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個晚上戚發軔想到的，還有他一生中最愛的兩個女人。一個是他的母親。在中國航天人的母親中，有不少人像戚發軔的母親那樣，她們為國家養育了一個優秀的兒子，然後再把這個優秀的兒子送給國家，而自己長年卻隻能在千裏之外的老家想著兒子，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夢見兒子，極少有和兒子在一起的時候。戚發軔的母親由於解放初期被錯劃成“地主”成分，一頂“地主婆”的帽子從此戴在頭上，一戴便是幾十年。即便兒子後來成了衛星專家，“文化大革命”中每次國慶節來臨，她也依然要被驅逐出京，回東北老家“過冬”。甚至有一次戚發軔正忙著加班加點研製“東方紅一號”衛星，母親居然被“造反派”抓到拘留所，和“地、富、反、壞”以及流氓、小偷一起關了一個晚上。戚發軔本是個最孝順的兒子，但幾十年來為了自己的祖國，為了祖國的航天事業，為了祖國的飛天夢想，直至母親永遠離他而去，祖國也無法給他一個好好伺候、孝敬母親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他人生的一大遺憾。還有一個女人就是戚發軔的老伴。老伴生前曾經對他說過，她跟他這一輩子，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卻看到他設計的衛星都飛上了天！她希望能在離開這個世界前，親眼看到他設計的中國第一艘載人飛船飛上太空！可惜，母親看不見了，老伴也看不見了。不過戚發軔相信，隻要明天“神舟五號”飛船發射成功，母親和老伴一定會看到的！本來“神舟四號”飛船發射成功後，他就感到實在有些累了，同時也覺得應該讓年輕人來幹了，於是他又向領導提出，讓年輕人來幹，自己退下來算了。但領導還是沒有同意。他想，這次打完了，不管成功還是失敗，他是一定要退下來了，因為他相信年輕人完全能勝任，一定可以幹好！不過他希望自己在退下來之前，能為載人航天工程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也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為了確保這個句號明天一定畫圓，這個夜晚他不得不想了再想。
這個夜晚的範劍峰在北京，不在發射場。“神舟五號”明晨發射的消息兩天前他就知道了。知道後他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好像為了這一天他已經等待了一個世紀。尤其是今天晚上，就像一場戰爭即將打響，發起衝鋒前反而讓人有些不安——有激動，有興奮，有期盼，還有幾分隱隱的擔憂。範劍峰是四十多年來始終堅持搞載人航天的專家，而且任何時候都矢誌不渝，堅定不移。但他的命運似乎與戚發軔正好相反，可以說是航天專家中命運最不好的一個。飛船方案沒有被批準之前，他一直堅持為飛船的上馬奔走呼號，拚命努力；中央正式批準飛船方案後，因種種原因，他卻不在飛船研製第一線了，既沒擔任飛船總師，也沒擔任副總師。因此，如果要說犧牲、奉獻，範劍峰算得上是真正的犧牲與奉獻。他犧牲、奉獻的是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生命，是自己含辛茹苦的一生！但一個專家幹什麼、不幹什麼，誰適合幹什麼、不適幹合什麼，一切由組織決定，個人無法選擇。所以，1992年範劍峰離開飛船研製第一線時，他的心裏其實是不太高興的，有些問題也是想不通的。在中國飛船研製最困難的時候，他幾乎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堅持搞了二十年，而飛船方案經中央批準後，他卻不在第一線。這事擱在誰的頭上，心裏都會有想法，很別扭。不過，後來範劍峰想通了。他說，搞載人航天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需要幾代人的奮鬥，總是有人要作出犧牲的。有些人適合前期披荊斬棘，有些人適合後期挑起重擔。隻要能讓中國人上天，誰幹合適就誰幹。三峽那麼大的工程，那麼多人默默無聞地搞了幾十年，後來不照樣什麼也沒有嗎？相比“文化大革命”中許多科技人員幾乎沒有任何科研機會，這就很不錯了，很幸運了。
範劍峰的不幸還在於，就在中央批準載人航天工程前不久，他的老伴薑作君到酒泉基地參加衛星發射任務時，突然患腦溢血，陷入昏迷狀態。老伴的病情從基地報到國防科工委，還驚動了軍委副主席劉華清。某軍區立即派了兩個主任醫生飛到酒泉基地實施搶救。範劍峰趕到基地後，老伴已經昏迷不醒了，他在老伴身邊守了二十多天，老伴依然沒有醒過來。有一天早上，他見老伴沒有呼吸了，忙去找醫生。醫生來了一看，說他搶救不了，得叫主任醫生來。醫生剛一走，他怕來不及，就自己把呼吸機給老伴套上了，然後自己操作儀器，用呼吸機調試呼吸的強度和頻率——二十多天裏，他把所有儀器都摸索透了。等主任醫生趕來，他已經把老伴搶救過來了。後來他提出要把老伴送回北京，一定要讓老伴醒過來！醫生們認為，他老伴能搶救過來已經是一個奇跡了，現在生命危在旦夕，如果送回北京，途中容易出問題，不同意。但他決心已定，堅持要把老伴送回北京，就像他當年堅持要搞飛船一樣。他還說，出了問題他自己負責，願意簽字畫押！醫生隻好同意用飛機把他老伴送回北京。但從酒泉基地醫院到機場要坐一個半小時的火車，老伴上火車一個小時後，就不行了。醫生說，你看吧，跟你說不行，你非要堅持。他說，不對，是氧氣有問題，氧氣沒進去，她臉色就發黑，眼睫毛也幹了。一缺氧，眼睫毛最敏感。醫生說氧氣管沒問題，是水平的，這不還在冒泡嗎？他說，不對，這氧氣沒進到喉管裏，冒泡是假象，是外回路，不是內回路。我是搞衛星的，這點知識我懂。說著，他竟自己把管子拔了下來。醫生拿過管子一看，果然是管子堵了。
老伴被送回北京後，是上麵給一家大醫院下了命令，才住進了醫院。這家醫院開始時很熱心，但像他老伴這樣的長期病號哪個醫院也伺候不起，哪個醫院也不願久留，又不好明確提出讓他老伴出院，就給上麵打了報告，說這人可以出院了。老伴從這家醫院出來後，他又到處托人、找關係，想法進了海軍醫院。海軍醫院開始時很熱情，後來也感到為難了。他隻好再找人幫忙，聯係到北京大學校醫院。當時不少人都說他老伴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醫生也認為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有的好心人甚至勸他說，你已經盡全力了，這種病老天也沒治，你就別再折騰了，為老伴準備後事吧。但他不肯放棄，堅持要為老伴治療。他始終認為老伴一定能醒過來，就像當年他堅持認為中國的飛船早晚一定能搞成一樣！他雷打不動，堅持每天早上5點鍾起床，然後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奔波半小時，把飯給老伴送到醫院。老伴不能進食，隻能通過胃飼管進一點點湯水。給老伴喂完飯後，他再騎車返回單位上班。這期間他一直在搞八噸重的空間站和飛船的論證工作。由於空間站與飛船同時論證，所以需要白天黑夜加班加點，星期天也不休息，搞得非常辛苦、非常疲累，有幾次他都累病了。等到晚上八九點鍾下了班，他再騎車去醫院給老伴送飯。給老伴喂完飯，他這才有時間坐下來，靜靜地望著老伴。老伴躺在病床上，全身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從1986年起，他就開始參加載人飛船的論證工作，一直很忙。節假日和星期天，老伴希望他陪她出去走一走，他也沒時間，他說等把飛船論證工作搞完後再陪她出去。沒想到，飛船論證完了，也正式上馬了，老伴卻倒下了。他為此感到非常內疚。如今，每晚這個時候，他便握住老伴的手，一邊為老伴按摩、搓揉，一邊與老伴聊天——當然隻是他一個人在說、在聊。一個小時後，他再騎車回家。開始時他為老伴按摩、搓揉時，老伴沒什麼反應。可一個月堅持下來，老伴的一隻手居然可以動一動了，他跟老伴說話時老伴的眼睛也能眨一眨了。老伴在醫院住了三年，他堅持往醫院跑了三年，天天如此，風雨無阻。他所在的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黨委書記和院長都很照顧他，還請了兩個保姆輪流照看他老伴，工作的事也讓他暫時別管了，好讓他安心照顧老伴，工資則照發。按理說，人到晚年，家裏又攤上這樣不幸的事，中國人上天不上天的事他完全可以不管不問了。何況從公事公辦的角度說，組織上也沒讓他問、沒叫他管。但載人航天的事他卻怎麼也放心不下，一直在堅持論證、堅持思考。後來空間技術研究院給了他一個名分——載人航天工程顧問。1993年，國防科工委讓他擔任了“863”空間站技術專家組組長，王永誌總師還批給他一萬元錢，由他組織二十幾個專家，對中國載人航天的第二步的關鍵技術進行論證和攻關。於是，他又開始了中國載人航天第二步——論證八噸重的空間站——的艱難跋涉。每天晚上照顧完老伴從醫院回去後，他便趴在辦公桌上加班加點，挑燈夜戰。曆盡辛苦，八噸重空間站的第一份論證報告終於完成。然而，他又遭遇新的磨難——有一次下樓時不小心摔了一跤，右腿摔成了骨折！1996年，他老伴不幸去世。令人們驚歎的是，他老伴在被醫生宣布不可救治後，由於他頑強堅持、始終不懈的照顧，竟然活了整整五年！
2003年7月的一天，我走進範劍峰家，特意拜訪這位我心中敬仰的載人航天專家。範劍峰妻子去世後，留下他和女兒相依為命，本來就很貧寒的家顯得更加貧寒了。舉一個例子，采訪時，我想找一張寫字台作記錄，可他家裏卻找不出一張寫字台，而隻有一張吃飯的小圓桌，我隻好把筆記本電腦放在小圓桌上。可小圓桌太小，放了電腦和資料，就沒地方擱采訪本了，我隻好把采訪本放在膝蓋上。
采訪結束時，範劍峰說，我現在雖然老了，但我希望中國的載人航天後繼有人，所以我的一本《 空間站概論 》 出版後，我送給一位在美國留學的學生，在書的扉頁上特意寫了這樣一段話：“你要接我的班，為中國人上天奮鬥終身做好準備。我這輩子可能不行了，你後麵要接著幹！”範劍峰還說，其實，我辛辛苦苦搞了幾十年的載人飛船，一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中國的載人飛船上天，親眼看到中國人的飛天夢真正能夠實現！
然而這個晚上的範劍峰由於腿腳不便，隻能坐在家中的電視前，獨自一人望著電視屏幕發呆。但他的心裏一直有些魂不守舍、忐忑不安，一會兒給人打電話詢問飛船的情況，一會兒站起來圍著圓桌走上兩圈。其實，誰也沒有讓他考慮明天“神舟五號”發射的事，更沒有人給他分配有關飛船的具體任務，可他一直熬到淩晨1點多，身子已經躺在床上了，眼睛卻還盯著電視機，就是不想睡，就是睡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