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金苗說，說實話，當時沈榮駿副主任讓表態，我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但事在人為，辦法總比困難多。為了顧全大局，兌現對中央的承諾，為上海方麵爭一口氣，我們經過反複研究，慎重考慮，最後還是拍著胸脯，許下諾言：不管有多大困難，一定千方百計趕上整體進度，決不讓中國第一艘飛船在我們上海晚點！
將軍這才回到北京。隨後在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會議上，正式確定了由電性測試船改為無人試驗飛船這一方案，並將發射的時間定在了1999年10月左右。會議結束時，將軍鬆了一口氣，開玩笑說，從現在起，從我開始，我們隻有星期七，沒有星期天，誰也別想偷懶！
接著，載人航天工程總指揮曹剛川和副總指揮劉紀原聯名給李鵬寫了一封信，信中簡要彙報了準備發射第一艘試驗飛船的情況，同時也報告了發射的預計時間：1999年10月左右，即建國五十周年之際。寫信的時間是1998年1月12日。
然而，搞科研畢竟不是搬磚頭，每天說搬幾塊就能搬幾塊，不可知的問題隨時都在候著你。隻要一個點上出問題，時間就會拖長，計劃就會泡湯。更何況中國人飛天是第一次，又是市場經濟，不像過去計劃經濟時代，一聲令下，一呼百應，科學家們除了琢磨技術問題，其他諸如經費、人事等問題有國家大包大攬，有民眾無私奉獻，根本無須考慮，不用發愁。現在時代變了，體製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跟著變了，很多工作盤根錯節，微妙複雜，航天人隻能摸著石頭過河，以探索的姿態硬著頭皮往前拱。於是，計劃往往是一回事，真正做起來又是一回事。正如專家們常說的那樣，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加上時間緊迫，工作量巨大，所以，七大係統可以說每天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各自心裏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別的不講，單是技術方麵的難題就讓人傷透腦筋。
以運載火箭係統為例。改革開放後，中國“長征號”係列火箭在全世界聲譽鵲起，享有盛名。但“長征號”火箭過去發射的一直都是衛星，即便多次發射過世界上最牛的美國衛星，也是衛星—— 一個沒有生命的“鐵疙瘩”！而這次火箭要發射的是有生命的人，是舉世矚目的中國航天員！因而其要求和標準自然大不一樣。據統計，蘇聯、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巴西六國以及以法國為首的歐洲空間局先後共研製了二十三個係列二百零八種型號的運載火箭，而最終能用於發射載人飛船的，卻隻有蘇聯和美國的火箭。當時世界上可靠性最高的火箭，也是蘇聯和美國的，其可靠性可達百分之九十九。中國火箭的可靠性是百分之九十一，即是說，發射十次，可能失敗一次。這個可靠性僅次於美國和蘇聯，與歐洲空間局並駕齊驅，在全世界也算高的了。但這次中國火箭是首次發射載人飛船，要把中國航天員送上天，所以要求火箭的可靠性必須從百分之九十一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即再提高六個百分點。而火箭上的箭載計算機的可靠性指標則必須達到0.9999，即做一萬次飛行試驗，隻允許有一次失敗！從數學的角度說，要把火箭的可靠性再提高六個百分點，看似微乎其微，但要真正做到，卻難上加難。就像中國運動員劉翔，其奔跑速度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要他再提高0.06秒，難度可想而知。
比如火箭發動機問題。誰都知道，發動機是火箭的心髒，發射能否成功，發動機的作用要占一半。要保證火箭上天後發動機不出問題，必須做到三個百分之百：一是發動機在總裝前所有部件的檢測必須一次性百分之百合格，二是發動機正式出廠時所有項目的檢測必須一次性百分之百合格，三是發動機在發射場的所有測試工作必須百分之百合格。而要做到這三個百分之百，總體部對發動機提出的可靠性要求是：一級發動機的故障率隻允許千分之一，二級發動機的故障率隻允許千分之三。盡管搞發動機的專家和科技工作者們在研製過程中嚴格要求，把發動機這個“心髒”簡直就當成了自己的心髒，但在1997年對發動機進行試車時，剛剛試驗到四百八十秒 （ 必須達到六百至一千秒 ），還是突然發生了爆炸，頓時山搖地動，火光衝天，毒氣四射，整個山頭與天空一片紅色！結果，成千上萬航天人耗盡智慧與心血研製的火箭發動機眨眼間便化成烈火碎片。但為了取得第一手現場試驗數據，專家們冒著殘留的煙霧與毒氣，在地上爬來爬去，一邊拍攝，一邊記錄。另外，逃逸塔發動機的研製同樣充滿坎坷。設計者們對這種發動機隻在報紙上見過，卻從來沒有搞過，非常陌生。此前在與俄羅斯的接觸中，本打算買一個舊的這種發動機回來參考，可對方不願意，隻同意賣給一個“聯盟號”飛船逃逸塔發動機的外殼，要價八十萬美元！一個三十年前的廢外殼就要八十萬美元，中國專家覺得太坑人，一賭氣，斷了“參考”的念頭，決定自己幹！於是他們嘔心瀝血，用了整整三年時間，終於研製出了逃逸塔發動機的初樣。可是，第一次在秦嶺的大山溝裏做試驗時，這台好不容易研製出來的發動機點火試車還不到一秒鍾，三千多度的高速火焰瞬間便將四個噴管全部燒穿！上百人三年的心血在一秒鍾內便灰飛煙滅！
比如火箭的整流罩問題。整流罩的作用，一是在火箭穿越大氣層時，保護飛船不致受到大氣層的劇烈摩擦；二是一旦火箭發生故障，整流罩要迅速伸開雙臂，抱住飛船，掩護逃逸塔帶著飛船快速逃離，從而確保航天員的生命安全。但整流罩技術非常複雜，光零部件就有一千三百多個，既沒搞過，也無參考資料，又是一批年輕人在搞，所以第一個整流罩生產出來後，居然超重九百多公斤，比火箭本身的重量還重！於是為整流罩“減肥”，成為當時航天係統一大新聞！劉紀原得知情況後，立即在一次動員會上向火箭係統總指揮黃春平宣讀了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一號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1998年6月10日之前，完成火箭整流罩的研製生產任務，否則以重大失職行為論處！”最後，在火箭總師王德臣、副總師張慶偉的率領下，火箭設計部的專家們絞盡腦汁，幾經磨礪，才終於為整流罩“減肥”好幾百公斤。
比如火箭的故障檢測係統和逃逸係統問題。這兩個係統是中國“長征二號F”火箭的獨門技術，也是一個世界難題。前者相當於火箭上一個“自我診斷器”，後者相當於航天員的一個“保護神”。就是說，發射中火箭一旦出現危及航天員生命安全的故障——比如火箭爆炸，故障係統便會立即自動給逃逸係統發去指令，使飛船與火箭分開，讓逃逸塔帶著飛船迅速逃離危險區。但怎樣才能保證故障檢測係統判斷準確、不錯發指令呢？此前，專家們本打算走點捷徑，想在外國既有經驗的基礎上搞設計，便向美國專家請教。沒想到對方的回答是，要問這個問題，請先付一百萬美元的谘詢費！於是專家們一賭氣，決定硬著頭皮自己幹！但美國、蘇聯是通過數十枚火箭的發射試驗才總結出一套故障判定數據的，而中國不可能通過發射數十枚火箭來換取試驗數據，一是經費不允許，二是時間緊迫。於是隻有絞盡腦汁，苦思冥想。專家們想了三百多種火箭可能出現故障的情況，然後對這三百多種故障情況進行逐一篩選，最後確定出十一種故障概率最高的模式，再用幾年時間對這十一種故障模式進行上萬次的飛行仿真試驗，從而得出故障判定數據。但火箭發生故障時，其爆炸的威力是多強？毀滅的半徑有多大？留給飛船逃逸的時間是多少？航天員逃到多遠才最安全？所有這些問題又是一座座難以逾越的大山，必須經過大量的地麵試驗才能闖過去。於是，為了拿到可靠的試驗數據，有關專家和技術人員在湖南一個偏僻的山溝裏選了一個建國初期曾是麻風病醫院、如今早已廢棄多年的破落大院，住在裏麵，經過近一個月的反複試驗，才終於得到了確保飛船和航天員安全的試驗數據：火箭爆炸一點七秒鍾之內，逃逸塔必須帶著飛船逃離到一百五十米之外；火箭爆炸兩秒鍾之內，逃逸塔必須帶著飛船逃離到三百米之外。
再比如火箭元器件問題。“長征二號F”火箭上的元器件有三萬七千六百九十個，隻要有一個出現問題，火箭就上不了天，即使上了天也不能正常運行，甚至還會一個跟頭從天上栽下來。因此，要保證火箭的安全，保證航天員的安全，首先得保證每一個元器件質量過關。但要想做到這一點相當艱難。為什麼呢？火箭元器件的工作環境是在天上，而天上環境惡劣，溫度一會兒是攝氏正一百度，一會兒是攝氏負一百度，甚至高溫上千度！火箭一會兒拚命衝擊，一會兒劇烈震動，很容易出現故障。地麵科學試驗表明，同樣的元器件，分別在火箭上和實驗室中試驗，在火箭上發生故障的概率是實驗室的八十倍！因此，一般的元器件在地方市場上一個可能隻賣三元錢，但用於載人航天的一個元器件一個就得一千元！這種元器件一般在一千個同樣的元器件裏隻能挑選出五個，然後再從這五個中挑選出三個，再拿去做各種各樣的老化試驗、高低溫試驗、真空試驗，最後最多也就隻能挑出兩個。
此外，元器件的生產質量難有保障。航天科技集團張宏顯局長說，我們國家有一個問題，就是基礎工業差。原來在計劃體製下搞元器件，靠的是“七專”，就是專線、專人、專廠、專設備等。這樣生產出來的元器件比較有保證。但現在實行市場經濟後，帶來一個問題，“七專”沒人管了。因為我們要的元器件比較少，不是批量生產，這樣對方就賺不了錢，一個元器件給它一萬塊錢，也就幾萬塊錢，連生產線都養活不了，有些廠在市場經濟的殘酷競爭中就倒閉了。所以現在隻能軍工和民營合起來搞。但軍品和民品混在一起搞也麻煩，民營企業的質量很難達到要求。所以，有的元器件隻能從國外進口。但進口一點元器件也不容易啊。我們開始是從美國訂的貨，訂的都是世界最高標準的宇航級的元器件。可1989年“六四風波”發生後，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製裁，不讓元器件出口到中國，包括氣象衛星的一些元器件都不給，一下卡住了。我們忙找日本，日本不行又忙找德國。一個轉發器，美國九萬美元，德國十三萬美元，日本十六萬美元！價格這麼高，還不能按時到貨。但沒辦法，再貴也得買，再等也得買。
火箭副總師劉竹生也說，火箭的可靠性要求從原來的百分之九十一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難度確實很大。火箭從發射到入軌的時間雖然隻有短短的六百秒，但在設計火箭的時候，其壽命必須達到五百四十六小時！火箭上的幾萬個元器件，除了極少數是進口的，絕大部分是國產的。此外火箭上還裝了二百二十八隻火工品，涉及八百五十八項關鍵的原材料。所以這次設計火箭壓力很大。過去設計的火箭，發射的都是衛星。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發射失敗了，最多也就是個麵子問題，保險公司賠錢的問題。把原因找出來，再造一枚火箭、一顆衛星，重新發射一次，也就完事了。但這次不一樣，火箭是用來發射飛船的，飛船裏麵坐著一個大活人！一旦失敗，就是箭毀人亡。在發射場死了人，可不得了！於是，這次我們在過去“航天標準”之上，對元器件又增加了一個嚴格標準，嚴上加嚴，對每一個元器件都要進行二百多次試驗，不能出現任何一次故障！
由此可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僅解決七大係統的技術問題，就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而且這些技術難題，不是一個兩個、十個八個，而是成千上萬不計其數！不僅要做到，還要做好，做得穩妥可靠，萬無一失；既要搶時間，又要講質量，還要保安全。
怎麼辦呢？加班加點，拚命苦幹，靠加班來趕進度，搶時間！過去搞“兩彈一星”是如此，現在搞載人航天也是如此。加班，好像成了中國航天人幾十年來製勝的傳家寶。
美國搞載人航天，強大的後盾是美元。而中國搞載人航天，強大的後盾是精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白天幹，晚上幹，星期天幹，節假日幹，大幹苦幹拚命幹！有人去航天部和國防科工委轉了一圈，回來後說，看科技人員搞載人航天，讓人想起淮海大戰。意思是說，人多，玩命，太累，太苦！
的確，在我采訪的日子裏，我看到，從機關到基層，從研究所到發射場，成千上萬的航天人每天每夜都在加班，幾乎沒有一個星期天和節假日。每時每刻，他們的臉上好像都寫著兩個字——累啊！而七大係統中，加班最多的是載人飛船係統。“保九”任務下達後，加班就更頻繁了，每天都有開不完的會，每晚都有加不完的班，甚至不少人把鋪蓋被子都搬進了辦公樓，把辦公桌當成床板，開始二十四小時輪流加班！以致飛船係統的副總指揮袁家軍連續一個多月失眠、厭食甚至嘔吐，最後躺倒在了醫院！
不加班不行嗎？不行。工作量實在太大，問題實在太多！不加班加點，1999年就不可能發射第一艘無人試驗飛船！如同有的航天人所說，三十多年前蘇聯人、美國人就上天了，而且已經在天上折騰好幾十年了，已經落後幾十年的中國人如果再不快點上天，等有一天別人控製了太空，你再想上去，就來不及了！
不過，加班多了，確實也帶來一些問題。
飛船總師戚發軔說，俄羅斯專家曾提醒我說：“你這個總設計師千萬不能被政治家牽著鼻子走，要按科學規律辦事，不要再犯曆史的錯誤。當年蘇聯就是催著趕快打，結果就炸了嘛！”我們加班，當然不是什麼也不顧，而是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措施。不過，天天加班、月月加班、年年加班，壓力非常大，也實在太累、太苦了！我們有兩個搞飛船的專家都給累壞了，一個得了腦溢血，另一個眼睛出了問題。還有的年輕人對加班也有情緒和意見，說加班一個月可以，加兩個月也行，但老是這樣加下去，我們怎麼談戀愛呀？的確，加班把年輕人談戀愛的時間都給“加”進去了，許多人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不是不想談，而是沒有時間談，沒有心思談，沒有情緒談。你想想吧，一個故障出現了，馬上就得查，就得找，就得解決，不然下一步工作就沒法幹。因為許許多多的事情和問題都在追著屁股呢，哪有時間去談，哪有情緒去談？所以我們不希望以後再這樣幹了。
火箭總師王德臣說，加班，就是人為地拉長生命。在國外，像美國、蘇聯，凡是搞航天的，從來都不準加班。有情緒的不準幹，家裏有困難的不讓幹，兩口子有矛盾的不準上崗。國外對這類問題都有一套嚴格的明文規定。可中國的國情不同，天天加班，長年加班，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有的領導對加班不但不批評，還一個勁兒地表揚！我是一貫反對加班的，但這次遇到了特殊情況，也沒辦法，隻得加班。
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吳燕生說，搞載人航天確實太苦了！一年四季，幾乎天天加班。我有時就想，如果生活就是這樣、人生就是這樣，也太沒樂趣了！
當然，航天人趕進度、搶時間，不光靠加班，還靠智慧——主要是靠智慧。就是說，靠開動腦筋，靠巧幹來解決問題、加快進度。這樣既節省了經費，又爭取了時間。
火箭總師王德臣說，由於缺錢，或者沒錢，中國在硬件上比不過外國，我們就隻有多動腦筋，想辦法，少花錢，多辦事。比如，英國搞一個方案論證，要花十三萬英鎊，相當於一百六十萬元人民幣。我們搞一個方案論證，隻花幾萬人民幣，結果是一樣的。國外做一百次試驗，我們隻做十次試驗，效果也差不多。要做到這一點，就隻有開發“軟件”。“硬件不行，拚軟件！”這是幾十年來中國航天界流傳下來的一句名言。這個“軟件”，就是專家們自己的大腦和身體。專家們通過多動腦子、多加班，就能彌補因經費不足而導致的硬件不足，就可以減少一些試驗項目，從而搶回不少時間。
舉例一：動物試驗問題。按國際載人航天的慣例，人上天之前，都要先做動物試驗。蘇聯、美國為做大動物試驗，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從小耗子開始，然後狗、貓、豬，還有猴子、大猩猩等，做過很多次的試驗。於是中國一部分專家提出，在航天員上天之前，是不是也應該做動物試驗。但現在要做動物試驗，就要用獼猴來做，因為獼猴和人最接近。但獼猴的代謝量僅僅是人的六分之一，代謝量太少。你要檢驗飛船裏坐三個人行不行，就得裝十八隻猴子。這十八隻猴子還得找聰明的猴子，愚笨的猴子訓練不出來。中國聰明的猴子在雲南，即便找到了，這十八隻猴子怎麼裝？另外，光是猴子的住房和照管的人工費用，按當時的預算，就得三千多萬元人民幣，這還不考慮猴子的生命保障係統怎麼供氧、供食、供水等。這套東西真要搞起來，經費還不知要增加多少。即便經費允許，做了，也不一定能確認這個猴子的生命保障係統是否適合人用。因此，不少專家都不同意做。大總師王永誌就是其中一個。
王永誌說，動物試驗是很難做的，動物的生命保障係統也很難設計，技術很複雜，很費工夫。美國曾經用大猩猩做過試驗。盡管大猩猩在地麵訓練過，可一到了天上，在失重的情況下就害怕了，結果就鑽出來到處亂抓，去摸開關，特別危險，跟“鬧天宮”一樣。我在華盛頓航天博物館看見過，大猩猩被五花大綁地捆在坐椅上，不吃不喝，很難辦。如果把猴子弄上天，同樣會害怕。一到天上，它就不吃不喝，兩天就餓瘦了，很快就餓死了，你說咱們的航天員還敢上嗎？再說了，蘇聯、美國以前做大動物試驗，是不知道人在失重情況下生理上到底行不行。現在他們已經做過了，已經證明人上天是可以的，而且幾十年來人家已經有成百上千的人上天了，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都順順當當地回來了，回來後也都正常。隻要我們的飛船的條件做得跟他們的飛船一樣，是適合人的環境，不就行了嗎？幹嗎還要從猴子做起呢？完全用不著嘛！所以，我在醫院住院時，有幾個領導來征求我的意見，我是堅決不同意。有些事情我們不能跟著外國跑，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照搬照抄，要獨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