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臥薪嚐膽 第十七章
白頭老翁與諾亞方舟
“神舟五號”飛船上天後，舉國上下，街頭巷尾，十三億中國人談論得最多的話題便是飛船，甚至連幾歲的孩子都在大聲叫喊：中國飛船上天咯！
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又有多少人真正熟悉、了解飛船？
什麼叫飛船？飛船又稱宇宙飛船。何謂宇宙？東方學人說，四方上下稱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西方智者講，宇宙就是一個有規律而又和諧的整體。東方人說的是外延，西方人講的是內涵，其實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宇宙便是一個無窮大！因飛船是在一個無窮大的空間飛行，故稱宇宙飛船。
我們知道，人要遠行就得有車，要過河就得有船，要上天就得有飛機。這車、這船、這飛機，就是人類在陸地、海洋和大氣層行動的交通工具。那麼人要離開地球，去無窮大的宇宙空間探索、航行，同樣也離不開交通工具。而宇宙飛船便是人去太空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之一。用專業的話來說，就是宇航員去太空時乘坐的一種空間飛行器。空間飛行器可分為人造地球衛星、月球探測器、行星際飛行器、宇宙飛船、航天飛機、空天飛機、空間站七種。宇宙飛船與人造衛星的最大區別，就是飛船是由宇航員親自駕駛的一種航天器，它具有一套人造衛星不具有的生命保障係統。所謂生命保障係統，就是飛船上保證宇航員在往返於地麵與太空的途中和在太空飛行時的生命安全的全套設備。宇宙飛船的作用和任務主要有四個方麵：載著宇航員獨自在低軌道飛行，為空間站運送替換的航天員，運送登月航天員，為空間站運送所需儀器、食品和相關物資。此外，載人火星飛船也正在醞釀之中。這種飛船的任務就是把宇航員運往火星，一般為一次性使用，將來也有可能發展為多次性使用。不管是多次性使用還是一次性使用，這種飛船都要返回地球，所以均有返回係統。
實事求是地說，在蘇聯和美國，飛船已經成為發黃的曆史，倘若有人偶爾談起飛船，就像今天的中國人偶爾談起輪船。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美國的幼兒園的孩子就把衛星、火箭、飛船掛在嘴邊了。而與此同時的中國，農村的孩子——尤其是偏遠山區的孩子，除了熟悉雞、鴨、豬、狗，還有紅薯、茄子、辣椒、蒜苗，能背誦幾段當時流行全國的“毛主席語錄”以外，別說衛星、火箭、飛船，就連火車、輪船、飛機也未必知道。城裏的孩子即便知道火車、輪船、飛機甚至火箭、衛星，但未必一定就知道飛船。成年人和孩子相比，科普常識自然要豐富得多，但在那個被各種政治概念塞滿腦袋的年代裏，又能多到哪兒去呢？
1998年，中國科普研究所曾做過一次調查分析統計，該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有99.8%的人沒有達到基本的科學素養水平，與1989年的歐共體國家相差二十一倍，與1990年的美國相差三十三點五倍。與此同時，中國科協對國人的科學素質也做過一次二十萬分之一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對科學概念和科學詞彙的理解，與十四個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排位倒數第一。而且，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現有文盲二億二千萬，但科盲高達五億人！於是不難想象，1992年的中國老百姓對於飛船的認識和了解，最多也就停留在一個熱熱鬧鬧的名詞上。而中國航天人盡管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曾經搞過飛船，但此後近二十年間卻與飛船幾乎絕緣。雖說也有範劍峰等個別專家堅持在“搞”，也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已，仍未觸碰到飛船的骨肉與神經。
因此，飛船對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航天人來說，如同兒時畫過的一幅國畫，等幾十年後長大成人，某一天與這幅“國畫”再次相遇時，雖不陌生，卻也並不熟悉。
出任飛船總設計師的專家，是戚發軔。
在中國航天人中，戚發軔是全國人民比較熟悉的一位。究其原因，除了他出鏡率較高外，主要的一點是他有一頭引人注目的白發！戚發軔1933年4月生於遼寧複縣，1956年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飛機係。由於兒時國難當頭，飽受日本人的欺辱，強國的夢想從小便在他心中滋生。我最初與戚發軔總師相識，是在二十多年前的西昌衛星發射現場。那時的我還是西昌衛星發射基地的一個青年軍官，戚發軔則是“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的副總設計師。那時的戚發軔很精神，什麼時候都是一副樂嗬嗬的樣子。每日傍晚，我們沿著峽穀一起散步，談論的話題自然是衛星。90年代初，我寫長篇報告文學 《 走出地球村 》 時，與戚發軔有過多次交談，那時的他還是一副樂嗬嗬的樣子，對航天事業的熱情依然不減當年。在此後的十多年裏，我們在發射場又有過多次相遇，他依然是一副樂嗬嗬的樣子，而我們的話題除了衛星還是衛星。但2003年的春天，當我在北京航天城與他再次相見時，卻吃驚地發現，戚發軔已不再是過去的戚發軔了，他臉上那副標誌性的樂嗬嗬模樣不見了，我看到的是無盡的疲憊與焦慮。最明顯的變化是，他當年滿頭青絲，如今卻一頭白發！而我們談論的話題也不再是衛星，變成了飛船！通過與他無數次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為中國航天事業拚搏了近半個世紀的戚發軔，這次的確是老多了，心頭的壓力也大多了！就像航天部記者左賽春所說，與蘇聯飛船之父科羅廖夫相比，戚發軔更像一位纖夫，在他的背上，始終勒著生活與工作兩根纖繩。他一直低頭用力，在中國航天的崖岸邊，留給我們的，隻有一串串沉重而堅實的足跡。
實事求是地說，對於搞載人飛船，戚發軔開始時並不積極。在這一點上，他與那些幾十年一直堅持搞飛船的專家完全不同，盡管當年的他也有過“飛天”的夢想，但當飛船的總設計師卻並非他的誌向。國家強盛，人民富裕，是戚發軔這一代科學家的畢生追求，至於個人得失、職位、名譽，他們的確想得很少。戚發軔當總師這年，差一歲就六十了。中國有句老話，“三十不學藝”。可他年近花甲，已到頤養天年的年紀，如果還要到一個新的領域去拚搏一番，就像一個優秀運動員最後一次出場競賽，有可能抵達事業的巔峰，也可能會跌入人生的低穀。何況他心裏非常清楚，載人飛船絕非一般任務，不僅周期長、要求高、難度大，還將麵臨種種風險！於是他心裏便有了種種擔憂與顧慮，甚至還有些發怵。
戚發軔說，我當年並不是一個載人航天的積極支持者，飛船總師也不是我主動爭取的，而是組織安排的。這事上麵怎麼考慮的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我當五院院長的時候，上麵有明文規定：當院長就不能當總師。主要是怕精力不夠。所以在九二年上半年就免去了我“東方紅三號”衛星總師的職務。但載人航天工程上馬後，領導又找我談話，要我當飛船的總師。我說，當了飛船總師，這院長是不是可以不當了？領導說，總師要當，院長也要幹。這下可麻煩了，我的思想鬥爭很激烈。第一，我已經五十九歲了，六十歲就該退休了，這麼大把年紀還去接手那麼重大的任務，又是一個嶄新的領域。而且，飛船這東西不是幾天就能完事的，自己能不能勝任，我心裏沒底。第二，我從“東方紅一號”衛星搞到“東方紅三號”通信衛星，和搞衛星的這支隊伍摸爬滾打一起搞了二十多年，彼此非常熟悉，非常默契，同甘苦共患難，甚至生死相依，感情深得很呐！比如，1994年發射“風雲二號”衛星時，衛星在廠房突然爆炸，廠房的玻璃牆都給震碎了！當時我們一幫人正在測試設備，氣流把廠房的門一下關死了，怎麼也打不開。有毒的煙霧滾滾撲來，電也停了，惟一的逃生之路，隻有從門上的一個小窗戶爬出去。我把同事們一個個從窗戶弄出去，最後隻剩我一個人了。等我爬出窗戶，跑到第二道門的時候，就出不去了。我以為這下完了，沒想到我的同事出去後，發現我還沒出來，又冒著生命危險衝了回來，把我救出去了！後來飛機來了，不少人受了傷，卻不上飛機，要去搶救衛星的設備。這種感情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你想，現在要讓我離開這支隊伍，改行去搞載人飛船，我怎麼舍得啊！再說了，搞飛船，人馬在哪？重新組建隊伍比搞技術還難！而要互相協調，達到默契，就更難了！第三，搞飛船比搞衛星風險大多了。搞衛星就算失敗了，是個鐵疙瘩，不是人，大不了再打一顆，怎麼都好說。但搞飛船不一樣，有人坐在上麵，萬一有個閃失，責任可就大了！所以我當時就想啊，這個飛船總師還是不幹為好。但領導找我談話說，老戚啊，你就別猶豫了，幹吧！我就很為難了，心想，如果不幹，又違背了我的性格，因為我是一個幾十年都聽從組織安排的人，一個從來都是服從分配、領導叫幹什麼就幹什麼的人。我大學畢業後，從飛機設計改為搞導彈，是組織的安排。後來我從搞導彈改為搞衛星，也是組織的安排。現在又要我從搞衛星改為搞飛船，還是組織的安排！我這一輩子除了考大學是我自己填的誌願外，其他都不是我的誌願、我的選擇，全是組織的安排！
是的，一切聽從組織安排，是半個多世紀來絕大多數中國科學家的一種選擇，或者說一種命運。因此，戚發軔最終還是聽從了組織的安排，當了飛船係統的總師。
然而，一旦真正上任，他才切切實實地感到，搞飛船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首先，搞飛船必須要有一個好的技術方案。沒有方案，一切無從做起。方案不好，又後患無窮。就像蓋樓房，設計搞錯了，等人住進去後才發現這兒漏水、那兒沒電，麻煩可就大了！當年，蘇聯為了搶第一，送一個人到天上，轉一圈就回來了。美國為了搶第一，也送一個人到天上，轉了半圈就回來了。今天的中國當然不能這麼幹，更不能去搶什麼“第一”。但不搶“第一”，得搶時間，不搶不等於可以拖，不搶不等於不趕。中國的飛船怎麼搞？一條是俄羅斯的路子，按照“聯盟號”飛船仿製；一條是美國的路子，按照“雙子星號”飛船布局。戚發軔的想法是，既不能跟著俄羅斯走，也不能跟著美國跑，中國要搞就搞一個真正現代的、起點高的、有中國特色的、最安全的飛船方案，搞它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飛船，一步到位！俄羅斯的飛船艙內的空間太小，直徑隻有2.2米，航天員坐在裏麵太擠。中國的飛船艙內空間可以做成直徑2.5米，能坐三個人。但要搞出這麼一個技術方案，卻非常之難。難在哪裏？難在國情所限。
戚發軔說，一是九二年工程上馬時，國家不少條件都不具備，比如國家拿不出像美國、蘇聯那麼多的錢，我們就不可能做大量的地麵實驗。我們過去發射衛星時，從來都不發射試驗衛星，一上來就發射正品衛星，為的就是省錢。二是我國的工業基礎較差，比如電子元器件、原材料等，都不能滿足載人航天的要求。三是飛船方案不是畫出來就完事了，還要做出來才行。而要把方案做出來，我們搞設計的就得深入到工廠，和工人們一起討論，看這個方案可不可行，看怎麼做更合適、更省錢、更容易，工藝上更合理。四是中國起步晚，人家是60年代，我們是90年代，相隔幾十年。雖然與蘇聯有過接觸，但關鍵技術蘇聯人不會給我們，我們隻有在吸收他們經驗的基礎上自己摸索著幹。尤其是三艙方案定下來後，三個艙具體該怎麼搞？體積該多大？如何布局，怎麼排列？哪個艙擺在前麵？哪個艙放在中間？哪個艙擱在後麵？這一大堆問題都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非常棘手的問題。而這麼多問題擺在諸位專家麵前時，又各有說法，意見不統一。
而且，七大係統搞載人航天，都是大姑娘上轎——第一次。各係統之間的技術分工與協調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的可能順順當當，有的難免磕磕碰碰。比如，火箭這次發射載人飛船，要求火箭的可靠性要達到百分之百，但中國的火箭最多可達百分之九十七，那麼剩下的百分之三怎麼辦？誰來保證？從理論上講，這百分之三應該是火箭係統的事。但為了確保航天員的安全，上麵覺得這百分之三由飛船係統來保證更合適，所以要求飛船係統在設計上想辦法。這一來，矛盾便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