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鋒芒初試
（1966年8月3日至1966年10月28日）
價值所在：宏大的現場感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張頤武
1．置身其中的現場感
今天，當張新蠶女士將《家國十年1966～1976》提供給我們的時候，也將一個時代擺在了我們的麵前，這個時代距今已經過去了43年。
“文革”與我們這代人有什麼關係？我們又該如何判評那段曆史？
自八十年代以來，在學術界和思想界曾出現過幾次大的爭論。有人將那個時代描述得陰森可怖，充滿了壓抑和痛苦，也有人將那個時代視為一種不同於今天國情的“曆史定格的顯現”。南轅北轍，涇渭分明，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不時引發人們的爭論、分析和思考。
《家國十年1966～1976》一書既不是上述某種觀點的表露，也不是對“文革十年”的追蹤和回憶，而是時代潮流中的自我寫照。
這種“自我寫照”，將一個少女、一個知識青年、一個工農兵大學生所“親曆”的“文革”生動地顯現出來。她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她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方麵的教育，她在長達十年的成長過程中遇到的事件和困擾。這些異常具體的記錄構成了一種宏大的置身其中的現場感，它將我們帶回到曆史的現場之中，這種現場感的存在恰恰是該書的價值所在。
此外，《家國十年1966～1976》也透露了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相對單純的關係，一種互相關切和相互幫助的道德風尚，一種高尚無私和真誠奉獻的存在，一種個人對於國家的獻身精神，一種片麵、封閉卻又大無畏的國際觀。
以上這些，隻要細心閱讀，就會開卷有益，有所感悟，有所啟發。
2．時代潮流席卷下的小城社會
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生活在東北的女中學生、女大學生，她十年經曆的真實性和豐富性，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有關“文革”時期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特異的見證。
書中並沒有那種複雜隱秘的“宮廷內幕”式的描寫，但卻真實地再現了時代潮流席卷下的小城社會。從描寫在家裏養雞的細節，到有關大姨夫的有趣的人生故事；從幹部子弟的優越感到父母被批鬥的悲哀；從幹部家庭在文革中的跌宕起伏，到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從步入大學校門的昂奮，到毛澤東主席逝世後的痛悼……總之，作者寫出了個人與家庭、社會與時代的相互作用，寫出了小城社會、中學校園、大學校園在時代潮流中的大浪淘沙，以及個人、家庭、國家的命運完全為政治運動的多變所左右。
另一方麵，與政治氛圍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始終在全書十個章節裏時隱時現，讀後讓人忍俊不禁，流連忘返。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絕對的“公”的領域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私”的領域即使是在“文革十年”中，依然不可或缺。那些有趣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文革”時代人們生活的難得的素材。
作者是領導幹部子弟，書中對於文革時期地市一級幹部的狀況做了細心簡略的描述：從自縊身亡的地委第一書記，到住在樓上天天被揪走的地委代理第一書記；從母親的被遊街、被下放，到大姨的頭部被人手持匕首刺傷；還有，父母一經被人揪鬥，街道委員會便傳喚大姨夫前去交待問題……
以上所述因為都是來自耳聞目睹，讀起來生動感人，為我們研究當代史和人文史提供了極重要的參考資料。
3．紅衛兵的精神史
這部當年以感性之筆隨興記下的日記，細致地記錄了一個青年女性長達十年的心靈史。換言之，十年中的成長環境給她帶來的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的軌跡被日記和相當數量的“補記”表現得異常真切和豐富。
在時代意識形態的製約下，作者對於自己有一種近乎嚴苛的限製和要求，對於當時流行的價值觀充滿了虔誠的信仰。作者不是“文革中心”北京或上海的紅衛兵，她講述的是東北小城一個個體生命是如何虔誠地接受“文革”整套的思想意識形態，如何一步步成長的曆史。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絕對的“公”的價值對於女孩子及成人的幾乎超限度的支配，一種極端的道德理想對於她們生活、工作的左右，但這些又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封建性的教育和控製”，因為其前提並不是那種簡單的壓迫和宰製，而是時代教育和訓導的結果。
書中有關個人內心世界的表述，為我們了解紅衛兵的精神史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第一手資料。這種精神史的意義表現在諸多方麵，比如：本十分幼稚、十分簡單、卻又異常嚴肅的對於很多優秀文學作品的批判和清剿；那種永無休止的對於自己“私心”的懺悔和自省；那種對於“階級敵人”幾乎神經質的敏感和無情；那種本想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但在實際應用中又矛盾、膽怯和尷尬……書中處處可見那個時代的套話和流行的語彙，隻要我們深入其中，便不難發現在“田野史學”的範疇中，它那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紅衛兵精神史”的研究價值。
壯觀當年紅衛兵運動的潮起潮落，可以讓我們撥開曆史的迷霧，重新審視那個時代，領略它的潮流、走向和滄桑巨變，從中可以讓我們獲得一種飽經滄桑的智慧。
4．我與那個時代對話
《家國十年1966～1976》提供的見證是全麵而豐富的，它的出版為我們思考和研究“十年文革”提供了一個來自普通人的真切的感受和見證。它對於今天處於全球化和市場化的人們來說，不是懷舊和獵奇的讀物，而是對於那個特殊時代的理解的可能。無論如何，沒有對於那個時代的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
閱讀此書，也讓我回想起我童年時代所經曆的“文革”。點評的過程也是一次對話的過程，它讓我的思考不斷地在兩個時代之間穿插。我與那個時代對話，與日記的主人公對話，也和我自己對話。在對話與穿插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這些零散的評說，僅僅是我在閱讀中的隨感，並不是給予本書或那個時代一個權威性的解釋，而是試圖通過以上種種提示，為讀者提供一個理解與認知的閱讀視野。當然，我的工作未必能夠達到我的期望，也未必能夠深刻地闡明該書的重要價值以及不同尋常的社會意義，但我已經盡力而為了。
2009年5月寫於北大寓所
1966年8月3日 星期三
今天在南新民家看到了一篇文章，是馬南屯（即：鄧拓）寫的。他反對見麵握手，說人的手畢竟不是那麼幹淨，一握手，細菌就會相互傳染，建議用封建主義的拱手相拜作為見麵禮。今天經過討論，我認識到原來鄧拓借握手，反對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革命理論，反對革命的互相幫助。握手是我們表示親切慰問的一種方法，而拱雙手相拜，是封建主義傳道士的作法，這麼一比較，不就清楚馬南屯為什麼提倡那種封建禮教了嗎？【張頤武點評：關於“拱手相拜”的提議，當年林語堂也說到過。“新時期”以後，仍有人當作新鮮見解寫進文章。人生許多合理化的建議不一定都能實現，問題是這樣的政治批判由孩子嘴裏說出就令人深思了。】
我們學習小組今天在南新民家還學習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工商業者問題”對我教育很大：“……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我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要把在學校的學習生活當做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基地，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習慣，把自己鍛煉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1966年8月4日 星期四
今天我給“一幫一、一對紅的李影同學寫了一封信：
李影同學：
雷鋒、歐陽海、王傑、麥賢得、劉英俊等英雄人物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今天在學校看到你手中拿著一本《歐陽海之歌》，我懷著激動的心情給你寫這封信。
以這本書聯係我們的實際情況，它會使我們深刻地對照檢查自己。每當看完這本書，幾乎每看一次都沉默幾十分鍾，心跳得非常厲害，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寫下自己的感想，這本書給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課。
你看完之後，請把你的體會、感想及時寫下來，我們有機會互相交談一次，或用書信的形式寫下來。
讓這本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的閃閃發光的書籍鼓舞和鞭策我們前進!
張新蠶
1966年8月4日
【張頤武點評：信寫得很真誠，這種風格的信在當年非常流行—“一對紅”之類通過個人之間的談話來追求一種內心的超越和升華，其文化背景和心理的因素值得研究。】
1966年8月6日 星期六
昨天，媽媽說今天下午要領我到工人俱樂部去參觀李素文事跡展覽，【金春明考證：李素文，原為沈陽某商場售貨員，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文革”中曾任黨的九大和十大代表、中央委員，沈陽市和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四屆人大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革”後被撤銷黨內外職務。】我高興極了。突然，我想起原定下午要去應屆畢業生家，幫助下鄉的畢業生收拾行裝，怎麼辦呢？我心裏直嘀咕：真是太倒黴了，怎麼偏偏就這麼湊巧呢？怎麼能想個辦法不去了呢？這時我想起毛主席的話：“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我又想起了白求恩，他是個外國人，那麼大年紀了，為中國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又想起革命先烈為了我們今天的幸福，拋頭顱灑熱血，聯想到自己在這件平凡的小事情上，不是以國家、集體、他人的利益為重，而是一事當先，先替自己打算。
到了張新同學家，我不會縫褥子，縫了又拆，拆了又縫，手被針紮了好幾個洞，可還是縫不好，急得心直跳，站著幹著急。記得在“八·一”建軍節時，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教導：“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今後我要按照這個目標去努力。【張頤武點評：本篇日記有關“思想鬥爭的表述”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很具有代表性。同時遇到兩件事，在難以抉擇的時候，一件對個人有利，一件對他人有利，在矛盾中通過學習毛主席的教導選擇了對於他人有利的事去做。這經常出現的“思想鬥爭”，說明了那時對於個人欲望的徹底否定的困難，這種激進的價值觀是高度理想化的，當年曾作用於很多人。】
1966年8月10日 星期三
暑期放假時，姐妹中的學習標兵又是蘭玲姐，父母又給她獎勵了學習用品，這讓我想起了前年從小學升初中的一些事情。
記得那一年的暑假，我接到了學校發的錄取通知書，我考上了由國家出錢辦的正式中學—四平市第七中學（簡稱“七中”），而班上有一部分同學沒有考上七中，考上的是社辦中學和民辦中學。
記得升學考試一結束，一進門很多家長就問：“考得怎麼樣啊？”若是答對了，或大致答對了，家長就親熱，就端這端那。等到拿到了錄取通知書，家長一看是“職業中學”、“社辦中學”、“民辦中學”，就對孩子大發雷霆。如果自己教的學生考上了“七中”，老師們就會說：“你突破了初中，還得突破高中、突破大學才行!”有的“學習標兵”，一天到晚寫作業，就是為了能考上正式中學，走路做事想著上七中，連睡覺做夢也喊著上七中。
1966年8月13日 星期六
三天來，學校安排同學們與工農兵相結合，我在商店當上了服務員，這讓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原來我以為賣東西很容易，不過是賣賣菜、收收錢、點點頭、說幾句話而已。可僅僅3天的時間，便體會到當個好營業員並不容易，應踏踏實實地向李素文學習。
來的顧客都要問你很多話，先問有什麼菜，再問菜多少錢，在給顧客稱菜時，一慌，不是忘記收錢就是忘了找錢。如果人少還好辦，人一多就糟糕了，有時正在算錢，顧客一吵吵心裏就非常急，還多找給顧客幾元錢，多虧那位同誌覺悟高，給送了回來，不然國家財產就要受到損失。【張頤武點評：這裏的描寫細膩生動，賣菜也的確不容易。但有人能夠把多找的錢送回來，說明那個時代也有引人懷想的一麵。】最讓人著急的就是，稱了以後，有的蔬菜爛了，破損了，顧客不要，還得重新換；有個小孩兒還沒有輪到他，他就大喊大叫，說我的風涼話，讓我快點賣，自己隻能忍著。在服務的過程中，我找錯過錢，稱錯過斤，被太陽烤過，被人議論過，還為打破了雞蛋哭泣過，我要牢記毛主席的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還有，我願意稱東西，不愛幹揀爛柿子和倒騰蔬菜的活兒。這讓我想起張思德和雷鋒，他們不都是在細小、平凡的崗位上忘我地工作嗎？幹什麼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越重越不好幹的工作越應該搶著去做。
在服務中，有許多工農兵的優秀品質值得我學習。如：一位解放軍看見買菜的人多，立即投入工作，幫助營業員幹活；由於自己著急忘記了要錢，那位同誌主動交錢給我；當一位老同誌耍態度時，我身邊的一位女同學大膽地向他提出批評意見；營業組組長小唐姐姐對工作極端負責，沈德芳同學沒吃中午飯，餓著肚子幹了一下午……一切一切，都在我的腦海裏不住地旋轉……
1966年8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全市有8萬人參加了慶祝大會。人們跳、唱、扭，一片歡樂的欣欣向榮的景象。毛主席的像，好似在朝我們笑。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多麼信任革命的人民，讓我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掌管國家的命運，毛主席的形象在我的腦海裏深深地紮下了根。【王海泉考證：1966年8月19日這一天，約有10萬人在四平市體育場集會，慶祝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地委、專署、市委、市人委領導均出席了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