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中國載人航天剛剛起步時，中國航天人趁蘇聯紅旗落地、經濟蕭條之際，確實抓住了一個大好時機，一次次地出入於蘇聯的國門，獲得了不少實惠，撈到了不少便宜。那時的中國航天人，可謂腰纏萬貫，躊躇滿誌；而蘇聯專家由於自己的祖國四分五裂，經濟蕭條，則處境艱難，斯文掃地，尊嚴全無，可憐至極。當年我采訪中國機器人之父蔣新鬆時，他談到與蘇聯專家合作的經曆，對此也深有體會。他說，搞機器人的蘇聯專家到沈陽後，大冬天的，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凍得瑟瑟發抖。我們把一些舊棉衣、舊棉褲送給他們後，他們非常感動。另外，他們見了中國的什麼東西都覺得好，都想要；吃到中國的什麼東西都好吃，甚至就是咱們食堂一般的饅頭，他們吃起來也覺得很香很香。看到這些專家淪落到如此地步，我就想到我的祖國的過去，心裏非常難受，對我刺激非常大！
的確，祖國不強大，科學家再偉大，也無尊嚴可言。
上世紀60年代初，當全中國都在餓肚子時，為了援助中國的國防建設，蘇聯一百多名專家踏上了中國饑餓的土地。當戈壁灘上成千上萬的中國火箭將士餓得啃樹皮、吃沙棗葉時，蘇聯專家每天吃的卻是中國最好的豬肉、香腸和奶油麵包！而今天，歲月之河剛剛流逝了三十年，曆史便徹底翻了個個兒：中國專家有吃不完的豬肉、香腸、大豆、高粱；而蘇聯專家別說“土豆燒牛肉”，就是連一塊小小的麵包也吃不上。中國航天人正是抓住這個機會，闖進對方的國門，而後依據“各取所需”的市場規則，閃電般地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飛船技術與土豆麵包的“國際交易”！
這是中國航天人一次明智的出擊，也是一次智慧的選擇！
據航天部統計，中國先後有近一千人次開往蘇聯/俄羅斯。不僅航天部和總裝部的主要領導去了，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的主要專家和七大係統的老總去了，如劉紀原、沈榮駿、白拜爾、王永誌、戚發軔、張宏顯等，還有二十多個年輕的技術員也被派往蘇聯學了整整一年。這些人後來成了中國載人航天戰線各部門的主要領導和業務骨幹。他們既與蘇聯搞飛船設計的研究所有過密切接觸，也和俄羅斯宇航局等政府部門有過洽談；既看了蘇聯的發射場、航天員訓練，也看了蘇聯的火箭與飛船；不僅花了五六千萬人民幣在俄羅斯做了風洞試驗，還讓俄羅斯為中國培訓了兩名航天員教練；不僅購買了一些相關的儀器設備，還花了上千萬的人民幣從莫斯科買回了一艘兩米多長的飛船！雖說這艘飛船是被蘇聯廢棄多年的一個外殼，對蘇聯而言已經毫無價值，但對從未見過飛船更未造過飛船的中國航天人來說，至少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學習模具，一次真真切切的啟發與借鑒。誰能說，它對中國造飛船毫無意義？想當年，中國引進蘇聯的“P－2”近程導彈時，盡管這枚“P－2”導彈的射程還不到六百公裏，而且早被蘇聯淘汰。但就是這個早被蘇聯淘汰了的東西，為中國導彈的起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近程導彈的曆史，可以說正是起始於這枚導彈。遺憾的是，當後來中國“神舟5號”發射成功、楊利偉從天上凱旋後，這段曆史似乎被無數的鮮花和掌聲遮蔽了，被一些忙於慶功的人遺忘了，再也無人願意提起了。
其實，這是一段不該遮蔽不該遺忘的曆史，也是一段不該回避的曆史。事實就是事實，有什麼可遮蔽、可回避的呢？當今世界，科學技術越來越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鑒，相互滲透，是全球化時代發展的一個特點。人類的曆史，就是一部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的曆史。中國學外國的東西，外國也在學中國的東西，學點、拿點、用點人家的東西，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學了就學了，拿了就拿了，用了就用了，地球人都心知肚明，無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想當年我大唐帝國，敞開國門，廣交天下，誰願意來誰就來，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想學什麼就學什麼，想用什麼就用什麼。甚至，一些外國人來摸點、偷點、搶點什麼，也沒當回事情。結果呢？大唐還是大唐，照樣繁華，照樣鼎盛，照樣風流，照樣倜儻，照樣牛皮哄哄，照樣氣勢如虹！如果一說我們借鑒了別人的東西，就感到自己不行了，就不是那麼光彩了，其實是一種很不誠實的態度，也是一種很不自信的表現。
當然，蘇聯人不是傻瓜，金錢這玩意兒不光中國人喜歡，美國人喜歡，日本人喜歡，隻要是地球人都喜歡！而對當時正餓著肚子的蘇聯人來說，就更是喜歡了！因此毫無疑問，在中國與蘇聯的交往中，中蘇兩國人民尤其是兩國科學家的友情是不可否認的，如果沒有友情的基礎，沒有曆史的淵源，中國人僅靠一個錢字，是不太可能得到想要的航天技術和資料的。比如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中國若要通過錢去“學”點航天技術尤其是關鍵技術，幾乎沒有可能。
但從另一方麵來看，我們也必須承認，中蘇兩國在這場交往中，除了50年代那點所謂的“革命友誼”、“兄弟情感”外，更多的或者說主要的，還是“錢”起了作用。
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所長宿雙寧說，俄羅斯對中國在技術上也是有所保留的，有些東西他們純粹是隻賣產品，不賣技術。你要買技術，價格就比產品高出一百倍，開一個天價讓你不能接受。有的即便這個技術賣給你了，有些細節性的技術你也掌握不了，他也不會給你說清楚。有一次我們想買他們的一個抗衝擊產品做試驗，我們開價十五萬美金，他們卻要三十萬美金。後來他們知道我們掌握了這個技術，願意降低價格再賣給我們，我們也不買了。
而錢之所以能發揮如此大的魔力，其根本原因是蘇聯/俄羅斯隻有利用航天技術及航天產品換取中國的人民幣或民用輕工商品，才能擺脫國內商品嚴重匱乏的困境，從而減緩國內激烈的現實矛盾。
所以，中國搞載人航天的初期，與其說是中國人和蘇聯人在交往，不如說是中國人和蘇聯人在交易。後者聽起來雖然不是那麼悅耳，卻是事實。因為在兩國成交的所有項目中，沒有一個項目不涉及“錢”字。尤其後期，不談錢，就甭想談技術。而且，有的交易用中國專家的話來說，還是很“黑”的！
比如，中國飛船係統的專家想讓俄羅斯的專家看看某一設計方案行不行，隻說一個字或者兩個字——“行”或者“不行”，甚至連一個字也不用說，就點一下頭或者搖一下頭，俄羅斯專家張口就要八十萬美元！又比如，中國火箭係統的專家想就某個問題谘詢一下俄羅斯專家，對方張口就要一百萬美元！再比如，酒泉基地司令員張建啟在俄羅斯拜科努爾發射場考察時，發現該發射場用於處理汙水的設備不錯，便問俄羅斯專家是何原理。俄羅斯專家卻不談原理，隻談價錢，要中方購買他們的設備。張建啟問他要價多少，他說一個爐灶八萬美元。張建啟感到價錢尚可接受，便答應可以考慮。可當雙方正式談判時，俄方卻把價格由八萬提升到了十二萬。中方覺得十二萬也可以接受，便繼續往下商談。但最後進入實質性階段時，俄方竟然把價碼加到了一百五十萬美元！張建啟司令員一賭氣，不要了，再便宜也不要了！結果回來自己幹，隻用了十八萬元人民幣，便研製出了所需設備。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飛船軌道設計專家陳祖貴的故事。
陳祖貴，四川人，專業出眾，技術精湛，卻脾氣倔強，說話竹筒打米——直來直去，對事不對人，認理不認官，典型的性情中人！1998年，有人對飛船上的某些問題有點擔心，便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前往俄羅斯，打算將中方的某些設計方案請俄羅斯方麵找專家評審一下。陳祖貴得知這個消息後，認為把中國的技術方案給外國人評審，既要掏錢，還容易泄密，不是上策。他考慮再三，決定不去。有人勸他說，別人一說出國，連病都沒了，你放著出國的機會不去，何必呢？你先出去，能談就談，談不成就走人嘛！他想了想，覺得也對，便去了。
陳祖貴說，到了俄羅斯，開始時談判進行得很順利，談了幾十個項目，要價也不高。後來我們就想買他們現成的落點回收程序，可對方說要幾千萬元人民幣！這還了得，我的研製經費才幾十萬人民幣，你獅子大張口，一下就要幾千萬，你讓我去偷還是去搶啊？所以我想，去他的，還是自己幹吧。後來，想請他們評審我設計的飛船的控製係統方案，可他們一張嘴，開價就要一百六十五萬，我的媽呀，那可是美元啊！他們的理由是這個係統很關鍵，它是俄羅斯的專利技術，值錢得很！而且“行”或者“不行”，都是他們說了算。我一聽就笑了，也來氣了，就說，一百六十五萬美元，可以！但是，請你們把小數點左移一位，然後，再除以二。小數點左移一位，一百六十五萬就變成了十六點五萬，再除以二就變成了八點二五萬。他們一聽，生氣了，說我沒誠意。我就自己跟自己說，對，我就是沒誠意，我也用不著有誠意。你們的飛船的缺陷我都清楚，我們的關鍵技術我也不告訴你。讓我把我的國家機密給你，還要讓我掏錢，這種買賣老子不幹！之後，俄羅斯的專家又帶著諷刺的口氣說，我們的知識很值錢，這一百六十五萬美元賣的是知識，你們當初買的飛船返回艙可沒有什麼價值喲！言下之意說中國人是傻的。我一聽這帶侮辱性的話，把方案一卷，提包一拿，起身就走了！第二天我就坐飛機飛回了北京。我心想，有你們要幹，沒你們老子照樣能幹！後來，五院的一個總師給我打電話說，你的方案不給俄羅斯看，不辭而別，很多人都為你擔心呢！到時候中國的飛船上天後回不來，你怎麼交代？其實，我當時並沒想到後果，我是中國人，隻想為中國人爭一口氣，不希望中國幾代科學家的心血成果從我的手中溜出去，也不希望國家的機密從我的手上泄露出去。我們有先前衛星多次返回的成功經驗做基礎，而飛船的返回方案我們又經過了無數次的修改完善，我有把握讓我們的飛船返回來，憑什麼還要請他們評審！再說了，我就從來沒想過我們的飛船會失敗。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飛船飛得比俄羅斯和美國的還好，美國、俄羅斯的飛船前幾次返回時距落點都是上百公裏，而我們第一艘飛船返回來距落點僅十一公裏左右！
是的，中國航天人承認，蘇聯在載人航天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航天水平遠遠領先於中國；同時中國航天人也認賬，中國搞飛船確實得到了蘇聯“老大哥”很大的幫助，學習借鑒了“老大哥”一些東西。但是，蘇聯航天在總體上領先，並不等於每個項目都領先。正如錢振業所說，中國在總體上落後於蘇聯，並不等於在單項技術上都落後。在某些單項技術上，中國並不比蘇聯差，有的甚至還超過了他們。
因此，中國航天人認為，不能什麼事情都依靠、都寄希望於蘇聯，50年代中蘇之間那段曆史的經驗教訓值得注意。
航天部副部長劉紀原說，在與俄羅斯的合作上，一定要“以我為主”！我不需要合作就不合作，我需要合作就合作。有的問題用不著興師動眾，買兩張機票，請兩個俄羅斯專家過來，聽聽他們的意見，就行了。我舉個例子，俄羅斯國家航天局局長高普切夫聽說中國要搞載人飛船，馬上就找到我們，說想跟中國合作。他的意思，就是說俄羅斯有現成的飛船，你中國不用再搞了，買他們的飛船就可以了。但我們不同意。為什麼呢？如果買俄羅斯現成的飛船，省事倒省事，但年輕的技術隊伍就沒有鍛煉的機會了，中國今後的航天事業就沒法發展了。後來，大概是1997年，這位局長又來中國，再一次提出要跟中國合作搞飛船的事。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沈榮駿知道後說，讓他去我們的航天城看看吧。我就陪同這位局長去了。那天，他到航天城一看，傻了。他對我說，怪不得你們不跟我們合作呢，原來你們都搞到這個程度了，沒想到這麼短時間你們就搞得這麼好！
中國不買俄羅斯的飛船，是因為自己有能力搞出來。後來事實證明，中國與蘇聯/俄羅斯的合作策略是正確的，采取的行動也是及時有效的。如果當初不及時主動走出國門，後來許多事情做起來就很麻煩。
錢振業說，大概到1993年後，中俄關係就不行了，中俄兩國單位與單位、專家與專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越來越困難，有的項目簡直就進行不下去了，甚至根本就不能進行了。特別是葉利欽上台後，對有關科研部門和單位作了明確規定：不經國家允許，不準俄羅斯專家到中國去，不準把有關的航天技術和航天產品轉賣給中國。後來一些俄羅斯專家就去了美國。但聽說美國也有規定：隻接受搞核武器的專家，對搞載人航天的專家沒有興趣，不予理睬，甚至有的幹脆拒絕入境！
由此可見，中國與蘇聯/俄羅斯90年代初在航天領域的合作關係，既不同於上世紀50年代“老大哥”無私援助下的師生關係，也不同於上世紀50年代後兩國政治對抗下的敵對關係，而是市場經濟下彼此依賴的互惠關係。
然而，無論中蘇兩國過去、現在、今後怎麼合作，高科技這玩意兒說到底，主要還得靠自己。若是忘記了自己，迷失了自己，不僅前途渺茫，而且後患無窮！
問題是，中國首次涉足載人航天，依靠自己的力量，能造出飛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