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暴風雨前
（1966年6月5日至1966年8月1日）
如入其境，毫發畢現
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吳福輝
1．這是可能的事嗎？
由於在魯迅文學院兼課，我和張新蠶有緣相識，因此當《家國十年1966～1976》“出土”之後，我算是幸運地先睹為快的一個讀者。它的價值一眼就能識別，並不需要怎樣深奧的學問和多麼敏銳的見地。它的曆史價值在於它是一種“民間文本”，從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時代青年”如何成長的文化人格模式，這不是個別的，而是時代群體的縮影。這個縮影輪廓清晰，線條優美，人物眾多，呼之欲出，是了解、認識我們共和國成長曆史的一部重要文獻資料，也是中國人自己教育自己的一麵鏡子。因為《家國十年1966～1976》比較厚重，故當時連忙推薦了相熟的朋友一起來考證和注釋，大家一起努力，以求評價起來得心應手。如今，日記在注釋者、點評者、考證者各路英雄的手裏輾轉了一圈，大大豐滿起來，今又回到我的案頭，要求我來通讀一遍，再續貂般地加上個“名家文章”。承作者的美意，我答應下來，但又擔心會不會因為外加的東西太多，以致對原著有所衝淡，因此心裏微微有些不安。
通覽《家國十年1966～1976》一書，從始至尾，在十章日記中穿插夾雜著相當數量的描寫家庭、親情關係和文革風雲人物的補記文章，其文字流暢，構思巧妙，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而且“補記”與日記的內容有機地組合在一起，相互銜接，前後呼應，展露出作者的文學功底和功力，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應該值得我們肯定和讚許的。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算起，已經逝去整整43年了。用魯迅的話來說，“忘卻的救世主”已然降臨。到了現在，麵對這部厚重的作品，即便是加了這麼多解釋性附類的文字，我想我們的後代或後後代，許多地方讀來還是會覺得如同霧裏看花，不甚了然，或許竟會發出疑問：這是可能的事嗎？很不幸，這本日記的第一位的價值正是它的“真實”。真實到如入其境，真實到毫發畢現，連同它的缺點也是真實的。在世界性的文學出版物中，曾有猶太少女等日記筆記的發表，受到人們矚目，本書也是這類紀實性文學的佳構。
2．不要忘記自己
現在習慣於像吃冰淇淋一樣來讀書的青年人，當你們讀到本書大段大段抒發豪言壯語的章節，或者讀到沒完沒了批判自己、不斷挖出魯迅《一件小事》裏說的皮袍下藏著的“小”字一樣的章節（那時是紅衛兵洗白了的時髦舊軍裝），不知會如何作想。假如你不耐煩了，請不要把書放下。這就是你的父輩、祖輩們所經曆過的、而且千萬不要以為是與自己無關的曆史。一個民族的曆史從來就是連續的。哪怕是出現“五四”那樣一個區分現代和古代的斷裂的運動，回過頭去看看，它還是有其“連續”的一麵。不然，我們又如何解讀“文化大革命”在現代中國的出現呢？我們又如何解釋去山西洪洞縣關過蘇三（京劇《蘇三起解》裏的蘇三，且勿論其有無）的監牢裏參觀，會冷不丁地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各種古老刑法的沉渣泛起呢？
我覺得《家國十年1966～1976》的曆史功用之一，便是叫我們一代一代的中國人不要忘記自己。當時的青年人愛學習，無心機，追求進步，心地純潔，遠離物質享受和商業市場，就拿我這個1966年已經教了七八年書、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扮演“被革命對象”角色的人來說，《家國十年1966～1976》足夠讓我驚醒，分明悟到了那個時代的思想模式、文化人格模式原來並沒有離我們太久、太遠。當年的紅衛兵一代，上山下鄉的“知青”一代，還有我這“青春萬歲”的一代（我用王蒙的小說名字來概括1949年期間正值少年的人們），不是愛用“青春無悔”這句話嗎？這是對的，沒有錯，每一代的青年都有自己的尊嚴，我們不能全盤否定我們年輕時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同時，我們也不能把膿瘡當作爛漫鮮花來看待，我們隻能否定我們應該否定的東西，而掙脫掉一個時代套在我們身上的枷鎖，不能靠別人，隻有靠自己。至於比我們更下一代的人，我相信他們比我們更聰明，一定更善於總結以往，開辟未來。
3．知道後怕了，才有希望
如果了解了我以上所說的，我還要對海外的華人讀者多說一句。你們中間的年輕者，可能更難理解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一代人的思想、思維和行為方式。說到底，我們都是在中華文化大圈子裏生長的人，隻要將此書讀進去，再稍微地想一想，也就不難理解了。在此，我還想特意提醒一下，目前從海外回大陸定居的僑胞為數不少，其中一部分人在讀到諸如文革、反右一類的書籍之後，總覺得生活在其中是多麼的可怕和恐怖，其實對於我這個“過來人”來說，在當時大部分的時間裏是不知道害怕的，因為你自身已經具有了融入那個時代的同質性，已經沒有了別的感覺。也隻有當你具備了異質的眼光和感受的時候，你才會害怕。記得我當時也是在努力地學習毛澤東的著作，一心想脫離中間偏右的政治處境，以為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蕩滌衝刷，我們先輩前賢一百多年來所理想的強盛、幸福、幹淨的中國就會在地平線上出現。現在讀了《家國十年1966～1976》，在感到熟悉和親切之餘，重新回憶、審視那一段夢魘一樣的歲月，反而開始感到後怕了。
我盼望留住那青春的日子，我又詛咒那個荒唐的年月。嗚呼！那個我最好的年紀和無謂浪費的珍貴時間，是永遠也回不來了，而我自己也在逐漸地老去。但我想，像《家國十年1966～1976》這樣保存於民間、時間跨度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文革十年”之文本，它所具有的那份記錄的逼真性、豐富性和思索性是永遠不會老去的，我這裏隻是道出其中深有同感的一二體會而已。我仍如最初那樣，極願推薦本書，相信看過《家國十年1966～1976》的讀者，在各自不同的方麵都將有所收獲。
知道後怕了，才有希望，對吧？
2009年8月13日於京城小石居
1966年6月5日 星期日
我非常喜歡這些小雞，它們從一個個小不點兒很快長大起來。長大後我根據它們羽毛的顏色和形態分別給起了名字：“花豹”、“瘦猴”、“大老傻”、“花花”、“美不溜”、“髒鬼”、“歪脖”。【張頤武點評：名字生動，隻有孩子想得出來。】
“歪脖”原來叫“長脖”。從春天養它到夏天，一直都挺好的，後來就得病了，怎麼喂也喂不好，不幾天就開始抽風。一抽起來，就歪著脖子，連同身子在院子裏打急轉，嚇死人了，一看它抽風我就非常難受。
每天吃完晚飯，我負責剁好小半盆白菜葉子，再往雞盆裏放入草籽、苞米麵、麥麩、飯嘎巴兒、剩飯、剩菜、刷鍋水，然後拌在一起。拌好了，放在雞籠邊上，等到明天，夠十多隻雞吃三頓的。【張頤武點評：本篇是這部日記的開篇，沒有政治性的議論，卻充滿了細致和饒有興味的感受。它說明對於孩子的日常生活而言，政治性的壓力比起日常生活的體驗顯得並不是重要，孩子的眼光仍然有政治之外的空間，有著這樣的童稚的、未被成人世界侵襲的思維的領空。我們將從這裏走進張新蠶的少年天地，開始領略她成長的曆史，並慢慢走近一個複雜的時代。而對於這個複雜時代的描述，以往常常來自於公開的文獻或者成人的回憶，而這樣來自一個14歲的女孩的表達就不多了。因此，這部日記所具有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價值彌足珍貴。】
補記1——分到油餅交給老福姥姥
蓖麻長高以後，會長出很多大綠葉，等長出果實的時候，果兒的外皮帶刺，掰開來看，裏邊有一瓣瓣的小粒粒。到了秋天，果實熟了，剝下它的外皮，可見黑花色的一粒又一粒的蓖麻籽，每一粒有花生米那麼大。
蓖麻屬於經濟作物，可用來榨油。1961年前後，我正在北京市複興路小學上四年級。那一年國家經濟比較困難，學校號召小學生們在地邊、道邊、高坡、地沿等不大長莊稼的地方種植蓖麻。雖然蓖麻油不如棉花籽油好吃，但那時油的供應量有限，家家吃油都很節省，記得保姆老福姥姥曾用一塊薄鐵片圍成一個小勺，上麵有長長的把兒，炒菜時僅僅舀上一羹匙油那麼多。
到了秋天，小學生們向校方上繳各自收獲的蓖麻籽。有一天，學校決定按班級給學生們發放油餅，一人一份，每份5張，以資鼓勵。
那天下午，我拎著油餅和王全全、羅玫、金小毛等幾位女同學結伴回家。記得剛剛跨過一個鐵道口，從後邊趕上來一個叫李文的女生，她跟我說，她想用她手裏的一個小物件換走我的油餅，我沒有同意。快走到家門口時，我看見老福姥姥正坐在一個小板凳上與鄰居的大娘大媽們聊天。老福姥姥見我拿回了油餅，非常高興，誇我懂事，知道疼她，說這東西好吃著呢，晚上熱一熱就可以吃了。我說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有個女生想換走我的油餅，我沒換，不知是換對還是不換對。老福姥姥說，哎喲小祖宗，你可千萬不能換，當下有糧食吃比什麼都重要。那個女孩子有心眼，肯定比你大，家裏一定是缺糧吃。
開門進了屋，老福姥姥先去了廚房，出來時問我：“那個女生跟你沒換成，又跟別的孩子換成了嗎？”我搖搖頭說不知道，反正我沒換。
1966年6月8日 星期三
今早我把鍋裏的飯嘎巴藏起來，沒讓3個小弟小妹吃。【張頤武點評：“好玩的事讓人寧肯少吃飯”—孩子的想法。】我跟他們說今天雞食少，雞還沒吃的呢，今天就別吃了，等一會兒我領你們玩猜謎，套圈，摸鼻子，然後再到外邊參加入隊儀式，走一、二、一。他們三個就笑嘻嘻地說行，不吃就不吃。
猜謎時，我問弟妹們一個問題：“人身上什麼最硬？誰先答上有獎。”6歲的新伏答得慢，11歲的振西說是骨頭最硬，9歲的新蘭說是膝蓋骨，新伏想了會兒說是腦袋。我說：“你們答得都不對，是牙齒!”然後大家哈哈大笑。
摸鼻子也很好笑，蒙上眼，不大能摸準，摸到了邊也算。獎品是小手絹或一支鉛筆，一塊橡皮。
套圈時，他仨都往最大的那個紙包套，振西套上了，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有殘缺的石膏娃娃頭，那是我從垃圾箱撿來的，撿回後用報紙包好存放起來，也不知是哪家破損後扔掉的。【張頤武點評：這裏寫到了當年兒童的種種遊戲，這裏留下的細節能夠引起我們的懷想。人生的那些歲月已經隨風而逝，但歲月的痕跡仍然留存。這些遊戲遠比現在的那些電子遊戲要單純得多，但卻含有一種樸素的力量，一種電子遊戲無法取替的一種美。】
“一、二、一，一、二、一”，我當上了老師，給他們三個一一戴上了紅領巾。因紅領巾缺一條，新伏戴的是紅圍巾。之後，帶他們朝後院走。我喊：“一、二、三、四!”他們三個就喊：“一、二、三、四!”
1966年6月16日 星期四
今晨還不到5點，就聽見大姨夫又起床點火了。全家10口人，每天都是他起得最早。燒水、餷粥、餾餑餑，然後再打掃門前的衛生。
今早6點半，蘭藕姐替大姨夫煮粥。煮著煮著，外邊有個小姑娘叫她。可怎麼叫她，她盡管答應就是不動。後來大姨夫聽見了，說：“蘭藕，你沒聽見樓上老莊家的大姑娘莊建敏叫你呢。”蘭藕姐猶豫了一會兒，不情願地去了。姨夫一和弄鍋，喲，這才多一會兒，這粥裏什麼時候放進去一個雞蛋呀？
姨夫就叨咕：“你說說這孩子，自介個想吃，就給你煮。”
我在一旁聽了，偷偷地笑個不止。
一會兒蘭藕姐回來了。她說，新蠶呀，我剛才出去，咱家雞今天把我當成你了，從老遠的地方向我這兒跑，因為我上身也穿著跟你一樣的綠不嘰的衣服。
聽後，我更是哈哈大笑，說，快吃你的煮雞蛋吧，一會兒該煮老了。
補記2——為娶大姨買活期地
姨夫的老家在河北蠡縣的大王村，大姨的老家在蠡縣的南階河，大王村與南階河相距不遠。1940年冬，姨夫的一個親叔伯姑從大王村來南階河，姥姥從她那裏聽說了大姨夫。
姨夫叫劉乃謙，生於1914年，屬虎，當年25歲，高小文化。姨夫的父親叫劉化普，出身貧農，當過小學教師；母親王榮，勞動婦女，心地善良，經常給八路軍炒花生、燒開水，是當地的保密戶。
姥姥的小名叫青菊，青菊是個急性人，想想大閨女還沒有找婆家，於是就急著要見大姨夫。幾日之後，大姨夫果然來了，高高的個頭兒，麵闊口方，直鼻大耳，濃眉大眼，腰間還挎著個盒子槍。一打聽，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分區連指導員。
姥姥心下歡喜，忙打發人去區裏叫回兒子，好幫著自己拿個主意，一心想盡快定下這門親事。
這日，大舅送走大姨夫，回頭望著親娘不開口，開口了，又吞吞吐吐：“人嘛，長相倒是不錯，就是……就是……看上去不太穩當，說話走路有點慌慌嘰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