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又見攀鋼、又見攀鋼
我有一次平生印象最深的失眠。1981年，一個與我初次相見的人，言談中講到攀枝花。他說那地方十幾年前還很荒涼，後來，就像50年代的蘇聯電影中在荒灘上建設共青城那樣，建設起一個鋼鐵公司。他還講到其他一些地方。不知為什麼，所有的“其他我都沒聽進去。隻有那一句話：在荒灘上建設共青城，把我吸引住了。這是我對攀枝花的全部了解。說走就走，幾天後到了攀鋼，一問，才知道這個鋼鐵公司下麵有三十二個廠礦，共有四萬人！我采訪什麼？采訪誰？我一個廠一個廠去看，軋鋼廠、焦化廠……越看越覺得鋼鐵之龐大和自己之渺小，直至感到自己事實上鋼鐵化了似的。”
在這個似乎除了山就是礦、除了鐵就是鋼的地方，人們怎麼生活？怎麼吃，怎麼住，怎麼讀書，怎麼工作，怎麼娛樂，怎麼求知，怎麼牛存，怎麼發展？一個最具體、最現實的問題是：如何使人願意留在攀枝花？那時在攀鋼的人，我覺得有兩種。一種，是有一一點精神的。這個“一點”，其實很大。大到自己燃燒自己去溫暖別人。
另一種，是自己沒有辦法跳槽的。或許，大多數的攀鋼人身上，是這兩種因素兼而有之的？然而如何讓他們獲得人所應有的一切、發揮各自的潛能呢？
尤其是那些煉鋼工人，要在二百多度的鋼錠模盤上砌磚。挨著自己身上的被模盤烤得發燙的帆布褲，就像被電烙鐵烙了一下似的。幹完活，帆布褲上就有一層厚厚的汗堿。脫下帆布褲往地上一戳，褲子硬邦邦地就自個兒“站”在地上了！
煉鋼工人中，有一個叫楊永政的，砌了一萬零四百多盤磚，沒有漏過一次鋼水。漏掉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二十七歲的人，看上去像三十多歲，而且有關節炎等病。他的二十出頭的妻子，天天要翻過一個山頭去上班。摸黑翻山不安全，楊永政默默地護送自己的妻子。所以說“默默”，是因為他說什麼也不肯向組織上提出自己的困難。如果把他的妻子調到一個離家近的食堂工作，妻子就可以有點時間照顧楊永政的飲食起居。楊永政就不用在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後翻山越嶺地護送妻子。布娃娃似的妻子，流著晶瑩的眼淚。可是楊永政說，我工作了十年都沒向領導提過要求，你才工作了多少時間就要給領導出難題？
不，我想，為什麼先進工作者都得超負荷又超負荷地工作？為什麼非得每天百分之一百幾十地用去自己的精力然後到家隻能蒙頭人睡？為什麼他們就得累病？為什麼他們就得無休止地拖累家人？譬如楊永政，這個十年堅持在煉鋼爐旁的先進工作者，正因為他是先進，難道他不更應該得到公司的關照嗎？當然，公司不可能熟知四萬職工每個人的具體狀況。那麼，我寫信。我向公司反映情況。
“布娃娃”調到了家門口的食堂工作。
四萬人的攀鋼，一個人一本賬，一個家庭一台戲，壓在當時的副經理趙忠玉的身上。趙忠玉分管票子、房子、兒子等等。或者說，分管人。人的欲望曾經被塞進一隻瓶子似地密封了起來。到80年代初，瓶口開始啟封，積壓多年的欲望衝天而起，蘑菇雲似的擴散開來，浸進了趙忠玉的家裏。趙忠玉一進家門，來人和電話就開始“狂轟濫炸”。他兒子正在看電視《加裏森敢死隊》，敢死隊正要聽加裏森發布命令，電話鈴響了。敢死隊就聽不到加裏森的聲音，光聽趙忠玉說話了。他兒子氣得差點沒鑽進電視機裏跟著敢死隊走了。
趙忠玉把攀鋼的下一代，稱為“大侄子們”。第一代攀鋼人，已經作出了犧牲。要讓“大侄子們”有書讀、有文化、出大學生、出人才。攀枝花鋼鐵公司啊，鋼一樣沉重的壓力：攀枝花一樣火熱絢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