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飛船的單位確定後，接下來的問題是：飛船怎麼搞？
換句話說，中國到底該搞一艘什麼樣的飛船？中國飛船究竟跟誰姓？是姓“蘇”還是姓“美”？或者幹脆姓“中”名“國”，名字就叫“中國”？
這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老問題。
說難，因為飛船國外早就搞過了，蘇聯的飛船三十二年前就上天了，美國的飛船三十一年前也上天了，甚至美國人二十二年前已經登上月球了。可中國現在才開始起步！既然是起步，就什麼都得從頭搞起，什麼都得從ABC做起，困難、問題、矛盾自然不少。說是老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從1986年到1992年，已經爭吵了七年，至今還沒確定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
當時，可供專家們選擇的路有四條：一是模仿蘇聯的模式；二是追隨美國的路子；三是效仿西歐、日本，與西方結盟；四是自力更生，關起門來自己悄悄幹。
四條路各有優勢，各有利弊，各有難處。若像蘇聯那樣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以年均航天經費占國民經濟總產值1%的巨額投資來優先發展先進的國防工業和航天技術，中國負擔不起。若像美國那樣，憑借年均航天經費占國民經濟總產值0.15%的雄厚經濟實力和科技優勢，以巨額投資來追求高技術的先進目標，中國行不通。若像西歐和日本等國那樣，借助與美國在政治上的結盟，利用“夥伴”條件來發展本國航天技術，肯定也沒有可行性。若是采取誰都不理睬、關起門來自己幹的策略，中國自身又不具備條件，而且時間必然拉長，別說1998年不能發射試驗飛船，就是再往後推遲三五年，也未必能造出第一艘飛船。
也有專家想到和俄羅斯聯手搞飛船。這條路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加快中國載人航天的步伐，讓中國一步跨入世界“載人航天俱樂部”。根據我的調查采訪，中國搞水下六千米機器人走的就是這條路——中蘇聯合研製，幾年時間就讓中國一步跨進了世界機器人的先進行列！
但中國搞飛船，能走這條路嗎？
兩年前，蘇聯人自己曾經送來一個機會。那是1990年秋，蘇聯航天代表團回訪中國，團長是原“聯盟號”飛船的總設計師。此人不僅水平了得，且好動腦筋，善於審時度勢。負責接待陪同蘇方代表團的，是中國“863計劃”航天領域首席科學家屠善澄和錢振業。有一天，在參觀途中的一個休息室裏，蘇聯總師對屠善澄和錢振業說，通過這兩天的參觀，我有一個想法，想和二位聊聊。
屠善澄以為他要給中國搞飛船提建議，忙問，什麼想法？
蘇聯總師說，從80年代起，我們就開始研製一種最新型號的“聯盟號”飛船，這種飛船可重複使用，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飛船。可不久前我們不得不停止了。
屠善澄問，為什麼？
蘇聯總師說，沒錢！
屠善澄問，那怎麼辦？
蘇聯專家說，既然貴國現在要搞飛船，我們何不攜起手來，共同打造這艘最先進的飛船？
屠善澄問，需要多少錢？
蘇聯總師說，我估算了一下，大約二十億美元。
屠善澄看了看身旁的錢振業，不再說話。
蘇聯總師說，這樣，我們各出十億美元，如何？
屠善澄問，發射問題怎麼辦？
蘇聯總師說，發射有兩個方案：一個是在我們的發射場用我們的火箭把中國航天員送上天；一個是在你們的發射場用你們的火箭把中國航天員送上天，因為你們的運載火箭有這個能力。兩個方案都可以，你們任選其一。
屠善澄聽了後，覺得也不失為一種思路，便與“863”專家委員會商討此事。但不少專家認為，中國沒有與蘇聯合作的必要，隻要中央批準上馬，中國自己有能力搞飛船，隻是早晚而已。
於是屠善澄將此事擱了下來。
但蘇聯總師卻擱不下來。這位一直用生命熱愛著航天事業的航天專家，把一生的心血都傾注在了蘇聯的“聯盟號”飛船上，沒想到當年列寧同誌曾經許諾過的“麵包”現在突然沒有了，他和其他蘇聯專家每天隻能在饑餓和惶恐中搞飛船。這次來華，他看到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看到了中國航天事業的現狀與明天，因此他希望與中國合作，一是借助中國的資金完成“聯盟號”飛船的研製，二是借助中國的資金填飽一下肚子，擺脫目前生存的困境。可他主動向中方談了自己的提議後，中方卻遲遲沒有回應。於是他著急了，一有機會就找屠善澄談，而且反反複複地談。有一天晚上，談到傷感處，他竟潸然淚下。屠善澄被感動了，便口頭答應他說，先等一等，我們再商量商量。
蘇聯代表團回國的前一天，中方特意在北京和平飯店舉行隆重的午宴，為他們餞行。可誰也沒想到，午宴一開始，便出現了一個極其尷尬的場麵。中午11時30分，蘇聯專家如約來到北京和平飯店。午宴開始後，中方主持屠善澄率先舉杯致詞，然後請蘇聯專家舉杯共飲，但蘇聯專家一個個坐在那裏，紋絲不動，尤其是那位“聯盟號”飛船的總師，把頭偏在一邊，連酒杯也不看一眼。
屠善澄望著諸位蘇聯專家，感到莫名其妙。按理說，這天的午宴規格是相當高的，不僅專門預訂了蘇聯人愛吃的飯菜，還特備了中國的名酒茅台和蘇聯人愛喝的北京“二鍋頭”。可麵對如此豐盛、極具誘惑力的中國酒菜，蘇聯專家們卻既不動筷子，也不動叉子。
屠善澄再次舉起酒杯，說，請吧！
蘇聯專家們仍然不動。
屠善澄問，怎麼了？
蘇聯總師說，我希望在我們離開中國之前，能把搞飛船的合作協議簽了。
屠善澄恍然大悟，忙說，我們先吃飯吧，先吃飯吧，等吃完飯，再商量，好嗎？
蘇聯總師說，如果今天不簽，我們就不吃飯。
這怎麼行呢？屠善澄見多識廣，卻從未見過如此場麵，一時竟有些不知所措。
錢振業忙說，各位朋友，我們先吃飯，合作的事，到時一定再商量，好不好？
蘇聯總師低著頭，還是不吭聲。
屠善澄說，要不這樣吧，我們先吃飯，然後我盡快請示我的上級，一有消息，我就立即通知你們，如何？
蘇聯總師還是說，今天不簽字，我們就不吃飯……
就這樣，無論中國專家怎樣好言相勸，這位倔強的蘇聯老頭和其餘專家就是一個態度——不吃飯！
屠善澄一看表，已經12點半了，再不吃飯就趕不上飛機了。趕不上飛機，就意味著還得為蘇聯代表團再買上十多張機票。若是這樣，這八字還沒一撇的“買賣”豈不吃了大虧！無奈之下，屠善澄隻好叫工作人員趕快拿筆和紙來，與蘇方草簽了一份意向書。
蘇聯總師和他的團員們頓時笑逐顏開，這才痛痛快快地吃了起來。滿滿當當的一桌中國酒菜，片刻便風卷殘雲般一掃而光。
但後來中方考慮再三，還是放棄了這次合作的機會。
很快，航天部係統內部開始對飛船方案展開論證。
參與這場論證的範劍峰說，中國的飛船到底怎麼搞，當時的論證過程非常複雜。參加論證的單位很多，提出的方案也很多，一個艙的、兩個艙的、三個艙的，各種方案都有，爭論得很厲害，而且都是一些老專家。我當時負責五院飛船論證組的工作，論證組一百多人，總體組有二十多人。我定期組織會議，總體組先開會討論，然後再擴大到一百多人。我提前布置任務，哪個問題由哪個研究所解決，每個研究所再組織五六個專家，拿出方案後再展開討論。我們本院就有幾種不同的意見，要把各種意見捏合起來，很難。航天部有的局長、司長的意見不對，我也給否了，甚至我把一位老專家的方案也否了。飛船前後艙之間有個仿真層爬不過去，門又是不能打開的，一打開就燒掉了，老專家就搞了個外通道方案。這個方案有人反對，也有人讚成，我是堅決反對的。我雖然是組長，一百多人都歸我管，但他是老專家，又是我的上級，我要尊重他的意見，很為難。我就讓工廠做了個一比一的模型，把這位老專家叫來一起做試驗。通道很窄，胖點的人都爬不過去，我很瘦，就先爬，爬不過去，我就把衣服脫了，再爬。我說這個方案有危險，老專家說沒有什麼危險，我們有這個技術，可以解決。於是我們兩個就爭，爭得麵紅耳赤。還有掉頭方案，也是吵得一塌糊塗。後來再開會我就不去講了，讓副組長李頤黎去講，他講了一次就讓老專家們批得不行，頂不住了，我又上台去講。
李頤黎說，像這樣的“吵架會”我不知參加了多少次。當時我們五院主張搞兩艙方案，一院和上海航天局則主張搞三艙方案，劉紀原副部長也傾向於三艙方案。上報時，我們把兩艙方案作為主打，同時也報了三艙方案和硬通道方案。但到底用什麼方案，上麵的評審團保密，沒有宣布結果。再說了，那隻是一個草案，一個大致的框架。由於當時中央尚未正式批準飛船工程，許多問題無法確認，隻能停留在理論層麵上。
後來，中央正式批準飛船工程後，對於飛船到底怎麼搞就必須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了，而且還得工程化、科學化、程序化、具體化。於是，從1992年11月起，就中國飛船到底怎麼搞的問題，專家們再次展開論證，展開爭辯。
論證中，大會小會一個接一個。有人提出完全由中國自己搞；有人提出也可以考慮照蘇聯的“聯盟號”方案搞；有人提出還要對三艙、兩艙方案重新比較論證；有人提出隻論證三艙方案即可，其他方案無須再論證。由於參與飛船方案論證的單位多、專家多、意見多，爭吵自然也就多。每次會議都有異議，都有爭吵，甚至有的爭得麵紅耳赤，吵得怒發衝冠，到後來竟然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這種“吵架會”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中的一大特色。在中國的不少會議上，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情景：一位領導在那兒講話，講得眉飛色舞，唾沫四濺。有的話明明講得不著邊際，莫名其妙，甚至漏洞百出，成百上千的聽眾坐在台下，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個“不”字的，而是習慣了點頭，習慣了沉默，習慣了“聽話”，習慣了哼哼哈哈，習慣了集體裝傻！但在載人航天工程的會場上，民主氣氛卻相當濃厚，不同意見的爭吵司空見慣。尤其決策重大問題時，絕不是一言堂，而總有不同的聲音隨時發出，總有敢於說“不”、敢於說NO的專家挺身而出。每個方案出台前，都要專門召開聽證會，聽取不同的意見，允許、鼓勵大家“唱反調”。而且聽證會的風格和做派與別的會議也不相同，會上不是誰的官大誰就說了算，也不是誰掌握了權力就等於掌握了真理，而是大家都有一個共識：惟有不同意見的爭吵，才是找到真理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