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張光直：手上的表一天響5次
張光直先生和我說，他在哈佛讀博士學位，出了宿舍，過一座橋就是波士頓。但他從來沒有過橋，沒有去過波士頓。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沒有時間，也沒有錢。獎學金每月l03美元，50元寄回老家，還有53元，每星期5元房租，1元錢一頓飯，53元沒了。
這個不過橋的哈佛博士生，日後成為哈佛人類學係的係主任，美國文理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張光直先生的三個家
他早年一直有一種向往，即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
——餘英時《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
後來，1999年3月初，我和夢溪就要離開哈佛了，臨行前我們必須再去光直先生家。先去波士頓唐人街，為他挑選中國點心。買什麼好呢？哦，這種月餅很新鮮，哈佛一帶是買不到的，這月餅好，就買月餅！
晚上走進他的書房，他坐在輪椅上，舊牛仔布襯衫的扣子扣錯了一個，衣領無奈地歪著。我突然感到對不住他——我們本想給他一個驚喜，事先故意不打電話，當然，也因為知道光直先生早已沒法接電話了，現在我想他一定不希望自己襯衣歪斜地出現在我們麵前，我好難過！
光直先生得帕金森綜合征以來，從1995年開始，說話越來越艱難，我總盼望著奇跡的出現。每次見他，我極盡全力想捕捉他發出的每一個聲音，生怕聽不清他的話傷害了他。
我一邊把月餅給他，一邊捕捉到他的一句話：“我正想吃月餅。”他夫人趕緊將月餅切成小塊放在小盤裏，我把小盤遞到他輪椅前，他拿起來就吃。不知怎的，我覺得我好像天天都在給他遞月餅，他無須客套地從我手裏拿過來就吃。
張光直先生無論怎樣的professor，無論怎樣的光直張 ，總歸還是一個姓張名光直的中國人。美國人拿到別人送的禮物，不管喜歡不喜歡，也許第二天就拿到mall裏去退貨，但當麵總說wonderful，說太喜歡了。這不是虛假，這是禮貌，是想讓朋友高興，是一種對朋友的體貼。姓張名光直的人，張嘴光會直著說話，他是真的正想吃月餅，我想，我在波士頓一定是感應到了他對月餅的思念。
我一點不懷疑我們之間互相有感應。他感應到的是，我們這樣親切地在一起，也許，這是最後一次了……他顫抖起來，奇跡般地抖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急得漲紅了臉，滾動著淚珠，但接著卻說出一大段清晰連貫的話來……
他說：我是老了，我能夠說話的人很少了。“訪舊半為鬼”，我的很多老朋友我找不到了(他哭起來)。我死後，就葬在這裏，這兒有我的老朋友，我可以跟他們說話，不會寂寞。朗費羅、趙元任……都在這裏。波士頓氣候很好，四季分明，很像北京。冬天有白的雪，很冷，但住在地下不冷，很溫暖。春天有各種顏色的花。夏天也不很熱。秋天有紅葉，很美。
不知是一種什麼神奇的力量，光直先生一下子變得能說話了，每一個字都叫我們聽得清晰無誤。這是他得帕金森綜合征以來從不敢想象的事。上帝在給他最後一把力，讓他一口氣把那麼長的一段話全部說完，讓他把最後的話全部告訴我們。我和夢溪難過地安慰他：病會好的，我們可以設法在國內找醫生。
“波士頓、北京、台北，您更喜歡哪裏？”夢溪想換個話題，轉移一下此刻的沉重。
“我都喜歡。在美國，想台北和北京；在台北，又想這裏，也想北京。在北京，想波士頓，想台北。我有三個家：堪布裏奇 Cambridge、台北和北京。”
張太太玩笑地說：“你怎麼有三個家，你有三個太太啊？”
後來，光直先生辭世一年以後，三聯書店為紀念他出版的集子，書名叫《四海為家》。
這次在Cambridge，我們也清楚他的病情，隻能祈求奇跡的發生。
後來，我們回國了。2000年6月31日，我們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參加一個會，第二天，見到光直先生的摯友，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談起光直先生的近況。沒有奇跡，光直先生已經搬到朗費羅、趙元任那裏住了。
悲壯的輪椅
張光直在哈佛大學創立了中國考古專業，使哈佛大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考古學的中心。他又是台灣考古學的創立人，為台灣的史前考古做出了傑出貢獻。1978年開始，他申請各種資金資助、邀請中國大陸的考古學家去美訪問研究。1980年以來，他幫助過許多中國大陸學生到哈佛攻讀學位。
1996年亞洲學會授予張光直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在過去的40年中，張光直教授為中國和東南亞考古的進步和發展鞠躬盡瘁，不遺餘力。他的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傑出貢獻，無人能望其項背。張光直教授幾乎是獨立一人擔負了培養三代考古學研究生的重任，這些學生目前正執掌著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和亞洲重要大學的教席……”
半個月前，1999年2月15日，大年夜。
我們上午去哈佛廣場的花店挑了一大盆瑞士杜鵑，還未綻開的，存放期可以長一些。下午2點到光直先生家，他那裏已經有幾個客人。我隻感覺是幾個人，並不知道到底是幾個，更不清楚是男是女是什麼人。因為一切都成了背景，好像油畫上的暗處的人物。油畫的光亮處隻有——光直先生。
他坐在輪椅上，穿著一件藍底紅白格的襯衫。光直先生身上的色彩常常是明朗朝氣的，他的眼睛常常瞪得圓圓大大的，講話的時候總是直視著對方。這是一對和小孩子一樣的眼睛。他頭發花白，尤其襯托出他眼睛的單純。他行動不便的病體，愈顯出心地的純真。我一點不懂他的學問，但我懂他這個人。我想，他可能因為我們來，特意穿上這件藍底紅白格的青春襯衫。他身體如何的病弱，也青春著，煥發著。
就是聽他講話依然是一種痛苦的尷尬。我和夢溪是這樣地愛他，也深知他愛我們。可是他說了一遍又一遍，我們還是一個字也聽不清，我們尤其不願讓他看出我們聽不清。加倍的痛苦，雙重的尷尬。其實我們和光直先生之間，即使不說話，就這麼互相看著，也溝通了，就交流了，可以在不言之中。
忽然，他搖著輪椅的椅邊。夫人問他做什麼，他居然扶著輪椅站起來又彎下腰，從一個櫃子底下，費勁地托出一隻小木箱。他的助手他的家人都叫起來：這麼重怎麼拿起來了？原來這是一箱麻將牌。天，如果是我都不一定拿得動，他這個不能站立的人居然就能拿起來。我知道，他是要款待我們。因為中國人過年常常打麻將，但我們不會。我從來不打麻將而且高興自己與麻將無緣。隻是此刻，我第一次因為不會打麻將，而深深地感到歉疚。
光直先生就再不提起麻將，好像剛才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他從地上托舉麻將的壯烈場麵。
不知怎麼客人們講起了電影。互不相關的人在一起，電影和明星常常是最好的談資，為此我總覺得明星有很多潛在的服務社會的功能。光直先生又搖動輪椅到另一牆邊。這又是要做什麼？隻見他又彎下腰來，從地上的一個紙袋裏，一下拿出三盒錄影帶，放到電視機上。這個動作在常人是舉手之勞，可是他這個動作，一下把大家又鎮住了，倒吸一口氣地盯著他，全體細胞本能地時刻準備著，一旦他站不住，就衝上去扶他。
隻是，我們不想看電影，我們隻想看光直先生，那三盤錄像帶，又重蹈了那盒麻將牌的命運。
當又一次的壯烈場麵過去後，張夫人笑指他是在獻寶。光直先生確有要把自家的好東東都拿給朋友看的童稚心態。不過這一次，我知道，他隻是盡心盡力地想款待我們。尤其是，他明白我們聽不清他的話，彼此不能說話，那麼隻好求助於電影甚至麻將了。
他又拿起茶幾上的糖果盤遞給我們。我挑了塊很大的紅紙包裹的巧克力糖給他。我看他那麼專注的一下一下剝糖紙，隻有剛會動作的幼兒才是這樣的。巧克力糖他吃了一塊又一塊。又遞我餅幹盤，又和我們一起吃冰淇淋。光直先生和我一樣，也那麼喜歡甜點。
感覺中，他一直搖著輪椅走動 。張夫人笑他：比飛飛還好動（客人帶來的幼童叫飛飛）。一會兒他又進另一間屋，拿來一本《古今論衡》學刊給夢溪，上麵有一篇他新近的文章。
又問夢溪在哈佛演講是哪一天。夢溪說：“光直先生，這次你一定不能去了，你去我就不講了。上次在史語所，您去我已經很不安，那次您提了一個好厲害的問題。” 當然，夢溪是不忍讓他搖著輪椅前去。
下午3點了，我們不能讓光直先生太累了。客人們都要走，張夫人說：“我也不客氣了，他還沒吃午飯呢！”
天！那光直先生怎麼還拿麻將拿錄影帶，如果我們真打起麻將來，他就這麼餓著撐著陪我們這些晚輩？
看我們真要走，他趕緊對我說：“哈佛廣場有家冰淇淋店，是最好的冰淇淋店。”他知道我喜歡冰淇淋，居然就把這句話講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