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93年10月28日，航空航天部召開飛船總體方案論證報告評審會。會議一開始，主持人——著名航天專家莊逢甘便毫不客氣地說，科委謝副主任對我們過去搞“長二捆”火箭出廠的評價是“認認真真走過場”。這次評審會我們不能走過場！誰走過場，我就逮誰！
一般而言，中國的評審工作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挑好的說，往大處說，往虛處說，說得越好、越大、越虛就越中聽，這是我們社會常見的一種。還有一種，就是揀不好的說，就是挑刺，就是發難，就是敢於說“不”，甚至敢於“對著幹”！
這天，在會上第一個站起來說“不”的，是錢振業。錢振業是個敢於說“不”的專家，他研究、論證了七年載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馬後便“靠了邊”，轉而搞戰略武器的研究，這次是以“特邀嘉賓”的身份出席會議的。他一上來就說，會議主持人說了這次會議不能走過場，可我聽了 《 報告 》 後有些擔心。擔心什麼呢？擔心這次評審還會走過場。我想，“認認真真走過場”說明態度還是好的，若是我們“名副其實”或“實事求是”地走過場，那就達不到評審的目的了。可這次評審會有效時間就兩天，會前不給材料，到會上才見到有半尺厚的二十餘份報告，這讓評委們什麼時候看呢？現代工程評審要通過數據說話，有的問題隻通過定性分析是說明不了問題的，要定量才能看出問題。有的問題看起來是搶了時間，可到頭來不是快而是慢。另外，劉紀原副部長曾指示我們研究所“要對飛船的重要節點進行複核”，可近兩年來我們沒有得到一分錢的支持。但我們還是本著對事業負責、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機關的同誌也曾給我們找單位，讓我們去要錢。我們也去要了，可人家說，誰讓你複核你找誰要錢，我們沒有讓你們複核，所以不給錢。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的。以上這些話可能不好聽，卻是我的真心話，算是開場白。
接著，錢振業就飛船問題直言不諱地談了三點意見：
第一，要按研製程序辦事，不能留尾巴。這是我們航天事業三十多年取得的寶貴經驗，不能丟失。
第二，不能照以前蘇聯的“聯盟號”飛船搞。俄羅斯不少專家建議我們不要搞“聯盟號”那樣的飛船，那是60年代的產物，說現在科學技術向前發展了，當時搞“聯盟號”受到防熱技術、計算機技術、運載能力等限製，是個折中的產物。我認為俄羅斯專家的忠告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中國搞飛船應該在總結“聯盟號”飛船的基礎上向前發展。我不理解有人想照抄“聯盟號”的總體方案是出於什麼樣的想法。我們沒有搞“聯盟號”的經驗，照“聯盟號”的樣子搞不等於就能把蘇聯的經驗接過來。要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經驗，還得通過自己的實踐去掌握。“聯盟號”飛船存在著固有的缺點，如空間小，不適於做運輸係統使用，著陸安全性較差等。另外，有兩個關鍵技術的解決辦法依賴於與俄羅斯簽訂的某個協議書，我認為那是不可靠的協議書，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我們應該吸取印度引進火箭發動機的教訓——美國一壓俄羅斯，俄羅斯就終止了同印度的合同。現在美國已放棄扼殺俄羅斯航天技術的政策，而改為收買、聯手的政策。我們應該警惕，防止上當，要把立足點建立在自己的基礎上。總之，載人飛船我們是第一次搞，總體方案是全局，應該多下工夫，慎重決策，做得不好，會對飛船造成很大的影響。60年代“東風二號”導彈首次發射失敗，就是總體方案的問題。借鑒蘇聯“聯盟號”的經驗是必要的，但引進外援不能作為條件，隻能爭取，不能躺在人家身上，還得走自己的路。
第三，“後牆不倒”的提法應當調整。有人說，載人航天的發射計劃是向中央立了軍令狀的，現在時間很緊了，隻剩下五年了，計劃安排要從後往前算，1998年是底線，是“後牆”，必須保證“後牆”不倒，不然就完不成任務。但現在已經是1993年10月了，載人航天工程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年半，按照研製程序，所做的工作與要求還有差距，遺留的問題也不少。若在這種情況下還提“後牆不倒”，我認為不合適。蘇聯、美國曾經為了爭奪第一而展開競爭，現在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單純為了搶時間而去發展載人航天，已經失去了當年的意義。所以我建議還是要實事求是，對計劃作適當的調整，把總體方案做得更紮實一些。
錢振業剛一說完，緊接著便是唇槍舌劍，爭論不斷。
經過無數次的“爭吵會議”，專家們基本達成共識：美國飛船在總體發展方向上不適合中國的發展路子；蘇聯的飛船在發展方向和技術特點上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可以適當借鑒，前提是不能照搬“聯盟號”的模式。王永誌說，經過多次討論爭吵，我們最後形成了一個總體思路，這就是，中國飛船必須在確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總體技術方案的設計上把中國特色體現出來，把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體現出來，把技術進步體現出來。有所跨越，有所創新，這是最重要的。我們雖然起步晚，但起點要高，要跳躍式發展，一步到位，迎頭趕超。而且，必須達到這樣一個目標：中國飛船一旦麵世，就要和蘇聯搞了四十年的飛船處於同一檔次上，就要和它並駕齊驅，甚至在某些局部上還要超過它！而不能亦步亦趨，跟著別人的腳步走。這是基本的設計思想和發展戰略。否則，搞個飛船出來還有什麼意思？
然而，在最後確定中國飛船是搞兩艙方案還是三艙方案時，專家內部卻出現了兩派完全對立的意見：一派堅持要搞兩艙方案，一派堅持要搞三艙方案。
所謂兩艙方案，就是飛船隻設計推進艙、返回艙 （ 美國飛船搞的就是兩艙方案 ）。所謂三艙方案，就是飛船除了推進艙、返回艙，還要設計一個軌道艙，即生活艙 （ 蘇聯飛船搞的就是三艙方案 ）。兩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國航天界的頂級大師——莊逢甘、王永誌、白拜爾、戚發軔！四位專家中，白拜爾和戚發軔是兩艙方案的鐵杆代表，王永誌和莊逢甘則是三艙方案的忠誠衛士。
為什麼要堅持搞兩艙方案呢？
白拜爾說，如果隻搞兩個艙，飛船的返回艙就可以大一些，因為返回艙將來主要是用於送人上天的，空間大一點，人在裏麵就會更舒適一些，這個很重要。如果搞三個艙，重量就要加大，推力也要加大，返回艙的體積還得變小，技術難度也會增加，而實際意義不是很大。
戚發軔說，兩艙方案相對簡單、安全，有利於逃逸救生。就是說，遇到緊急情況，飛船逃逸時，逃逸火箭隻需帶著飛船的返回艙逃走就行了。如果搞三個艙，逃逸時，火箭除了要帶走返回艙，還要帶上一個軌道艙，這樣在設計上很複雜。技術難度增大，安全性相對就會減小。所以我堅持兩艙方案。
為什麼要堅持搞三艙方案呢？
王永誌說，多搞一個軌道艙，是為了讓這個軌道艙成為天地往返的運輸工具，就是相當於在天上留了一艘飛船。因為下一步我們要搞空間站，有一個交會對接的問題，要拿它作為交會對接的目標飛行器。對接試驗成功了，才敢發射空間站，人才能進去，所以這個技術非掌握不可。如果先搞空間站，對接不上就麻煩了。第一艘飛船發射上去後，這個軌道艙就留在天上做試驗，不回來了，待上半年，等下一個新的軌道艙上去和它對接好後，再讓它返回地麵，半年後下一個再上去對接。這就是搞三艙的最大優點。美國和蘇聯每交會對接一次，要發射兩艘飛船。而我們做一次交會對接試驗，隻需發射一艘飛船。也就是說，對接試驗做得越多，我們發射的飛船就越少，也就越省錢。中國發射一次需要八億元人民幣，如果少發射四次，就節省了三十二個億。我們的錢有限，每一分錢都要用到實處。我們搞的東西，不能說隻在政治上有點影響就行了，還要突出應用，講究實效。總之，飛船無論是搞三艙方案還是兩艙方案，最重要的是要體現中國特色和技術進步。我們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不管追趕哪個國家，都要跳躍式發展，這樣搞出來的東西才不落後。雖然我起步晚，但你搞了三四十年的東西不也就這樣嗎？我這剛一出世，一步就趕上了，就和你並駕齊驅了。我們中國人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那麼把誰作為趕超的目標呢？俄羅斯的第五代飛船——“聯盟-TM”，它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飛船。現在世界上使用的飛船都是俄羅斯的“聯盟號”，它達到這個水平經過了三十年。所以我們要搞就搞三艙方案，搞一個像“聯盟-TM”這樣的飛船！
有人對此提出疑問：蘇聯的“聯盟-TM”飛船是三個艙，你中國現在搞的飛船也是三個艙，二者怎麼區別？
王永誌說，我們和“聯盟-TM”飛船的最大區別，就是中國飛船的軌道艙是一個多功能的軌道艙，前麵還有一個附加段，而俄羅斯沒有。還有就是“聯盟—TM”飛船雖然是三艙，但它的生活艙和推進艙飛完進入大氣層後，都被燒毀了，隻有中間坐人的返回艙回到地麵。而我們的生活艙卻要讓它留在天上，繼續飛行半年，每二十四小時轉十六圈，可做很多的科學試驗。這等於發射了一顆科學試驗衛星。為什麼要這麼幹呢？因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這兩三噸重的東西弄到天上，如果讓它白白地燒毀了，豈不可惜！
然而，幾番論戰之後，由於幾位大專家各持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致使兩派陷入對峙局麵。航天部的領導這下急了，決定讓這五位專家組成一個專家小組，由任新民當組長，投票表決。航天部領導說，現在把決定權交在你們五個人的手上，三比二勝，你們定了搞什麼就搞什麼！
於是任新民將白拜爾、莊逢甘、王永誌、戚發軔四位專家召集在一起開會討論，讓大家表態。結果是二比二：白拜爾、戚發軔主張搞兩艙方案，王永誌、莊逢甘主張搞三艙方案。身為組長的任新民一看出現平局，感到事情複雜了，自己很難表態，便說，這事今天就先到這裏吧，等等再說。
任新民之所以叫“暫停”，是因為他最初的意見是搞兩艙方案，後來又認為三艙方案不錯，便有些舉棋不定。現在一看出現平局，覺得自己這一票投在哪一方都很難。在他看來，三艙方案和兩艙方案不是誰對誰錯、誰好誰差的問題，而體現的是兩種設計思想、兩種價值取向問題。兩艙方案簡捷、安全、可靠、實用。三艙方案技術先進，發展餘地較大。二者各有利弊，關鍵是看你想要什麼。
任新民當場沒表態，這可急壞了王永誌。王永誌說，當天晚上我就找任老總詳細談了我堅持搞三艙方案的理由和想法，目的當然是希望爭取他這一票。後來任老總經過再三考慮，認為應該搞三艙方案，於是也不開會了，在會外投了我一票，支持了我一把，我挺感激他的。
就這樣，中國飛船最終定為三艙方案。
但中國僅靠自己的力量搞飛船，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