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船專家範劍峰說，搞不搞動物試驗的問題，航天係統內部也有爭議。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不主張動物試驗，一種主張發射一隻狗上天。有個研究所的人來問我，是不是先發射一隻狗上天？我說這個問題二十年前就很清楚了，還上狗幹嗎？沒必要。因為狗上天後，也要吃、要喝、要動、要吐，還要拉屎撒尿，很麻煩，比人更難管。上狗的意見被否定後，有人又提出一個意見，能不能先發射一個假人上天。
後來，專家們經反複考慮，取消了動物試驗，也否定了發射假人的意見。這不僅節省了經費，還節約了時間。
舉例二：零高度逃逸飛行試驗問題。火箭在發射架上出現故障後，逃逸塔能不能帶著飛船安全逃跑？怎麼逃跑？這需要反複不斷地做發射試驗，才能得到準確的數據。毫無疑問，這個試驗應該做。但怎麼做，做多少次，卻沒有固定的模式。美國做這種試驗時，各種高度都做了，每做一次，就等於發射一枚火箭，發射完了火箭也就報廢了，幾十秒鍾幾個億就沒有了。中國如果也像美國這樣做，代價太大，做不起，財力和時間都不允許。後來專家們絞盡腦汁，經過多次探討論證，認為高空逃逸試驗沒有必要做，隻做三次零高度逃逸試驗就可以了，一次是垂直發射，另兩次是帶一定的角度發射。但當第一次零高度發射試驗成功後，大總師王永誌經過反複考慮，認為做這一次就夠了，其餘兩次都沒有必要再做了。
為什麼呢？王永誌說，做一次，就相當於發射一枚小火箭，好幾個試驗隊都得去，五院、一院的，全得去，各級領導也得到場，花錢不少，代價太大，多少有點勞民傷財的意思。而關鍵的是，這樣做，事實上未必一定能做出什麼東西來。因為火箭發生故障的情況千變萬化、多種多樣，太複雜，很難通過幾次試驗作出準確的判斷。如果要把所有故障模式都判斷出來，那得發射多少次啊！幾十次、幾百次也下不來。所以我就提出，後兩次試驗不做了，拿這個錢搞一個故障檢測和逃逸仿真實驗室，進行仿真試驗。這樣的話，你想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可以千百次地做下去，什麼情況都能做。
王永誌的這一意見後來得到采納。於是，中國航天人沒有走美國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徑，很快建了一個仿真實驗室，巧妙地應用了一個現代手段，便取得了同樣的試驗數據，還節省了不少經費和時間。
舉例三：海上打撈航天員的問題。按專家們設定的飛行航線，中國飛船起飛後，很快便到太平洋上空。飛船到太平洋上空後，萬一發生故障，掉到太平洋裏，怎麼辦？根據專家們的計算，飛船從西北往東南方向發射後，可能濺落在太平洋上的海域一共是五千二百公裏！也就是說，在太平洋五千二百公裏的海域上，到處都是飛船可能落下的地方。但事前誰也不知道飛船什麼時候會出現故障，出現故障後到底又會落在什麼地方。那麼一旦飛船到時果真發生意外，麵對如此廣闊的海域，搜救人員怎麼才能及時打撈出航天員呢？航天員一旦落在海上，馬上就得有船去救。海水是涼的，若打撈不及時，航天員就會凍死在海裏。而船在海上走得特別慢，一小時才二十海裏，船少了顯然不行。但要把五千二百公裏的海麵全部監控起來，那得多少船在太平洋上值班啊！美國當年發射時，由於財大氣粗，海上力量強，在太平洋上設了十六個打撈救生點，出動了三艘航空母艦、二十一艘艦船、一百二十六架艦載飛機、兩萬六千名搜救人員。蘇聯地理位置相對要好，國土東西向較長，飛船飛到太平洋上就隻剩下三千五百公裏了。即便如此，也出動了七艘艦船、一百一十架艦載飛機、一百二十九架直升機，平均五百公裏一艘艦船。
中國呢？中國怎麼辦？如果也像美國、蘇聯那麼幹，得花多少錢啊！1980年5月18日，中國向南太平洋國際水域發射了一枚洲際導彈，為了回收一個彈頭艙，僅搞了一個回收點，就花掉了九千萬元人民幣！要知道，1980年的九千萬相當於現在的幾個億！那麼可以算一算，如果中國也像美國一樣在海上設立十六個點，得花多少錢？要是一艘船負責幾百公裏，得派多少船啊？
而且，光有密密麻麻的船還不行，每條船還得配置輔助設施，還要有直升飛機等。倘若真要這麼搞，即便讓十三億中國人都掏腰包，也搞不起啊！所以，有專家提出，飛船在太平洋上空這個時段估計不會有事，幹脆海上救生這一塊就別搞了——不是不想搞，而是代價太大，實在搞不起。
但問題是，飛船在哪個時段有事、哪個時段沒事，誰說得準啊！萬一恰恰就在太平洋這段有事呢？而且，還有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是，西方世界一直指責中國“不講人權”，如果中國真要放棄了海上打撈航天員的預案，到時萬一航天員真有事了，豈不正好授人以柄？再說了，如果沒有海上打撈這一預案，對航天員的心理也是一種陰影。
因此，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最後決定，海上救生的預案還是要搞。於是在大總師王永誌的帶領下，專家們關起門來，挖空心思，冥思苦想——“硬件不行，拚軟件”。好在中國人不隻是勤勞的，也是智慧的。他們終於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在波濤萬裏的太平洋上，隻選三個點布站，最近的一個點在日本海附近，最遠的一個點在新西蘭附近，中間再選一個點。如果飛船故障出現早，就讓返回艙落在第一個點上。如果飛船故障中途出現，就讓飛船落在中間的點上。如果飛船故障出現晚，就讓飛船落在最遠的第三個點上。如果飛船往前再出現故障，就讓飛船掉頭回來，還是落在第三個點上。這樣隻需三個點，不管飛船的故障出在哪個時段，都能保證飛船安全返回，而無論飛船落在哪個點上，事先布置好的艦船、直升機等均可對航天員及時實施救援。
這一大膽創意，美國沒有，蘇聯沒有，全世界也無先例，屬於中國人的專利，是中國專家們拚命開發“軟件”的結果。它體現了中國航天人的聰明才智，不僅為國家節約了十幾個億的經費，還為“保九”計劃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998年秋，距離1999年10月首次發射還剩一年。這時七大係統最大的敵人還是時間！
就在中國航天人奮力拚搶時間之際，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這就是，有人直接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了一封匿名信，其大意是：1999年發射試驗飛船在技術上是不成熟的。航天部的人這樣做，是借搞載人航天之名，欺騙中央，撈取國家錢財。國家有搞載人航天的錢，還不如拿來搞航空母艦。載人航天工程應該停止，否則國家的經濟將會受到更大損失！懇請中央盡快查處！
劉紀原說，這封信是誰寫的，出於什麼目的，至今我也不清楚。江澤民總書記收到這信後，批給了李鵬，李鵬批給了宋健，宋健馬上找到了我。中央批示的意思，是要認真對待，認真研究。我看到這個批件後，心裏很緊張，壓力非常大！為什麼呢？因為自從載人航天工程上馬後，就麵臨著各種各樣的壓力，不斷有各種意見上訴到中央。每走一步都有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總是從自己部門的角度提出各種質疑。另外，九九年萬一打不了怎麼辦？即便打了，萬一不成功，又怎麼向中央交代？我們不僅九二年向中央立了軍令狀，九八年初給李鵬寫信也彙報了發射的時間。所以當時我最擔心的，是怕這些意見影響到中央的決心。我們分析後認為，載人航天要下馬，可能性不大，主要怕工程暫停。因為工程萬一中途擱淺，再啟動起來就很困難，而且將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中央認為經費緊張，哪怕減緩一點速度也行。宋健和我商量的結果，就是給中央寫一份報告，把載人航天工程的真實情況和進展程度作個彙報，讓中央放心，以免節外生枝。
航天工業總公司的報告很快呈送到了中央。但報告送走後，劉紀原心裏依然沒底。劉紀原肩上一直挑著兩副重擔，尤其在載人航天工程的攻關階段，這位載人航天工程的副總指揮簡直成了救火隊的隊長，哪裏有問題就出現在哪裏。甚至在除夕之夜，他也帶著設備，冒著大雪，從北京趕到天津，再從天津趕到山西長治，連夜去工廠解決重大的技術攻關問題。他惟一的一個患有智障的兒子，已經失蹤了十四年，至今下落不明。這給他本人和他夫人的心裏投下了厚厚的陰影。他為此很痛苦，尤其在逢年過節、夜深人靜之時，他甚至會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裏，望著兒子的照片偷偷流淚。但他把這種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看到中央的批件後，載人航天下一步怎麼走，能否走得下去，一年後能否兌現對中央的承諾，這些問題讓他感到非常憂慮與著急。根據他幾十年的工作經驗，他知道，中國搞載人航天，除了經費、人才等條件外，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承認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於是他睡不著覺了，開始反複考慮：如何才能確保載人航天工程繼續順利發展下去？怎樣才能兌現對中央的承諾？最後思來想去，他想到一個主意，就是請中央領導人去北京航天城看一看，看看載人航天工程到底走到哪一步了，現在是個什麼情況，以便心中有數。因為工程指揮部已經用四年的時間，在北京北郊的一片荒灘水田上建起了一座世界一流的、占地三千多畝的現代化航天城，並在航天城裏首次建成了中國的三大中心：載人航天指揮控製中心、航天員訓練中心、空間技術試驗研究中心。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搞載人航天不能說，不能宣傳，隻能關起門來悄悄地幹，所以，成千上萬的航天人用心血和汗水搞了整整六年的載人航天工程，一直還是一個秘密工程。不僅中國老百姓鮮有人知，就是中央領導人也從未謀麵。如果中央領導人能親自去航天城看一看，那就再好不過了。
劉紀原說，我當時的想法是，讓中央領導去看一看，就知道我們在短短六年時間裏到底都幹了些什麼，進展情況怎樣。不然的話，你花了那麼多錢，這些錢到底都幹什麼去了？中央並不清楚。所以我想，隻要能把中央領導請到現場，就成功了一半，就會繼續支持載人航天。
劉紀原的這一想法得到國防科工委領導和不少專家的支持，有的專家說，這叫“政治攻關”。為了航天事業，科學家除了技術攻關，也要“政治攻關”。這是中國特色。
於是，工程指揮部很快向中央辦公廳打了一個請示報告。不久，中央辦公廳回話，說中央很支持，江澤民總書記以及其他幾位常委都要來看一看！
得知這個情況後，總指揮曹剛川和副總指揮劉紀原當即給江澤民寫去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就是請江澤民給飛船題寫兩個字：“神舟”！此前，對於中國飛船取什麼名字大家想了很多，都不滿意。有關部門就在航天係統內部為中國飛船廣泛征集名字，一下征集了幾十個。領導們便從這幾十個名字中挑選出了“神舟”二字，決定請江澤民題寫。
劉紀原說，我們的信送上去後，很快我就聽說，江澤民很爽快地答應了為飛船題字的事。當秘書把紙筆給他準備好後，他一口氣就寫了四幅“神舟”，說是拿回去讓我們自己選，我們喜歡哪一張就用哪一張。我們拿到江總書記的題字後，非常高興，馬上組織有關人員，連夜就把江總書記題寫的“神舟”兩個字噴在了第一艘試驗飛船上。
幾天後，即1998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來到位於北京唐家嶺的航天城。按航天城的規矩，凡是進航天城的幾個中心工作或參觀的人，為防止將塵土帶入大廳，無論職位高低，一律都得更換白色的拖鞋。所以江澤民一行進入航天指揮中心之前，同樣更換了白色的拖鞋。當江澤民來到飛船總裝大廳時，發現幾天前由他親筆題寫的“神舟”二字已經噴在了飛船的肚子上，赫然醒目，十分鮮豔。江澤民非常高興，轉身對陪同他的曹剛川和劉紀原說，我剛寫完你們就用上了，你們的動作挺快嘛！接著又說，你們讓我寫飛船的名字，我就趕緊寫了。雖然我的字寫得不好，但我有一個願望實現了，就是我的心能跟航天員一起上天了！謝謝你們！
觀看飛船返回艙時，江澤民還發表了講話。他首先向載人航天的工作人員表示了祝賀。他說，在短短六年之內，載人航天工程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現在看來，1992年黨中央作出這個決策，無疑是正確的！它在科技、經濟、軍事、政治和人才培養方麵所起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劉紀原說，參觀結束後，江澤民出來時很高興。就在大家一起換鞋的時候，吳邦國一邊換著鞋，一邊對江澤民說，航天部門看來隻要給錢，是能搞出名堂來的。江澤民一邊換鞋一邊說，對，爭取建國五十周年的時候發射一艘試驗飛船，“十六大”要有人上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是當日下午來到航天城的。李鵬看得很仔細，觀看中不時詢問產品的性能，對新研製出來的火箭整流罩和逃逸塔發動機表示滿意。最後，李鵬也發表了講話。他說，今天參觀後很有感觸。我們上一個載人航天工程，它的意義絕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要通過它把我們中國航天帶向一個更高的層次，而且發展整個空間技術及相關的高技術。同時，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使我們的人才隊伍沒有斷層，使我們的事業後繼有人，使我們能夠趕上國際先進水平。明年就要發射第一艘飛船，首先要感謝廣大參試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祝賀你們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來到航天城的時間是11月11日，即江澤民、李鵬參觀後的第二天。朱鎔基在真空環境模擬器KM-6旁邊觀看的時間最長。真空環境模擬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五大真空容器之一，相當於一個人造小太空，飛船上天前，必須要在這裏做太空模擬試驗。隻有通過了這裏的模擬試驗，才能上天。參觀中，朱鎔基也發表了講話。他的講話是隨意性的，邊看邊講，邊講邊看，看到什麼講什麼，直來直去。他說，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就矗立起一座航天城，而且很多設備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很不簡單。這在別的國家，即使是在科技發達的國家，也是不容易的。他對載人航天工程的進展總體上表示滿意。他向載人航天的工作人員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說，這個工程不但有重大科技、國防和帶動經濟發展的意義，而且還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它能夠凝聚整個中華民族！我想中國人民一定會記住你們的，中華民族一定會記下你們的光榮業績的！
不過，當朱鎔基聽到有關負責人介紹說飛船密封上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時，很是擔心，問了很多技術細節問題。特別是當他發現有個真空罐的表麵還留下了加工中的毛刺時，馬上就對承製單位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這麼大個東西，搞得這麼粗糙，怎麼叫我放心呢？載人航天是一項高風險的事業，必須注意每一件細小的事情，一定要嚴上加嚴、細上加細、慎之又慎，不能有一點的馬虎！科學試驗可以失敗，但載人航天不一樣，飛船是要上天的，是我們的航天員乘坐的，同誌們，人命關天啊！
朱鎔基剛講到這裏，突然發現十四個航天員就站在人群的後麵。可能考慮到航天員的感受，他又忙說道，不過，我們的航天員同誌也不要擔心，要相信我們的領導幹部，相信我們的科學家，相信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一定會把問題解決好，做到萬無一失的，一定能保證你們的安全的！你們上天，是代表中國人民，代表中華民族，花多少錢都在所不惜！
接下來，朱鎔基又轉身對曹剛川和劉紀原說道，既然要搞就搞成，要搞就搞好。你們要多少錢，我給多少錢！
朱鎔基話音剛落，全場一片掌聲。
幾天後，劉華清帶著二百多位將軍也參觀了航天城。
毫無疑問，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此次航天城之行，給正在拚命“爬坡”的航天人以極大的精神鼓舞。而且，航天人還得到了物質上的“獎勵”——朱鎔基回去後，很快就給載人航天工程批了一筆經費！這對急需鼓勵和支持的載人航天工程來說，猶如雪裏送炭、雨中送傘。同時，這也為“保九”計劃加了一道保險！
然而，這是動力，也是壓力。總書記江澤民說了，委員長李鵬也說了，明年建國五十周年要發射第一艘無人試驗飛船！盡管這一句話表達的隻是一種美好願望，而並非指示，更不是必須執行的命令，但對載人航天工程的領導者來說，卻比指示還指示、比命令還命令。因為從現在起，滿打滿算，隻剩一年時間了。
一年後的今天，能保證中國第一艘“神舟號”試驗飛船順利升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