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田喝問：“幾時回的？”
陶祿生不耐煩地：“十多天了。”
陶玉田愈加惱怒：“什麼？！十多天，你怎麼不來看我？才十多天，你就敢遊行示威？！”
陶祿生說：“你當國民黨政府的走狗，我懶得看你！遊行示威算什麼，我們還要把國民黨趕下台呢！”
“啊——！”陶玉田驚上加驚，倒抽一口氣。這當口，陶祿生甩脫了父親的手，重新彙入憤怒的人群，揮拳呐喊。
在那個初夏，陶祿生搭了張大木排，順資江的滾滾洪波而下，漂過煙波浩淼的洞庭湖，再駛入水天一色的長江來到漢口，不期而至地出現在三叔麵前時，陶玉林也是大吃了一驚的。他拍著侄子比他低不了多少的頭，不無先讚賞地說：“嘿嘿，你這隻飛天蜈蚣！”飛天蜈蚣是安華人用來形容調皮無羈的角色的稱呼。陶玉林很能體察一個鄉村少年的心理，讓太太照城裏人的標準給他打扮一新，理了一個中分縫的西式頭，又給了他一筆錢，讓他滿街去逛。
陶祿生就一連幾天逛得飯都不記得回家吃。他先是在街上看汽車和黃包車，接著跑到長江邊看輪船，再接下來就是欣賞京漢線上吭哧吭哧來回跑的火車。他將這些文明物以鄉下的動物來命名，管輪船叫“鐵鴨婆”，管小轎車叫“烏龜殼”，火車則被他叫作“千腳蟲”，在飯桌上把年輕洋氣的嬸嬸逗得直噴飯。
陶玉林把他送進了一所中學，吃住還是在家。白天，陶玉林去城郊營部料理軍務，錢太太則在家或外出打麻將，陶祿生去上學，三個人吃飯時才湊到一塊。嬸嬸與侄兒開始相處還融洽，時間稍長，就生出摩擦來。一天下午，錢太太想聽漢戲，她的木殼收音機卻不見了，東找西尋，見侄子的房門關著，裏麵有收音機的聲音傳出來。錢太太敲開門一看，一幫學生圍簇著她的收音機，一個個心向往之的樣子。
錢太太不知道他們正在收聽中共電台的播音，隻是瞪著眼喝道：“祿生，你怎麼不經允許就私拿我的東西？”陶祿生有板有眼地：“首先，這收音機不能算是你的東西，它是三叔買的；其次，收音機在你手裏隻能用來撒謊與騙人，隻有到了我們手裏，它才發出真理的聲音！”錢太太被他的這種語言和口吻驚懵了，她不知學校對他施了什麼魔法，在短短的時間裏把一個滿口村言俚語的鄉下毛後生變成了一個談吐不凡的激進青年。錢太太繃著臉抱起收音機就走。出得門外，忍不住回頭瞟瞟這群乳臭未幹的青年和滿地的煙頭，恨聲道：“我就見不得這髒！”陶祿生接腔道：“什麼人最髒？不是兩腳牛屎的窮人，而是地主資產階級寄生蟲，它們寄居在勞動階級的肚子裏吸人血而不知其行為之髒！”學生們哄然大笑，氣得錢太太一臉煞白。其實陶祿生主要是在同學們麵前操練口才，炫耀膽量，顯示進步，實足的書生意氣，而並非故意與嬸嬸作對。
錢太太慪了一肚子氣，隻好在朝丈夫發作，一定要讓陶玉林把侄子弄到學校去當寄宿生。此舉正中陶玉林的下懷，二話不說，揣著三叔給的一筆充足的生活費，屁顛屁顛地去住校了。走前陶玉林交待他莫跟激進分子攪到一起，政治這東西沾不得的，千萬莫惹禍。陶祿生自然點頭應允。直到後來陶祿生惹了禍，陶玉林才察覺自己的這種叮囑和告誡完全出於一種冥冥中的先見之明。侄兒跟他的稟性太相似了，庶幾就是一種惹禍的稟性，不惹禍是不可能的。
不過直到民國三十八年的早春，陶祿生來漢口一年零十個月後，他才把禍惹大：遊行時與警察發生衝突，被抓到局子裏去了。警察局把電話打到家裏時，陶玉林正好坐在電話機旁，仿佛專門在等這個電話似的。他揣上白花花的銀元，穿上筆挺的軍服，開上軍用吉普去警察局保侄子出來。當陶祿生晃著額上有一縷血痕的腦殼頗有英雄氣概地坐在三叔麵前時，陶玉林就像撿起一塊掉在灰裏的豆腐，打也不是，拍也不是，苦笑道：“你這隻飛天蜈蚣，你是怕三叔錢沒地方花是吧？我可以保你出去，可有一個條件——我要你回安華去。”陶祿生斬釘截鐵：“不，我還沒畢業呢！”陶玉林說：“你這樣子還畢得了業？心思早不在學業上了。你爹又到縣政府做事了，你到萸江中學去讀書，也是一樣的。”陶祿生搖頭：“不一樣，這裏有安華學不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