了革命，要把個人的利益拋到九霄雲外。【張頤武點評：在這篇日記裏，通過對媽媽和大姨言談的記錄，一個富有個性的母親的形象躍然紙上。】
1967年1月30日 星期一
今天，我在一棟樓的樓前看見一個家庭婦女跟大姨說：“這並不是私人感情，而是階級感情啊!劉姐，你看，我以前就中了敵人的糖衣炮彈，以後階級觀點再也不能模糊了。我跟你講，過去的剝削者，他今天過得再好，也不會滿足，咋的也對社會不滿意，覺著沒有過去的日子好。”
1967年1月31日 星期二
近幾天來，爸爸媽媽被批鬥的事兒深深刺激了我。今天早晨聽到新發表的社論，心情稍稍好了一些。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在考驗我們青年，檢驗我們誰是革命的，誰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假革命的。
在青年時代，多經些風波也許是有好處的。就拿近幾天發生的事情來說，真是可怕。地委機關一鬥爭媽媽，街道委員會突然又通知大姨夫去那裏說個明白，並接受訓話。大姨夫去後，便讓他交待曆史上有過什麼問題沒有。大姨夫說：“自己有沒有問題，自己最清楚。50年代我原來所在的機關早已做過三項結論。今天不管誰亂說什麼，他們一輩子也不會調查出我有什麼重大的政治曆史問題。我無償貢獻過多少斤糞肥，還有不計報酬幾乎天天清掃公共院子，我做過150條好事，這個一定沒人提；30年前，我擔當連指導員時，我們連消滅過200多個日本鬼子，這個也一定不會有人提，現在卻變著法子專提我有過結論的事兒。”
媽媽的事兒還沒有完，大姨夫的事兒又來了，為此全家人每天都揪著心過日子。
補記13——怕小人不算無能
1967年的春天，母親一挨鬥，大姨夫的問題跟著就來了。
這天，街道委員突然找大姨夫談話，談到很晚才讓他回家。大姨夫回家後說：“年輕時，我挨過整，慣於忍耐，懂得‘怕小人不算無能’這個道理，所以今天我沒耍態度，她們一會兒問這兒，一會兒問那兒，拐彎抹角讓我講受處分的那件事兒。我申辯說，這些年我做過150件好事這個一定沒有人提；30年前打日本的時候，我在八路軍任連指導員，領人消滅過200多個日本鬼子，這個也一定不會有人提；我給勤業8隊無償捐獻糞肥，受到隊裏多次表揚，這個也沒有人提。你們不往這上頭說，盡說犯錯誤那一件事，再說那事兒組織上早已作了結論……”
1941年，鬼子對冀中軍分區實施圍殲戰略。為了保證司令部（司令員呂正操、政委程子華）的安全，大姨夫所在的團奉命在河間縣八裏橋一帶阻擊敵人。當時裝備上雖敵強我弱，但八路軍的優勢是天時地利人和，一旦與敵人遭遇，常常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為避免白天遭敵機轟炸，部隊行軍選在夜裏。行軍時不準抽煙，以引起咳嗽。有了口令，一個一個地往下傳。行軍路上兩頭見太陽—傍黑太陽正落山，走到翌日拂曉，太陽又出來了。那時候，走著走著就說起了夢話：“準備休息……準備休息……準備休息……”真的讓休息了，也不敢脫衣服睡，隻能抱著槍睡。吃的是小米幹飯和白水煮白菜幫，煮好後拌上鹽醬就飯吃。正吃著，敵人來了，扔下碗筷瓢盆，邊走邊打。
“我既是連指導員，又是機槍手，彈藥手給我裝子彈，”大姨夫說，“我們幾梭子打出去，嚇得敵人不敢上來。後來敵人增援，向我方投炸彈，在空中炸，四處飛揚小鐵球；在地麵炸，一炸就是一個大坑，日本人的炮彈很少有不炸的，可有一天，一顆炮彈落在我身邊，卻沒有炸，保住了性命。於是大家就說，打仗得跟著劉指導員打，炮彈落在他身邊不炸。那會兒打仗，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敵人火力強，我們不行，缺槍，缺子彈，況且上陣的都是些沒有經過訓練的老百姓。”
正是這段經曆，讓大姨夫一輩子都感到驕傲和自豪，也讓他在街道幹部麵前說話有底氣：“我領人消滅過200多個日本鬼子，這個也一定不會有人提。”
有過戰功，本為榮耀，然而後來的經曆卻讓大姨夫一蹶不振。
1942年春天，鬼子下賭注實施軍事報複，部隊在安國縣與敵人遭遇，那一仗我方傷亡慘重，司令部和隊伍均被打散，一時信息全無。一個同鄉，姓李，任司令部作戰科的參謀。他對大姨夫說：“乃謙，咱們與部隊失去了聯係，現在高粱苞米都長起來了，形成了青紗帳，要不我們先回一趟家吧！”姨夫點頭答應。
事隔不久，長征老紅軍魏洪亮（後任分區司令員，原是獨立八旅的旅長）捎信叫被打散的官兵重返部隊。這天，李參謀來找大姨夫：“我先去找部隊，等接上了頭，你再去。”大姨夫說行。可是李參謀剛出門，他媳婦便跟在屁股後頭邊走邊哭。臨到村口，抱著男人的大腿不撒手，多少人攔、勸都不管用。李參謀說：“攤上個晦氣的老婆有麼法，不去了，乃謙，要不你一個人去吧！”大姨夫說：“如果找不著部隊，路上再碰上敵人可就麻煩了。”這樣，他二人都未返回部隊。
當時抗戰環境太艱苦，不久李參謀想到地方武裝幹，他媳婦也攔著不讓去。再見到大姨夫，李一拍大腿道：“這半途而廢，算個啥嘛！就當一輩子農民吧！”
大姨夫說：“我決定留在本村代課了，教小學五、六年級的曆史課。”
解放後，姨夫見到李參謀的媳婦，說：“當初要不是你扯後腿，李參謀現在可就是個大官了，起碼團級以上。你不也就成了官太太啦？”那媳婦嘿嘿地笑道：“那看怎麼說了，興許還陣亡了呢！興許被敵人抓住打死了呢！”李參謀逝世於1994年，享年70歲。
大姨夫如果安心當一輩子農村教師，求個安居樂業，順順溜溜，也不枉平安度過一生。可是到了1949年，經大舅介紹，大姨夫到天津某縣謀得文秘一職，抄抄寫寫，上呈下達，雖說地位不高，但畢竟有顏麵，有溫飽。
1948年～1949年間，天津地區發大水，地裏的糧食顆粒無收。入冬以後，政府一邊組織生產自救，一邊倡導老百姓將糧食和糠摻在一起吃，當時1萬元相當於現在的1元錢，出售1斤高粱，可買回5斤高粱糠。
至1950年春，物價慢慢穩定下來，上級劃撥下來一筆救濟糧（高粱）。縣裏托人賣掉了2000多斤救濟糧，再買回價格更便宜的高粱糠以救急。
當時剛剛解放，單位極缺識文斷字的財政幹部，大姨夫有文化，便被指派管理公糧賬簿，參與賣高粱和買高粱糠。
前前後後共買賣了兩次，後來一算賬，差了50多元，左查右查，查到最後，大姨夫承認是自己花了。
及此，大姨夫被判刑一年。不久，地區法院打來電話告慰家屬，說數額尚不足判刑。既然已判，時日又短，每日三餐安排大姨夫與幹警們一塊吃飯，平日出出進進為犯人買圖書，時不時再給犯人上兩個小時的政治課和文化課，主要講蔣介石是反動派，是人民的公敵，並協助監獄辦寫總結材料。
轉眼刑期已到，監獄領導談話說，誰也不敢保證自己這一輩子不犯錯誤，改了就好，在監獄表現很好，可以恢複工作，獄方已寫了改造表現好的證明信，今後要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好好為人民服務。
出獄後，姨夫覺得回原單位已沒有威信了，便去北京找當年打鬼子時候的老團長。老團長正巧在一家建築公司任職，於是分派大姨夫做工會工作。
轉瞬到了1961年，國家經濟出現困難，城市開始精簡人口，大姨夫很快便遭到精簡，走投無路，隻好卷鋪蓋回了老家。
“要不然就離了吧！”親屬中有人這樣勸說大姨。大姨聽了，苦笑說劉家待她不薄，他又沒殺人放火，橫豎不會離婚，其實暗中大姨也有她自己的苦衷。
抗戰那會兒，南階河村有條河，河南邊就是日本的崗樓。當時敵強我弱，我方子彈甚少，老百姓常常配合八路軍自製土槍、土炮、地雷，還用一尺高的煤油桶裝上鞭炮，點著後劈哩啪啦一陣亂響。日本人聽到響聲，誤以為八路軍來端崗樓了，於是嚴陣以待，開火還擊，而我們的人則隱蔽在暗處。從理論上講，這叫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讓敵人白白消耗子彈。
1941年夏末，20歲的大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她已有了身孕，依然幫著遊擊隊裝鞭炮擾亂敵人。至1942年5月，“五·一大掃蕩”開始了，大姨跟著全村的老百姓一起躲藏轉移，一路勞頓，連驚帶嚇，白天缺吃少喝，夜間睡大田，結果在路上流了產，自此作下病根兒，子宮裏長出一個惡性腫瘤。1962年，由母親出麵，請出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林巧稚，為大姨做了子宮切除術。
1960年前後，國務院實施“萬人大下放”，動員大會由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主持，副總理陳毅、習仲勳等先後講話，要求每個部委包一個省，各部委每年派數百人下去，三年一輪換，三年屆滿，人員歸隊，然後再輪換另一批幹部，主要任務就是改變落後地區的麵貌。
因爸爸胃部動過手術，媽媽就報了名。媽媽所在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包的是吉林省。第一批幹部下去後，受到吉林省省委、省政府的熱烈歡迎，先入住賓館，爾後去各個地區走一走，看一看，參觀結束後，便分配到基層縣市去工作，媽媽分到了四平市。
1964年年初，三年一輪換的期限到了，母親向上級提出申請，決定不回北京原單位了，一因當時6個子女都到了上學的年齡，北京的戶口不好落，何況是6個；二因姥爺去世得早，姥姥把大舅、大姨和母親拉扯大，四人相依為命。抗日戰爭爆發後，大舅帶上識字的母親出外打日本，留大姨在家侍奉姥姥。解放後，姥姥和大姨在老家照看著兩家人的孩子，吃盡了辛勞。經過深思熟慮，母親想借此調動，把閑置在家的姐姐、姐夫一同遷往東北，重新組合成一個大家庭。
母親的申請獲得批準，全家11口人便由北京遷到了吉林省的四平市。
1967年2月7日 星期二
看了人民日報登載的由7名女同學組成的“中華兒女多奇誌”長征隊的報道，在長征路上如何鍛煉和改造自己。文章說，一條是彎路，一條是直路，看來是很小的事情，但卻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他們說得好：“雖然走了一段直路，思想上卻走了一段彎路。”
回想起我們近十幾天的長征，雖已過去了好多天，但仍記憶猶新。那一段時間，自己忽視了改造思想，沒有向“私”字開戰，我們六名長征隊員經常鬧糾紛，我還總怨這怨那，看各個都不順眼，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點。6個人之間出的事，怎能把自己往外邊排呢？看來還得認認真真學習老三篇，刻苦改造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