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一個需要造飛船的技術，一個需要填肚子的麵包，兩個分離了幾十年的“兄弟”，繼“兩彈一星”之後，又跨過歐亞大陸，握手言和，坐在了同一張餐桌和同一張會議桌前，一個握筷子，一個拿叉子；一個說中文，一個講俄語，開始了新一輪的溝通與交流。
中蘇兩國政府很快簽署了 《 關於在和平利用與研究宇宙空間方麵進行合作的協定 》，確定了中蘇兩國在航天領域合作的意向。這既為中國的載人航天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遇，又為中國學習蘇聯的航天技術和利用蘇聯的部分航天產品和設備提供了可能。與此同時，中國航天人還一批又一批地踏入了蘇聯那片饑餓而混亂的土地，開始了對蘇聯載人航天的學習與研究。不同的是，當年中蘇兩國專家在一起，皆因政治的需要；今天中蘇兩國專家在一起，前者為了飛船，後者因為生存。
中蘇兩國航天專家之間的交往，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
1989年上半年，中國宇航學會邀請蘇聯專家、“聯盟號”飛船總師米申院士來中國訪問。米申院士是第一次來中國，那天他一下飛機就打聽王永誌的名字。一位年輕的中方人員感到奇怪，問他，你怎麼知道中國有個王永誌？米申院士聽後哈哈大笑，說，王永誌是我的學生啊！這位中方人員更是一頭霧水，心想王永誌是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的院長，鼎鼎大名的火箭專家，怎麼成了這個老頭的學生？米申院士見年輕人不明白，便說，這是曆史，你們年輕人不懂，總之你們想法幫我找到王永誌，讓我們見見麵就行。
王永誌說，我得到米申院士來中國的消息後，非常興奮，當晚便帶著女兒到北京飯店去看望他。在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動，也很複雜。米申院士是我的恩師，可由於中蘇兩黨政治上的原因，我們師徒二人相隔天涯，已經整整二十八年沒有見過麵了。二十八年來，我總會時不時地想起他，想起當年我在蘇聯留學時他教我搞導彈設計的情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失去搞導彈設計的資格與權利的時候，或者是在我工作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更會想起他。但二十八年前的恩師，二十八年後還是恩師嗎？他還會一如既往地認我這個學生嗎？到了北京飯店後，米申院士打開房門，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也一眼就認出了他，我們師徒二人緊緊擁抱在了一起，彼此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女兒見了後，也感動得哭了。女兒為了不打攪我們，把有限的時間全部留給我們，幹脆躲到另外一個房間去了。女兒一走，我和米申院士直接就用俄語聊了起來。我們聊生活，聊工作，聊家庭，聊別離二十八年後的酸甜苦辣，聊得十分開心，非常痛快。特別是米申院士得知我當了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的院長，當了火箭總設計師後，非常高興，一再表示祝賀！他說，我最擔心的，是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活不過來了，沒想到你不僅活過來了，還當了火箭總師，為你的國家作了這麼大的貢獻！太讓我高興了！
第二天，劉紀原副部長得知王永誌與米申院士這一特殊關係後，認為這樣一位世界級的著名火箭專家來到中國，是中國學習的一次好機會，便找來王永誌說，你把米申院士領著到火箭技術研究院看看，看中國搞的“長二捆”火箭到底行不行，多聽聽他的意見。這是個好機會，千萬不可錯過！
王永誌說，我把米申院士帶到了火箭技術研究院，當時我們的“長二捆”火箭正在裝配階段，我領著他一邊看，一邊把“長二捆”火箭的情況向他作了介紹。米申院士看了後非常驚訝，很激動，說，我怎麼也沒想到中國還有如此龐大的一個火箭技術研究院，而且居然有兩萬六千人！我就非常驕傲地對他說，老師，我這火箭上的東西，可全是我們中國的，連每一個元器件都是中國貨，沒有一個螺絲釘是外國的！他聽了後說，好，這個設計非常好！搞成後，我估計這家夥能把十噸重的東西發射上天。後來“長二捆”火箭的發射能力達到了九點二噸。然後，他還非常誠懇地和我交換了對火箭一些地方的修改意見，並說中國的火箭裝配車間比蘇聯的好！
1989年下半年，王永誌帶了一個團回訪蘇聯，受到米申院士的熱情接待。米申院士這時已經七十二歲高齡了，他親自領著中國代表團到有關部門逐個參觀。此前，中國航天界一些專家到蘇聯訪問時，都很想見見這位大師，可米申院士每次都婉言謝絕了。他對中國代表團說，凡是來蘇聯參觀的客人，我從來不陪，但王永誌是我的學生，所以例外。每到一個地方，米申院士都自豪地把王永誌介紹給他的同行說，這是我的學生王永誌先生，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的院長，著名的火箭專家！有一次，米申院士還當著蘇聯國家計劃局主任的麵，把王永誌大大誇獎了一番，說王永誌當年在蘇聯留學時如何如何刻苦、在火箭導彈設計方麵怎麼怎麼有才華等等。不僅如此，米申院士還邀請王永誌到他家做客，親自為王永誌沏茶倒水，並與王永誌共進晚餐。
王永誌說，那天晚上，在他家的小院裏，我們促膝交談，談到很晚很晚。當我向他談到中國近年來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時，他為我的國家感到非常高興。而當他向我談到蘇聯的現實和未來時，眼裏卻湧動著淚水，久久不說一句話。後來，在一些國際學術會議上，我又多次見到了我的老師，並多次聆聽了他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作的報告。他告訴我說，當年在蘇聯學習的那一批火箭專家中，我是最後一個了。同時他也很關心中國的航天，常問我一些中國的發展情況。所以到了1993年，當中國的載人航天在總體方案上有了基本的構想後，為了獲得一個最佳方案，我決定以火箭技術研究院的名義邀請米申院士到中國來一趟。我當時的考慮是，米申院士是世界頂尖級的航天大師，他不僅是蘇聯洲際導彈的火箭設計師，還是蘇聯“聯盟號”飛船的總設計師，如果他能來中國給指點指點、把把關什麼的，對我們剛剛起步的載人航天肯定大有幫助，我的心裏也會更踏實一些，因為有的地方我也不是那麼有底。當然啦，如果我們按自己的想法搞，也是可以搞起來的。但我們畢竟從來沒搞過，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而應該有一種虛懷若穀的胸襟，有一種以我為主、同時又吸取世界先進技術的開放姿態。再說了，時間不等人，如果完全自己搞，太慢。
米申院士接到王永誌的邀請函後，知道中國要搞載人航天了，非常高興，當即回複王永誌說，盡快來中國。結果他自己不僅如期而至，同時還帶來了五名飛船專家。這一年，米申院士已經七十六歲了。這位老人一到中國，便積極投入工作。由於王永誌的俄語基礎好，兩人在一起交流時直接用俄語對話，根本不用翻譯，談得十分投機。無論王永誌問哪方麵的問題，米申院士總是有問必答。
王永誌說，1997年，我再次去俄羅斯，就航天領域的合作問題進行談判。與我談判的對手是米申院士的學生——俄羅斯國家宇航局的局長，所以談起來很順利。這位宇航局局長對我說，你是米申院士的學生，我也是他的學生，有什麼問題你盡管提好了。還有一次，我和王壯一起到莫斯科航空學院，和該院飛行控製中心技術主任、我當年的同學聊天。王壯問他，我們搞的交會對接這種方法行不行？我的同學說，這當然好啦，比我們的好多了，既省錢又省時間，你們中國人真聰明！王壯就跟他說，這就是你這個老同學出的主意。然後我們又找了我畢業時的設計指導老師，問他行不行，他也說，行呀，怎麼不行，好主意！總之，就我們的一些做法征求征求俄羅斯專家的意見，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
在此期間，錢振業也多次往返於中蘇之間。最早是1989年10月，錢振業帶著一個考察團去蘇聯考察。當時，蘇聯方麵非常願意和中方考察團合作，各個研究所都邀請他們去參觀訪問，參觀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幾乎每天都排到夜裏十一點。蘇聯“能源號”航天飛機的總設計師已經七十多歲了，有一天已經夜裏十點多了，還向錢振業他們介紹說，他們的“能源號”航天飛機可以打一百個轉發器的通信衛星，隻要打三顆衛星就可以解決全世界的通信問題，而且全是自己管理。錢振業回國後，便給航天部領導寫了個報告，建議請蘇聯專家到中國講學。劉紀原非常支持。於是，大約從1991年下半年起，航空航天部就先後邀請了好幾批蘇聯航天專家到航天部講學。
錢振業說，我記得我們前後大概請了二三十個專家，重點講他們在發展載人航天、特別是研製“聯盟號”飛船方麵的技術和經驗，講飛船各個係統的情況，包括總體，還有生命保障係統。有時候是一個專家來，有時候是好幾個專家一起來。蘇聯“東方號”第一個飛船的總設計師也前後來過兩次。第一次大概是在九一年，第二次大概是在九二年。第二次我把他的夫人也一塊請來了，兩位老人對中國特別友好，非常重感情。遺憾的是，第二次來了兩天他就犯病了，病剛好一點，我又趕快將他們送回去了。當時和蘇聯專家特別好打交道，主要原因，一個是蘇聯經濟太差，他們的教授每月隻有十八美元的工資。我去過蘇聯控製所一個專家的家裏，那個專家因為我們去了，才去莫斯科買了兩個什麼沙拉罐頭招待我們。過去蘇聯每月二百個盧布就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後來就不行了。八九年我們去的時候，一個美元是三十二個盧布，可等我們走的時候，才過了一星期，一個美元就變成了三十八個盧布，黑市一個美元還四十個盧布呢！由於太窮，蘇聯的專家們沒飯吃，都願意和中國打交道，幾乎不講什麼條件，有口飯填飽肚子就行，有件衣服穿暖暖身子就行。比如說，有個搞生命保障的專家剛來中國時不是很積極，我送了他一塊航天表，他特高興，一下就來了情緒，問什麼說什麼。後來我去俄羅斯時，他還帶我去參觀了一天，請我去明星俱樂部吃了頓飯，也送了我一塊表，因為他家的對麵就是表廠，很便宜的。他還請我去他家做客，見了他老婆，因為我請他老婆去過中國，招待過她。那天晚上，他在家中對我說，我實話告訴您吧，你們的生命保障係統我建議就不要再搞了，我搞了這麼多年，就沒用過。還有一個搞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他有糖尿病，到中國後不能喝飲料。我知道後，無論走到哪裏，都給他帶一瓶礦泉水。當時俄羅斯還沒有礦泉水，他喝了礦泉水後非常感動，說以後我們就是哥們兒了，有什麼問題你盡管問，什麼時候你去我那兒，我用飛機帶你到各地去玩。甚至有一個搞控製的俄羅斯專家還給我打電話說，我在我的國家吃不飽飯，你就邀請我到中國去吧！我來了，至少可以在你那兒吃頓飽飯。我會竭盡全力幫助你們搞飛船的！
蘇聯專家對中國如此友好，除了當時經濟落後生活貧困，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一代的蘇聯專家對中國懷有很深的感情。這些專家在上世紀50年代就與中國交往甚密，中國給他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所以，他們得知中國要搞載人航天後，打心眼裏想幫中國。比如，有一個叫亞道夫斯基的專家，是搞發動機的，錢振業1989年去蘇聯時，想要一個一百噸的液氧煤油發動機，但他隻有八十噸的。錢振業說，我們自己研製怎麼樣？他說，你把我這八十噸的買回去，但不要買專利，你買兩台我送你一台。送你這台在蘇聯進行試驗，你派人來蘇聯一起參加試驗，不就掌握這個技術了嗎？隻要有了這個技術，你們隻要五年，花一個億，自己就搞出來了！後來錢振業他們用了很便宜的價格—— 一千四百萬元人民幣，就把兩台都買回來了。1990年3月，亞道夫斯基回訪中國，他對錢振業說，我是列寧培養出來的專家，對中國有感情，願意把好東西給中國，不給美國。我的技術不能給資本主義，要給就給中國！
而範劍峰這期間因為搞飛船的論證工作，在1991年以前也常走出國門，搞調研、查資料，考察航天飛機和飛船。範劍峰他們開始去的是美國，跑了七八個城市，美方不僅讓他們看了發射場訓練中心、控製中心、載人飛船，而且空間站和航天飛機也敞開讓他們看。也就是說，美方除了核心的地方不讓看之外，其餘地方都讓他們看了。因為當時是中美關係最好的時期。毫無疑問，美國之行對範劍峰的震撼是比較大的。但範劍峰說，我看了美國搞的東西後，總覺得美國搞的東西都特別大，起點很高，好是好，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不實用，我們沒必要搞成那樣。再說了，我們也沒那麼多錢呀，如果跟著他們搞，肯定就被拖死了！
後來，範劍峰又去了蘇聯，先後去了三次，一次是參加國際會議，另外兩次是去參觀訪問，學習取經。範劍峰說，後來一比較，還是覺得蘇聯搞的可靠性比較高，比較好，跟我們在技術風格上、思路上都比較接近，技術可以吸收。另外，他們的專家也肯講。當時他們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一些老專家隻要給點錢，談得投機了，技術上就什麼都講了。我去蘇聯時，找了一個“禮炮號”空間站的副總設計師，給了他一點錢。我說，咱們來蘇聯，一個是技術上取點經，再一個就是將來有些項目可以合作。我先講了自己的想法，他聽了後說，很好。我說請教一下，您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他就把他的方法給我講了。然後，我們又接著聊別的。聊到後來老頭還要聊，說我們聊得挺好的。我們原定的時間是兩個小時，結果一聊就聊了四個半小時。這些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感情很深，對我們國家搞飛船也很支持。他們科技處的人說，我們幾十年的經驗都讓你摸走了。回國後我給國防科工委打了報告，說把搞“禮炮號”空間站那個老頭請來吧，給咱們的人講講課，經費由我們負責。國防科工委同意了。後來就把這老頭請來了，講了一次，很好，又請他來講了第二次。後來還想請他來，他卻不來了，寫信說，我也很想到中國來，但工作太忙，出不去。我們就派留蘇的學生去打聽他的情況，原來政府怕他泄密，不讓他出來了。總之，通過與蘇聯專家的交流，解決了不少技術上我們一直爭論的問題。後來有些一直爭執不下的問題帶到俄羅斯去，請教一下他們。他們一聽，行，就保留；不行，就否了。我們對這些專家的話是很相信的，畢竟人家搞了幾十年，咱們才剛剛起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