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輪椅搖到門前，突然就結巴起來：走走走走走走走……結巴得直顫抖，每一個“走”字都是抖出來的。他抖得把大家全怔在那兒了，心疼地、竭盡可能地想弄懂那一串走字。我明白了，他是說，去那家冰淇淋店，隻要走就走到了。
光直先生把一個個“走”字抖出來的時候，我又一次感覺著一種悲壯。我的淚湧到心口，光直先生看著我，眼光筆直，眼神光明。突然，他清晰地說出幾個字：“一定要來。”
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朵。而且，除了我居然誰也沒有聽到，可我真真切切地聽到了他說的這句連貫而明確的話：“一定要來。”我明白，他是說，我們離開哈佛前一定再去他家。
走出光直先生家，我對夢溪說：我就是死掉也要再來看他的！後來想到，過年的時候不能說“死”字的，隻是當時我什麼都忘了，我是這樣的愛他！
有什麼樣的青年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未來
張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在耶魯大學人類學係從講師到教授到係主任，前後有16年。後來又回到哈佛任教，擔任人類考古學係係主任，兼哈佛東亞谘詢委員會主席。後來又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他的著作包括《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二集》、《商文明》、《古代中國考古學》、《考古學再思》、《美術、神話與祭祀》、《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考古人類學隨筆》、《考古學六講》、《番薯人的故事》等十幾種，論文一百多篇。
1995年11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學術中心樓4206房間。我大開著門等候光直先生，盡可能不讓他腳前有障礙。
他好像不認識我了，一無表情。然後才明白，得了帕金森病，臉部肌肉就很難直抒胸臆了。
光直先生向夢溪伸出手來，然後“捅”出一本他的新書：《考古人類學隨筆》。說“捅”， 因為他沒有辦法把手伸長了遞，他艱難地甩起右手腕，略微地把書筆直地捅過來一些。
他那時是應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之約，來任副院長的，他就住在我們隔壁的4208房間。他掏鑰匙要進他的4208，夢溪對我說：快護著光直先生！
我那時還完全不能體會一個人是可能一點東西也拿不住的，譬如一把鑰匙。尤其不能想象一個從早到晚在主持工作在演講在指揮一個洋洋大研究院這樣那樣的項目，比如曆史語言研究所要不要改名字的先生，竟然不能指揮他的十個手指頭。
雖然，我來台之前就聽說他走路常常跌倒，可是依然十分頑強，依然十分認真地做副院長。
我想，應該說是十分認真地做一個人。那麼，這個人如果坐在副院長的位置上，就會十分認真地做副院長。如果和朋友們在一起，就會十分認真地做一個朋友。如果在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當係主任，就會十分認真地做一個係主任。如果在哈佛大學讀書，就會十分認真地做一個博士生。
把這些“如果”倒過來，就是一個人有什麼樣的青年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未來。
他在哈佛當教授當係主任當得好好的，何苦跑來台北當副院長！他這個身體，真不該來擔這份責任受這份累！我護著他從4206走向幾步之外的4208，感覺中，這幾步，這個過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或者是書掉下來，或者是鑰匙掉下來，或者是——人掉下來。
我說光直先生你太累了！他說人總要做點事的，現在還越做越多了。我想起我們住的這個學術活動中心一樓大廳裏，有一張很大的海報：12月6日上午，張光直副院長演講，題目是關於中國古代考古學的幾個問題，李遠哲院長主持，演講後是便當午餐並討論。
明天他還要去台灣大學演講，昨天從早到晚一天的會，今天又是排得滿滿的日程。所以昨天去機場接我們的教授轉告，隻能今晚6：30和我們見麵。
打開4208的門，他雙膝打彎了，右手趕緊撐住門，就這麼靠著不能動。夢溪扶住他才走進屋，走了兩步他覺得自己能走了，就不要夢溪扶。
這晚他請我們吃飯，就在學術中心的餐廳。服務員站一旁等寫菜單。光直先生看著菜譜，說：京醬肉絲、蹄筋油菜、三鮮火鍋、鐵板豆腐。服務員不記。不是不記，是因為一點聽不見他的聲音。他的嘴唇抖動著，本來就微弱的語音，因為抖動，更加飄零地散落開來。
我擔心，這樣，他怎麼吃東西？
第一個端上的菜是豆腐。我給他舀一勺豆腐，沒想到他又拿起長把勺抖動著在菜盆裏追蹤滑滑的狡猾的豆腐。我說我來，他不理會。他給我舀豆腐，給夢溪舀豆腐 。這一個全過程，我的心隨著那長把勺抖動著，我害怕豆腐滑落下來傷害了他，這份緊張，倒好像他“捅”過來的不是長把勺而是手槍。
他對人對世界，總在回報，哪怕哆嗦著手，哪怕他手上的表一天響5次，提醒他吃藥的時間到了。
餐廳裏嗡嗡著，大家都在邊吃邊談，這麼多林立的聲音裏，叫我們怎麼去捕捉他的聲音？我想起芭蕾舞劇《天鵝湖》第二幕，那麼多白天鵝在舞動，叫王子怎麼去找奧傑塔？
我的雙耳，此時一定像兩張撐開的網，去套住他的一個個語音。可是那語音那麼細弱，一個個都從網眼裏掉了出去。
餐桌小小的，我就坐在光直先生的對麵。我不願讓他感覺到他的話語跨越不到餐桌的彼岸。他抖動起嘴，我就點頭說是。夢溪傻傻地問我光直先生說什麼，我在桌下推推夢溪，示意可別問我。虧得一位也是從美國請來的教授到我們這桌來，插入這場有去無回的談話。這位初次認識的教授和我們說話，我們和他說話，像一場平庸的乒乓球賽，沒有抽球，沒有失手，隻是剛剛好地使餐桌上又有飯吃又有話說。
光直先生又對我說著什麼，說了比較多的話。我一直表示聽見了的樣子。待他說完，顯然覺得我的表情不對。或許他在誇獎夢溪的刊物？而我隻是一個勁地點頭。他不再說什麼，隻是拿起賬單，準備散席。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不傷害他。
我把剩下的蔥油餅打包，他說他攤的蔥油餅比這好。天，這一句話我聽見了，聽清了！我好高興地真切地響亮地重複問他一句：光直先生，你攤的蔥油餅比這好？
他一笑：有人這麼說。
他提議去學術中心的咖啡廳小坐，這裏人少便於交談。他要了咖啡和奶茶，又打開冰拒去取冰淇淋。他手抖抖地“捅”進冰櫃深處，給我取出一個大頭大腦的冰淇淋，又給他自己拿了一根雪糕。我想為他剝密封的紙，又知道他自己能做到的事就不願別人幫他。這種紙，小孩一撕就撕開的，他卻從褲兜裏掏出一把大折疊刀，用刀尖刺破紙，再疊起折刀放進褲兜，再從破口處撕開紙，這才吃起來。
吃雪糕的時候，他很像一個小男孩，吃得很快。他的大眼睛，也越發地瞪得大，越發的黑白分明。他總是筆直地看人，像潔淨的天空，像無邪的孩童，一派光明和正直，就像他的名字：張光直。
他突然站起要到外邊去付款。原來這裏喝咖啡要到大廳總台去付款，這真是怪怪的。他說他三個星期前就提出要改成在咖啡廳裏吃東西就在咖啡廳付款，可到現在還是這樣，習慣的東西改起來真難。他說美國開會總是多種不同聲音爭論，台灣開會常常事先說好了怎麼開就怎麼開。
他這位副院長管到咖啡廳的如何付款，哪怕他手上的表一天響5次，提醒他吃藥的時間到了。
他要我們一起去他的4208，看看他的電腦，看史語所編的可以檢索二十五史的軟件。他的手已經不能寫字，隻能一下一下地敲擊電腦。他要夢溪隨便說個詞，夢溪說了《文心雕龍》裏的“神思”。他一下敲擊出了幾十個“神思”。他很有興致地給我們看牆上文徵明的小楷，講教室裏正在展出的字畫、玉器、磁器，帶我們在書畫間神遊暢思，真是神思。
他的護士來了，要打針了。我們回到4206，夢溪往床上一倒，兩隻眼睛湧動著淚水：張先生身體這樣，太痛苦，太壓抑，我準備不講課了。
我說，我要盡我可能幫助他，或許美國治不了的病中國治得了呢。我想起剛才光直先生問及夢溪的刊物，夢溪說起《世界漢學》，光直先生筆直地看著夢溪，筆直地問：我能幫助你什麼呢？你的資金有人幫你解決嗎？他又對旁人說，夢溪的《中國文化》是辦得最好的雜誌。我明白，所以他立即想到要為《世界漢學》做點什麼。
而他，實在隻應該別人為他做點什麼的。
11月27日上午，夢溪在史語所演講《陳寅格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演講前，忽然很多人都向門口看去——張光直副院長來了。
是光直先生來了，歪斜著不會站直的身子，筆直著不會歪斜的眼晴。
我趕緊坐到他身邊去。他感冒了，旁人要送他去醫院。他說年年都會感冒的，喝水、休息就行。但我知道，他沒有時間休息，甚至沒有時間喝水。他說他這個身體，能這樣做事，已經不錯了。我說昨天不可能的事，不等於今天不可能，美國治不好的病，不等於中國治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