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譚必成已35歲卻仍單身一人。戰爭年代環境惡劣，無暇顧全婚事。解放了，有了身份和地位，可個人問題高不成，低不就，稀裏糊塗一直拖延至今。如今，精神上的渴望和生理上的需求常常攪得他心神不寧，坐臥難安。隻是因為身份特殊，他必須冷靜克製，不停頓地去澆滅那日趨膨脹的欲望之火。
“可遇而不可求，可遇而不可求……”隨著彙報次數的增多，她那一顰一笑，一言一行，宛如大海的波濤，時時撞擊著他的心。
白天照常上班來、下班走，八小時之內譚必成叱吒風雲，縱橫捭闔，人們談起他們的譚書記，莫不褒獎讚譽，敬畏有加。白天忙前忙後，尚可分散一些精力，可是到了夜晚，他的雙目，猶如兩顆燒紅的煤球，由裏向外噴射著異樣的強光。
3．一落千丈
僥幸的心理讓譚必成瞅準了一個機會。
1951年年底，全國上上下下開始了“打虎”運動，譚必成不知從誰人手裏接到一份上報材料，材料中控告幹警吳國華貪汙受賄，數額待查。
自接到材料，譚必成一不做二不休，他敏銳地校準目標，抓住戰機，猶如一隻老鷹從空中俯衝獵物，凶猛剛愎，迅雷不及掩耳。他作出批示，將吳劃入“打虎”之列，很快便以貪汙受賄的罪名將其逮捕。
執行逮捕令的那個傍晚，天空充滿了血色，一群烏鴉久久地盤旋上空，向世間持續不斷地發出瘮人的嘶鳴。眼瞅著丈夫被銬上了手銬，如棒喝當頭，她傻了。
入獄後，吳申訴不斷，狀告譚借刀殺人。四周鄙夷的目光和監察部門的傳喚，讓母親猶如掉進棗刺窩一樣痛苦不堪。她一落千丈，她快瘋了，她要發泄，她要找第一書記拚命。
這一天她去找他。他以談心為由，領她來到市郊的一塊高粱地。時節正值盛夏，高粱已經抽穗抽得很高了，沒有人能看得見他們。她質詢他：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為什麼直接插手基層派出所事務，吳國華指控他是事件的主謀和決策人。
指問一針見血。
譚必成的氣噌噌地向上竄。他壓住火氣，隱忍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你應該知道，什麼插手、主謀、決策，這種話是可以隨隨便便亂說的麼？說話要有根據，指控要有證據，平白無故誣陷好人可是要吃官司的，何況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你的上級！”
“誣陷？！別人怎麼不被誣陷？！聲音是從獄中發出的，機關裏也有人這麼看！”
“‘機關’？你指的是誰？！你把話說清楚！”
雙雙一時無語。
他湊近她，壓低聲音道：“今天是你約我出來，而不是我約你。你能不能冷靜冷靜，談問題要心平氣和才好。”
“說得輕巧，如果把你的家人抓起來，你怎麼冷靜？！怎麼心平氣和？！”
“我的忍讓是有限度的，如果你不是一個女同誌……”
“那就動手了是不是？！你也知道害怕了是不是？！”
“隨你怎麼說，首先你應該弄清楚，吳國華到底都做了些什麼？是吧？”譚的態度時軟時硬，“你要對自己不冷靜的言行負責，否則，什麼後果都可能出現，對此你必須考慮清楚！”
低聲誘導時，她尚能保持一分克製，恫嚇的話一出口，反倒讓她變得無所畏懼。
“如今我的家支離破碎，你如願了是吧？事到臨頭，你竟敢威脅我，我會實事求是地向上級組織反映你的問題。”言罷，兩行眼淚順著臉頰流了下來，她沒有去擦，任憑眼淚流入口中，然後再將它們咽進肚子裏去。
“我勸你還是打消這個念頭，你這個級別的幹部應該知道，無論是哪一級領導，都忌諱越級向上反映問題。思想上的裂縫一旦形成，就將永遠無法彌合。你我相互間的印象，還有我們在機關裏的威信，都將名譽掃地。遇事最重要的是冷靜，而不是耍橫耍態度。”
“怎麼耍橫了？！我今天的談話是鄭重其事……為人要磊落，要行的端，走得正……”
譚由著她數落，也不多加分辯，少許冷冷道：“一口一個要找上級組織，既然你想告，我又能有什麼辦法？”
“那當然，我要想告，誰也攔不住！”
“那你就去告！我等著你去告！！”
4．點到為止
她一連寫了多封申告信和申訴材料，竭盡所能幫助吳國華梳理問題，設法將他賒欠的賬目全部還清。因恐組織上看不明白，在償還的清單上還填上了還款的時間、地點、證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滑過，兩個月後她接到了答複：所賒賬款可以勾銷，但身為幹警，放走反革命一事無法赦免。
從哪裏又冒出一個反革命來？到底放走了什麼人？她無從得到一點消息，也沒人告訴她任何消息。
“別再告了，上上下下都是××縣的那套班底，你告到人家窩裏去了！！”終於，一位好心人向她作了暗示，而且也僅僅是點到為止。
在萬般驚恐無奈中，她再一次去找他，她渴望他能幫著她把人放出來，豈料辦公室已物是人非，新的書記走馬上任，他要找的人一走了之，而且走得幹幹淨淨，沒有托人留下哪怕是一絲一片的信息。此時她如大夢初醒，她突然明白，當個人的名譽、前程發生危機時，這個男人毫不猶豫地捍衛著他自己。
轉眼“打虎”結束在邇，辦案人顯然經過了深思熟慮：經多方會審，最終判決結果是三一三十一，平均打板子，給予男女雙方黨內警告處分和行政降職處分，吳國華減刑過半，量刑輕微。
“不告還好，告了，反倒給了自己一個處分。”那天晚上，母親強忍悲痛地往家走，推開房門，她一個趔趄栽在床上嚎啕大哭。好在就她一個人，沒有誰能聽見她的嚎啕，沒有人能看見她的歇斯底裏。
至午夜，她萬箭鑽心，吳國華及女兒們的話語聲、笑鬧聲直刺耳孔，一浪蓋過一浪。懵懵懂懂中她四處尋找發出聲音的人，卻一無所獲，換來的卻是新一輪的桌前伏案的涕泗俱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她毀壞了本屬於自己的青春、家庭和前程，一切都已無法挽回，就像透明的露珠在太陽睜開眼時必須消失殆盡一樣。
5．天道往還
來到鏡前，鏡子裏照出了她那枯黃的麵孔和哭得浮腫不堪的眼睛，還有那已然凸起的肚子。一兩年前，大女兒和二女兒已先後送回了老家。如今一個新的小生命正在她的子宮裏孕育生長。此刻，她費力地睜開眼睛，眼前忽然變得渾渾沌沌，模糊不清，“我決不能失明，決不能失明，為了自己的親生骨肉，為了肚子裏這個未出生的孩子，我必須挺住！必須挺住！”她不斷地對自己這麼說。
時間是醫治創傷的最好的良藥。慢慢地，母親重新堅強起來，眼睛也漸漸恢複了視力。
有一天，她來到窗前，放眼望去，天空湛藍，宛如大海一般。她仰望高空，默默地禱告說：“多麼可怕的一場惡夢啊！但願這場惡夢永遠過去，永遠也不要拾起，就當他們全都死了……”
那時候，三閨女的胎體尚隱存在母親的肚子裏。萬幸的是，三閨女未能聽到那群烏鴉齊聲發出的瘮人的哀鳴。
天道公允，天道往還—35年前，於母腹中，胎兒無法得知事情的真相，然而就在35年後，這個胎兒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長達8年的上訪之路。
6．無家可歸
對母親的審查和批判一直持續到1968年的深秋。在秋風秋雨的洗刷之下，滿地都是凋落的樹枝和樹葉。
與被遊街被批判的滋味相比，1968年的深秋讓母親感到了絲絲暖意。因為她獲準帶領全家人走“五·七”道路。一般說來，凡是已掛名成為“五·七”戰士的領導幹部，往後在政治上就等於獲得了“革命領導幹部”的通行證。
這天下午，我從集體戶返家。臨近外門，迎接我的是一個青色的大鎖頭，去鄰居郝大奶家問明了情況，出來時茫然不知何往，眼淚刷地一下就掉了下來。
深秋的日頭西下很快，冷颼颼的風從西北方向拂來。我手提一個淺綠色的帆布包，毫無目標地在樓前樓後轉悠起來。“哭什麼？哭什麼？去找家啊！去找家啊！”當哭泣停止，遠邊的夕陽提醒我應盡早起程。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少許又改乘郊線車直奔父母所在的公社。無論鄉下的條件怎樣艱苦，隻要有家，隻要四位大人（爸爸、媽媽、大姨、大姨夫）都健在，我的心情就會隨之而改變。
在最初下鄉的一段時日，山區內重疊的山巒，宛若一個無以倫比的大鐵門，將全家人的視線遮掩得嚴嚴實實。很快父母親被抽調到公社去搞“鬥批改”。公社境內有一條河，河水水溫很涼，四周圍冷清而寂寞。有一天，空中飛來了一群棕花色的野鴨，它們在空中時而飛旋，時而齊刷刷地飛入冰冷的河中覓食，父母親望著它們感慨萬千。
7．回報笑容
不知什麼時候，外麵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風卷著雨點打在多棵果樹的枝頭。於半睡半醒之間，望見玻璃窗上的枝葉和花兒已被小雨點打得顫顫微微，但顫微中它們依然含笑，依然婀娜多姿。下吧下吧，這些花兒和枝葉將忠實地守我到天明。
翌日晨，我拉開房門，看見對麵的房門已經敞開，木質的三角托架上放著一個桔黃色的洗臉盆，母親正在洗臉，地上濺上了不少的水漬。俄頃，當母親扭身擦臉的時候，瞥見了她的三閨女正在開門。就在母女倆目光碰撞的一刹那間，母親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這笑容在多少年裏都宛若燦爛的陽光時時照在我的心頭，我連忙點頭也回報母親一個微笑，可是當我轉身回到床頭的時候，眼睛立刻又濕潤了。
“三兒，一起下去吃飯吧！”少許，母親洗漱完畢，站在了我的房門前。她探進頭來笑道：“你爸起得早，剛才外門有響動，一定是上街買回了熱包子。”
我知道父母親都是河北人，他們都喜歡吃麵食，忙答道：“嗯，這就下去。”
俄頃，我跟在母親的身後下樓，從她那挺直的身板和行走的力量中，我似乎看到了案子的希望，看到了母親又恢複了青春，恢複了她一貫的鬥誌昂揚和揚眉吐氣。
8．以和為貴
前前後後花費了8年多的時間，三閨女穿梭於吉林、北京、河北三省之間，去苦苦尋覓那些看似早已流逝的一切。作為骨肉，作為晚輩，我一直正視、審視那場惡夢，竭盡所能去爭取為吳國華翻案的最佳結果，以撫慰兩位老人心靈上的創傷。在一位好心人的協助下，我有幸打聽到了譚必成的住址和電話。我想約他出來會麵，親自向他闡明來意，渴望他心胸坦闊，向前看，並申明以和為貴，不想給他晚年生活及家庭成員帶去任何的傷害。我還聽說他和他的夫人均健在，長子已經是相當一級的國家幹部了。
記得有位哲人曾經說過：“母愛是藝術家的學校，精神上的母愛是永遠不畢業的學校。”
在8年的穿梭中，不論多苦多累多難多澀多麻多辣，隻要想起母親那一度黯淡的眼神和中央首長的親筆批示，就敢於將一切困難踩在腳下。
“母親，女兒這一生將永遠愛著您！請您耐心等待，我一定能帶回讓您感到滿意和欣慰的好消息！”在身處苦海的8年時間裏，我一遍遍地在心裏這樣說。
1967年1月24日 星期二
目前，家裏外頭都遇到了我從前從未遇到過的事情，這對我們做子女的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聽說住在一棟樓西頭的×××是一個隱藏了多年的國民黨特務。過去，他是做地下工作的，今天被人看管起來，聽說批得夠嗆。他愛人跟我家大姨都是街道委員會的，關係很好。
另外今天下午，我親眼看見離我家20米之隔的統戰部的部長被一群人連推帶搡，不知帶到哪裏去了。
讓我們稍覺安慰的是，我們的爸爸還好，他在市財政局當副局長，隻受到輕微衝擊，無論造反派如何訓斥，人家並不拚死抗爭，哼哼哈哈過了幾次關，不久被指令棄權靠邊站。既然每日無事可做，爸爸便一個人在單位一間冷屋子裏低頭看報寫檢查。雖說心裏苦悶，畢竟避免了體罰。相比之下媽媽卻厄運難逃。她脾氣不好，發起火來不容人，答辯會上可能頂了群眾，說什麼：“毛主席是偉大，但好花也要綠葉扶，毛主席也得有群眾。”在地委女當權派中，她被掛牌鬥得最狠。
現在隻要一想起母親被遊街的場麵，渾身就哆嗦。媽媽現在又被四清那個地方的人揪走了，不知什麼時候能回來。【張頤武點評：1967，這似乎是一個隨時會有驚人發現的年代—“特務”鄰居、被帶走的部長、被掛牌遊鬥的父母，他們僅僅在幾天時間內就失去了革命的身份。今天看來這是一篇日記、一個故事，而那時的“我”身處其中，內心的不解和鬥爭是無法用言語描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