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更令他感到豪邁的，還有載人航天！那是另一種豪邁。用火箭把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發射到天上，再按照中國人的意誌，在茫茫宇宙、萬裏天疆鳥瞰地球，自由翱翔，那是一種怎樣的大豪邁啊！但為了這大豪邁，他內心究竟承受著多大的壓力，又有誰知道呢？想想吧，國家把兩百個億的人民幣交到他和他的同伴手上，搞砸了怎麼辦？這兩百個億可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啊！這一輩子，他不知道自己為中國設計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導彈、火箭，他隻知道在曆經了數十次火箭發射的血火生涯中，每一次他都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每一次都令他如履薄冰、心驚膽戰！仿佛他自從來到這個世界起，就在承受——承受苦難，承受折磨，承受挑戰，承受考驗！童年，他承受著生活的艱辛，承受著肚子的饑餓；“文化大革命”中，他承受著世俗的冷眼，承受著“政治”的審查，承受著曆史的檢驗；擔任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期間，他承受著研製火箭巨額貸款的風險；出任載人航天工程總師後，他在承受著國人千古期盼的同時，也在承受著世界的挑戰！尤其今晚，“神舟五號”的發射已進入倒計時，他內心所承受的負荷猶如即將上天的火箭與飛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大！也許，人生就是承受，生活就是承受，活著就是承受，人就是為承受而來到這個世界的。好在發射場多年的風風雨雨已使他曆練出足夠的承受能力。現在，一切準備就緒，中華民族千年的飛天夢，他一生中三大願望的最後一個願望——把中國航天員送上天，就等火箭明日點火升空！
然而，作為七大係統的大總師，王永誌非常清楚，科技場就像股票市場，從來沒有對與錯，隻有成與敗、輸和贏。尤其是搞載人航天，有一個永遠無法回避的字眼，那就是失敗！火箭一旦點火發射，雖然誰也不敢說肯定失敗，但誰也不敢說一定成功。如果非要說成功率是多少，從某種意義上說，隻有兩個數字絕對千真萬確：要麼是百分之百，要麼是零。蘇聯在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之前，通過發射各種火箭，做過三十一次動物飛行試驗。隨後，僅用了十個月零七天，又進行了八次無人飛船發射試驗。這八次發射試驗雖然快，卻失敗了四次。美國在第一個航天員上天前，也同樣做過多次動物試驗，還發射了十七八艘無人試驗飛船。航天飛機的飛行試驗次數更多。從1981年4月到2005年8月，五架航天飛機共進行了一百一十四次飛行試驗！其中“哥倫比亞號”二十八次，“挑戰者號”十次，“發現號”三十一次，“亞特蘭蒂斯號”二十六次，“奮進號”十九次，每次發射經費都在四到五億美元！而中國一次發射費用僅為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即人民幣一億元左右。中國由於經費、時間以及其他條件有限，隻生產了小批量的火箭和飛船，一共隻進行了四次無人飛船的發射試驗，較之蘇聯和美國差之甚遠，而且還沒做任何動物發射試驗。盡管四次發射都成功了，但發射試驗次數少，可靠性畢竟相對就會低一些；加之中國工業基礎薄弱，某些體製還不完善，要達到非常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靠性是靠一枚一枚的火箭打出來的，就像一個神槍手是靠一發一發的子彈打出來的一樣。打得多，經驗多，可靠性就高；打得少，經驗少，可靠性就低。所以，對這次發射，他知道其實不少人在心裏是不太放心的。不僅專家們不放心，就是國家領導人也不放心。前不久，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來到發射場，和他剛一見麵，第一句話就問：你們上天之前有沒有做小動物試驗啊？他回答說，沒有。吳儀說，你們膽子可真夠大的了，不做小動物試驗就敢上人？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當然不能拚膽子大，而必須有把握。但再大的科學家，再有把握，再有勝算，在火箭沒有點火、飛船沒有起飛、航天員沒有返回地麵之前，誰敢拍著胸脯說絕對沒有問題？因為要真正做到讓火箭、飛船安全飛行，其整體可靠性必須達到0.999999。如果所有元器件的可靠性也是0.999999，則火箭、飛船的可靠性就隻有37％，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就是63％；反過來計算，要滿足火箭、飛船整體可靠性的要求，每個元器件的可靠性就必須達到0.9999999999999999 （ 負十六位數 ）。但假如正好碰巧遇上了這麼一個不可靠的元器件，飛行中就有可能發生事故——這就是人們常常說的“萬一”。他想起1996年那次火箭大爆炸。那次爆炸的原因，就是一個綠豆皮大的鋁屑引起短路。結果國內國際一片嘩然，還導致中國與外國簽訂的十二個合同全部中止，直接經濟損失高達二十六億美元。而且，有的外商還說，中國的“長征號”火箭的成功率隻有百分之六十！其實，他心裏很清楚，別人指責我們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自己忘記了自己的責任，可怕的是我們應該做到、做好的事情卻沒有做到、做好！中國的這次發射與過去的發射最大的區別，就是要把人發射上天！再過幾個小時，楊利偉就要坐進飛船了。楊利偉坐進飛船後，他的家人或者全國人民如果問一句：航天專家們，你們的火箭、飛船可靠嗎？作為載人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他必須給出一個肯定的回答！這個回答，明天能兌現嗎？
八十七歲高齡的任新民老總是中國航天界的元老。任老數十年來不知擔任過多少總設計師。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和他相識在西昌發射場時，他就是中國同步通信衛星工程的“總總師”了。二十年來，任老給我的感覺是心裏除了航天似乎再也裝不下別的什麼了。不計名利，不計得失，不看領導臉色行事，做事執著、專一、認真，處世平靜、平淡、平和，是這位老人留給我的鮮明印象。
任老自上世紀50年代從美國留學回到祖國，就一直工作在航天第一線，在每個重要曆史時期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把中國人送上天，是任老自加加林上天之後就有的夢想。這個夢想既是他的最後一個願望，又是他惟一的一塊心病。1978年，他帶領中國航天代表團訪問日本，剛到東京，一位日本記者向他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近期有沒有把人送上天的打算？他無言以對。1981年，美國眾議院一位專委會主任訪問中國，點名要與他會麵。會麵後這位美國主任向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同樣是：中國什麼時候考慮把人送上天？他仍然無言以對。1984年，在西昌發射場，當“長征三號”火箭發射成功後，一位中國記者向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依然是：中國什麼時候把人送上天？他還是無言以對。三次提問，三次無言以對，與其說是因為保密，不如說是一種無奈，一種尷尬。1985年，已是七十高齡的他開始為中國載人航天積極奔走呼籲。然而，等到1992年中央正式批準載人航天工程時，他已是一位七十六歲的老頭兒了。假如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提早啟動幾年，也許總設計師就不是王永誌，而非他莫屬了。然而曆史沒有假如，歲月從不饒人。因此，如果我們從人生的角度來看，任老擔當過中國大大小小幾十個總設計師，惟獨沒有出任最重要的一個總設計師——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這不能不說是任老的一大遺憾。當然，組織上也給了他一個頭銜——載人航天工程顧問。但顧問和總師畢竟不是一碼事，用老百姓的話說，顧問顧問，顧得上就問，顧不上就不問。但任老卻不這樣想，他還是一如從前，該幹什麼幹什麼，好像當不當載人航天大總師原本與他無關。就在上月25日，指揮部把他和另外八位中國航天界赫赫有名的大專家王大珩、莊逢甘、孫家棟、屠善澄、梁思禮、閔桂榮、王希季、張貴田用專機接到了發射場，聽取他們對“神舟五號”飛船發射的意見。雖說任老已年近九旬，但當我握著他的手時，我感到他依然很有力量，很有精神。而且，聽取彙報時，任老還是任老，還是那麼認真——他關心的不是取得了什麼成績，而是還存在什麼問題。輪到他發言時，他沒有一句套話、空話、假話、廢話，而是直截了當，有啥說啥，提的都是問題，講的也是問題，好像他天生就隻會講問題，不會談成績。他講的問題都很具體，也很關鍵，一針見血，令人警醒。從話語中還能聽出他的某些擔心。因此，這個晚上的他，對明天——他期待已久的這一天，由於自己不在現場，心裏總是不踏實，於是怎麼也睡不著。
這個晚上還有兩位飛船專家同樣也睡不著覺。一位是飛船總師戚發軔，一位是飛船專家範劍峰。
戚發軔的一生，如果單從事業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的專家中應該稱得上是一帆風順。而且，他自邁進中國航天的門檻之日起，便一路吉星高照，幾十年一直受到重用，不少頭銜他連想都沒想，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頭上。不像有的人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做夢都在想撈個什麼官位，結果到頭來反而竹籃打水一場空。由於他在航天領域一直擔任著重要角色，自然就比常人付出得更多。比如，他從一開始搞導彈到後來搞衛星，再從搞衛星到搞飛船，幾十年來每次發射前都要反複進行令人痛苦不堪的“雙想”。“雙想”是中國發射場上幾十年來的一個專業術語，就是每次發射前，上到大專家，下至操作手，都必須要想清楚、想透徹兩方麵的問題：一是反複回想，還有沒有沒想到的問題；二是反複預想，還有哪些可能發生的故障。這次“神舟五號”發射，發射場上的“雙想”活動更是一絲不苟，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想得厲害，想得透徹。有的吃飯在想，做夢在想，走路在想，把“雙想”變成了“四想”，“四想”變成了“八想”。甚至有的操作手晚上上廁所也在想，一不小心腦袋竟然碰到了廣告牌上！戚發軔說，當年搞“兩彈一星”時，主要是政治壓力。今天搞飛船，除了政治壓力，還有經費壓力。打成功了，一片歡呼，影響很大；打失敗了，一片叫罵，影響更大！因為搞飛船花的是人民的血汗錢，人民的血汗錢不是讓你白花的。所以打成功了是應該的，打失敗了挨罵也是應該的。既然花了人民的錢，就要對人民負責，對國家負責，對白花花的銀子負責！否則，要你專家幹什麼？不過“雙想”想多了也是個問題。1970年在發射一顆人造衛星時，戚發軔就預想了一百多個問題，筆記都記了一大本，結果呢，事先預想到的問題一個沒出，沒預想到的問題反而出來了。所以戚發軔說，“雙想”想得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一天到晚老想著會出什麼故障，一旦出了故障反而忘記了應該怎麼辦。預想得太多，工作重心不知不覺就偏離了。但不想又不行。萬一有的問題應該想到而沒有想到呢？有的專家一輩子獻身航天，一輩子默默無聞，想了一千個、一萬個問題，可能就一個問題沒有想到，發射時就出問題了。結果幾十年默默無聞，一夜間就出了名！於是航天專家也要下課，也要撤職罷官！比如，戚發軔有一個同事，是搞“風雲二號”衛星的專家，就因為發射“風雲二號”時發生爆炸，被撤職了。他還有北京的一個同學，同樣因為一次發射失敗，也被撤職了。所以，為了確保楊利偉和“神舟五號”的安全，盡管戚發軔和他的團隊已經想了一百零八種故障模式，想了二十多種應急救生方案，但這個晚上的戚發軔還是感到壓力不小，有些問題盡管他早就想過很多遍了，依然還得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