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地方勢力紛雜，導致鹽城的局勢也很複雜。有一次，在販鹽途中遇到了地方軍閥，連船帶人一概沒收，並強迫蒯應錦去當兵。當時地方軍閥正與新四軍對峙，蒯應錦參加的第一場戰役便以地方軍閥的失敗而告終，於是蒯應錦便當了俘虜。被俘後，蒯應錦沒有回家，而是參加了新四軍，服役證上還印上了陳毅的大印，這一參軍便是5年。解放後，蒯大富的父親便以貧農和革命軍人的後代在村裏擔當了“財糧員”（即大隊會計）。
蒯大富說：“我祖父、大爺、父親都上過私塾，當時能識字的農民為數不多。那時我母親家裏的成份是中農，因比較富足，也上過高小，而且還能看小說。在那個年代，能識文斷句的婦女就更為少見。”
解放後，村裏辦了個橋南小學，蒯大富得以就近讀書。
上小學的時候，蒯大富的學習成績不錯。一次臨近期末考試，放學時，他和一幫孩童碰上了鄉下結婚娶新娘的花轎隊，他一邊喊一邊追著花轎跑，因書包礙事便藏到自家廁所旁邊的草根堆裏，結果追完了花轎，書包卻不見了，但到了期末考試的時候，各科成績仍在班裏名列前茅，為此，老師還獎勵他一套學習用品。
小學畢業以後，蒯大富考上了距本村較遠的八灘中學，從初一就開始住校，一直住到高中畢業。
據蒯大富講，到了高中，尤其是數理化成績，同學與同學之間便漸漸拉開了距離。學習好的尖子生，考試時不僅要得滿分，而且還要搶頭卷。如果有哪一次搶了頭卷卻未能得到滿分，就非常懊悔，因為在老師和同學們麵前丟了麵子。
1960年，中國正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一年蒯大富住校讀初三，有一階段每天早餐是三碗稀溜溜的粥，一泡尿一撒就光了，有時第一節課還沒上完就餓了，心裏就盼著趕快到12點，好能吃到中午飯。
1959年～1961年是國民經濟比較困難的三年，學校每月給住校生提供30多斤的糧食定量，可以保證中學生成長所需的營養。到了1962年，全國形勢開始好轉。
3．右派培養出造反派
蒯大富說：“當時八灘中學是由幾個公社聯辦的一所非常普通的中學。這樣的學校能讓我考上清華大學化學係，當年的我簡直不敢想象。在考取之前，親戚朋友們也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兒。”
那麼蒯大富為什麼又能夠考上清華大學呢？話還得從1957年的“反右”形勢說起。
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一般都集中在院校和科研單位，因此“右派”出現的概率也比較大。運動後期，大城市裏有一批犯了右傾錯誤的教師，在接到處理決定後，便打起鋪蓋卷來到了邊遠地區。
當時八灘中學的高中班共開有6門功課，其中教數學、語文、化學、英語的老師都是下放來八灘的右傾分子，自然蒯大富的這4門功課都很好。
1963年高考時，語文老師讓他報考北京大學，數理化老師讓他報考清華大學。教蒯大富那個班的化學老師叫劉德明，蘇南人，考前，他把清華大學高考的試題全壓對了。當時清華大學的錄取分數是450分，蒯大富的總成績並不是很高，考了470分，但化學卻考了100分，最終被清華大學化學係所錄取。蒯大富風趣地說，之所以上了清華，究其根由，是1957年的一個“右派”培養出一個1966年的造反派。
繼蒯大富之後，至1964年，八灘中學又有一個學生考上了清華大學化學係；至1965年，又有兩個學生考上了清華大學，一個是化學係，一個是水利係，可見反右鬥爭以後，八灘中學的師資力量該有多麼的強大。
蒯大富說：“出獄以後，我曾打聽過化學老師劉德明，聽說他已經退休回了蘇南的老家，如果劉老師還健在的話，應該有80多歲了。”
4．小崽心中的喜鵲和烏鴉
1978年春天，蒯大富被押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進去以後沒有挨打，一天兩頓飯，主食是窩窩頭，外加一碗蘿卜白菜湯，一星期能吃上一頓肉。
從1980年底至1981年，蒯大富又在秦城監獄關了一年。秦城監獄關押的大都是部級幹部，蒯大富之所以進了秦城，主要是因為當時要審判張春橋，有一樁“煽動打倒劉少奇”的案子涉及到了蒯大富，需要蒯大富出庭作證，法庭設在全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檢察廳。
據蒯大富說，“秦城監獄歸公安部管轄，條件好於其它監獄，早餐能吃到雞蛋、牛奶、熱包子；午餐和晚餐一菜一湯，一星期還能吃上一頓餃子；一人一間屋子，約有18平方米，還帶有洗手間，可以洗澡。”
1981年的一天，蒯大富被叫到一間審訊室，屋子很大，大概有30平方米，正中有一把犯人就座的椅子，兩旁是旁聽者坐的沙發，椅子的對麵是審訊犯人用的大桌子，桌子後麵放有一把椅子。蒯大富進去後在正中那把椅子上坐了下來。須臾，進來了一位老人和一個小夥子，老人進來後不像是要審訊他，並沒有坐在審訊桌後麵的椅子上，而是直接坐到了旁聽者就座的沙發上。老人衝蒯大富說：“來來，坐到這邊來。”蒯說：“那不是我坐的地方，這是我坐的地方。”老人還是說：“來來來，就坐這兒！”蒯還是不敢過去。那個小夥子便說：“讓你過來，你就過來麼！”小夥子的說話口氣，讓蒯大富感覺到這位老人不是一位普通的幹部，於是便小心翼翼地坐了過去。作為在押犯，能得到尊重和友善的對待，這事一直讓他很感動，昨天上午，他曾以信任的口吻講給我聽。
到了1983年，法院對蒯大富進行了宣判。罪名有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誣告陷害罪”，被判徒刑17年。
判決之後，蒯大富從秦城轉到了北京市第一監獄。監獄有個放風場，放風時，高處有武警戰士持槍巡邏，風場裏就他一人，可以曬曬太陽，散散步。由於經常散步，風場中間就走出了一個圓圈圈，踩到的地方便留下一圈幹巴巴的印痕，沒踩到的地方就會長出小草。蒯大富說，“在押時，沒讓我做苦活，我倒是想做活，但獄方沒讓。”
1984年，政法戰線開展了“嚴打”，被逮進來的犯人很多，獄所的房子開始緊張。盡管如此，政治犯仍一人一屋。為了防止政治犯自殺，獄方派了幾個普通刑事犯看著蒯大富。其中有個小夥兒，北京人，十八九歲，蒯大富叫他小崽。這個小崽因打架被抓，抓進來放出去，放出去又被抓進來，已經是幾進“宮”了，這一次他和另外兩個刑事犯被派遣看著蒯大富。
三位刑事犯進來後並沒動手打蒯大富，反而還挺待敬他。每天下午四點至晚六、七點，是犯人自由活動的時間，可是一間屋子裏4個人也活動不開，有時蒯大富和小崽就趴在窗口往外麵看。院子裏有幾棵大楊樹，樹上有幾個喜鵲窩，窩裏的喜鵲老是嘁嘁喳喳地叫個不停。有一天，他對小崽說：“小崽呀，你聽見了嗎？喜鵲在叫呢，是不是要有好事啊？”
小崽說：“大哥，您可不知道，犯人最討厭喜鵲叫了。”
“為什麼？喜鵲叫不是代表有喜事嗎？”
“那是普通人那麼說，犯人可不那麼看，你聽喜鵲是怎麼叫的？”
“不就是‘嘁嘁嘁喳喳喳嗎？’”
“您再仔細聽聽。”
“仔細聽也是嘁嘁嘁喳喳喳呀！”
小崽正色道：“您仔細聽像不像‘抓抓抓，押押押，關關關，殺殺殺’。”
蒯笑道：“我怎麼就沒聽出來呢？”
小崽又說：“你不知道，犯人喜歡聽烏鴉叫。”
蒯問：“怎麼會喜歡烏鴉叫呢？烏鴉叫不是意味著要有倒黴的事情嗎？”
小崽說：“這你可就不懂了，烏鴉的叫聲可好聽哩！它不是呱呱呱呱地叫嗎？那是在朝你說‘走哇，走哇，走哇’，叫嚷著讓我們這些犯人趕快從監獄裏走出去。”
坐下來，小崽給蒯大富又講了一個趣事，他說：“我已經是幾進宮了，每次宣判完了，便把我們拉到唐山附近的勞改農場去改造。每次當武警押著我們去的時候，一路上心情很沉重，聽著火車車輪撞擊鐵軌的聲音，心裏頭就琢磨開了，鐵軌發出窟窟窟窟的聲音，就像是在說‘窩頭鹹菜’，‘窩頭鹹菜’，而火車一拉鳴，就像是在宣布‘粥……’，連起來就是‘窩頭鹹菜，窩頭鹹菜，粥……’，‘窩頭鹹菜，窩頭鹹菜，粥……’；在出獄往家趕的路上，心情就會特別舒暢，鐵軌發出的聲音也跟著變了味，再聽到‘窟窟窟窟’的聲音，仿佛是在說‘麵包黃油’，‘麵包黃油……’，火車一拉鳴，就像是對我說‘偷……’，連起來就是‘麵包黃油，麵包黃油，偷……’，‘麵包黃油，麵包黃油，偷……’，因為上了火車，一摸兜裏沒錢，要想填飽肚子，要想乘公共汽車回家，就得偷。”
還有一次，小崽在監獄裏看報紙，有一篇文章寫道：“新疆國民黨上將陶峙嶽投降解放軍，95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吳福輝考證：陶峙嶽，1892年9月18日生，湖南寧鄉人，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和武昌起義，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6年參加北伐，曾任北伐軍師團長、副師長、師長等職，後代理南京衛戍司令。抗戰軍興，投身於淞滬“八一三”戰事，後曆任軍長、集團軍司令等。1945年抗戰勝利後，被任命新疆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西北行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9年9月25日率新疆國民黨軍官兵，通電起義，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貢獻，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司令員、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在新疆享有較高威信，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1982年9月以九十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被看作是起義將領的典型。陶峙嶽於1988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96歲。】於是小崽便開始盤算，邊盤算邊對蒯大富說：“老丫挺的，95歲了還能入黨，我才19歲，離95歲還早著呢，看來要求入黨還不用著急，等我到了90歲再寫入黨申請書也來得及。”
蒯大富出獄後，還給小崽寫過信，後來就沒聯係了。那年，蒯大富和那個小崽待在監獄裏窮樂嗬，驅走了不少孤獨和乏味。蒯大富說，如果現在再見到這個小崽，大概也快40歲了。
5．押往青海服刑
1984年的“十·一”剛過，北京第一監獄忽然將蒯大富等數名政治犯叫出來改善夥食，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改善，每頓飯有好幾個菜，有一次還做了一條大鯉魚，一頓都吃不完。當時他就想，是不是要有什麼變化了，改善夥食後，是不是要把我們拉出去槍斃呢？管他呢，先填飽了肚子再說。
5天之後的一個夜晚，蒯大富、韓愛晶、孫蓬一每人各乘坐一輛吉普車被押解到北京火車站，然後由55名武警戰士押送上了一節硬臥車廂，途中沒有給他們上手拷。幾十個小時之後，他們被押解到青海省共和縣塘格木監獄農場，那裏位於荒漠地帶，經常有狼群出入，如果逃跑出來，不被餓死也有可能被凍死。
進了監獄農場，一人一間屋又重新被隔離開來。1號是蒯大富；3號是韓愛晶；4號是孫蓬一。文革中，孫蓬一曾是聶元梓的副手，1931年14歲參加革命，1991年出獄，出獄後不久就去世了。
在經由監獄接見室的時候，蒯大富看見外門兩側寫有兩行文字—“悠悠慈母心，速速盼兒歸”。
那些年，蒯大富表現不錯，還曾給小青年們輔導過數理化和文史哲，後來有一個小青年考取了一所農業大學，畢業後回到青海就業，並結婚生子。這個小孩很有良心，蒯大富出獄後，還接到過一封來自青海的信，信中附有一張娃娃的照片，上麵寫著：“蒯爺爺好”。
青海有一種魚叫潢魚，這種魚1年長1兩，10年長有1斤重，最初賣1毛錢1斤，後來賣到100多元1斤，兩三條就能賣幾百元。青海省有一個高原淡水湖，又稱青海湖，裏麵也有很多魚，每年過了交配季節，魚就更多。當地老百姓時不時就拎著魚筐在監獄農場的大門口叫賣。那時候，蒯大富每隔一段時間就能接到家人和朋友們寄來的錢，房間裏生有爐子，白天買到魚，晚上就可以燉著吃。
在監獄裏，犯人們還偷偷地篡改歌詞，如著名歌唱家郭蘭英演唱過一首歌曲，後被犯人們將歌詞篡改後傳唱開來。原歌詞大概是：“汾河流水嘩啦啦，陽春三月開杏花，待到五月杏兒熟，大麥小麥又開花，等到重陽九月你再來，黃澄澄的穀穗好像狼尾巴。”篡改後變為：“手銬腳鐐嘩啦啦，高牆電網鐵籬笆，窩頭鹹菜不管飽，又是訓來又是罵，K子樓的犯人多可憐，一個個走出來都是黃窪窪。”
來到青海，蒯大富的刑期還剩三年，韓愛晶還剩一年半。一年半以後韓愛晶刑滿釋放，一度仍留在青海，每月發給80元工資，30元高原補助費，分配給一間住房，但沒有安排具體工作。
至1987年，蒯大富被釋放出獄，回到了一度勞動過的寧夏青銅峽鋁廠。在宣判17年徒刑之前，蒯大富已在清華大學及燕山石化等地羈押過8年，實際上在北京、青海共服刑9年。25歲至42歲，正是人生最美好的黃金歲月，而蒯大富則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時間飛馳，轉眼到了2004年的10月，離我第一次見到蒯大富已整整過去了兩年。就在這一年，他被獲準出國旅遊，先後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香港，蒯大富高興地對我說，他終於圓了出國的夢。
也是在出國的前前後後，香港鳳凰衛視‘魯豫有約’預備做一期蒯大富的電視節目，等找到他的時候，被蒯大富婉言謝絕了。為此，主持人陳魯豫說：“想象中的蒯大富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啊？！”
蒯大富笑道：“那讓您說我該是什麼樣子的？我蒯大富就是這個樣子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