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臥薪嚐膽 第十五章
誰來搞飛船，飛船怎麼搞
按照中央的決策，中國載人航天先從飛船搞起。
從飛船搞起，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誰來搞？
在載人航天工程七大係統中，應該說飛船是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偏偏這塊最難啃的骨頭大家卻都要搶著“啃”、爭著幹。
這是為什麼呢？
毫無疑問，無論哪個單位搞飛船，都是為國家爭光，為民族作貢獻，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千年的飛天夢。即使國家不給一分錢獎金，也照樣會幹。但實事求是地說，還有一個大家心知肚明而又不便說出的原因，那就是，誰搞飛船誰就能在經濟上獲得一定的實惠。
這是一個無須回避的問題。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國家不再向航天係統的民品項目撥專款，使得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吃慣了“皇糧”、捧慣了“鐵飯碗”的中國航天人如同突然斷了奶的孩子，一時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等清醒過來後，才恍然明白，從此隻能忘掉“皇糧”，自己“找米下鍋”，自己想法掙錢，自己靠自己的本事養活自己！於是，積極爭取獲得國家的科研項目，就變得不再像過去那麼單純，那麼容易，那麼簡單。
我們知道，過去中國的科研單位或者科學家們搞科研項目，要麼純粹是為國家作貢獻，要麼是為完成一項政治任務，本單位幾乎從不考慮小集團的利益，科學家們更不考慮個人的得失。一件事情幹成了，國家光榮，集體光榮，個人也跟著光榮。哪怕是你造了一顆原子彈，頂多一張獎狀、一張喜報，大不了再在胸前掛上一枚閃閃發光的勳章，既不晉升一級職務，更不發放一分錢獎金。總之，絕不會和“錢”這個字連在一起！
然而，今天不是昨天，過去不是現在。
現在是什麼？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接觸了市場經濟，中國航天人才開始懂得“項目＝經費”這個公式的確切含義。即是說，一個科研項目，除了政治，除了獎狀、喜報、勳章，還有美金、港元、人民幣！隻有爭取到了項目，才能獲得國家的經費。隻有獲得了經費，才能給單位和個人帶來或多或少的實惠——除了開展新的研究課題之外，還可以發點獎金、加班費，或者蓋點房子、添置點設備。一句話，有了經費，才能提升專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讓日子過得實在一些、體麵一些，同時也讓大家的幹勁再大一些。比如像飛船這樣的大項目，誰能爭取到手，既可為國家爭光，又能為單位獲利，一舉兩得，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呢？
因此，在中央尚未批準飛船方案前，好幾個單位都暗中盯住了飛船！為了確保飛船工程落入自家手中，除正常渠道外，有的單位能找熟人的找熟人，能找門路的找門路。有的單位還私下找航天部領導，想通過“老首長”的關係，說說人情，走走“後門”。總之，幾家單位絞盡腦汁，暗中較勁，各顯神通，據理力爭，都想來“啃”飛船這塊“硬骨頭”！
這一來，某些不太好擺到桌麵上的東西，便多多少少開始影響到科研項目的分配了。領導們在進行項目分配時，很難像過去一樣，僅靠簡單的行政命令解決問題，而是既要實事求是，考慮國家大事，也要或多或少顧及單位利益，不然有些事情就難以“擺平”，影響工作積極性。因為看起來是項目分配問題，實際上隱含著經費分配問題。而經費的分配在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科研項目的運作中，又是個如同大腦神經般敏感的問題，也是過去搞“兩彈一星”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
於是，為了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航空航天部正式下文，以招標的形式公平競爭，挑選一個搞飛船的最佳單位。
在諸多競爭單位中，最具競爭實力的有三個：一是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二是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三是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為了能將飛船競爭到手，三個單位都拚盡全力，做了精心準備。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搞出了兩個方案，因方案的封皮是黃色的，便自稱“黃皮書”。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搞出了三個方案，因方案的封皮是綠色的，便自稱“綠皮書”。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搞出了七個方案，因方案的封皮是藍色的，便自稱“藍皮書”。
為了做到對三個單位的飛船方案心中有數，航空航天部聚集各路專家，在北京專門召開論證會。會議由莊逢甘主持。出席會議的專家有“航天部四老”——任新民、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以及白拜爾等數十名航天大專家。會上，三個單位的專家代表麵對麵地坐在會場。由於大家都想搞，所以吵得很厲害，前一個專家剛一講完，後一個專家接著就跳到台上。各家代表紛紛搶著發言，唇槍舌劍，六親不認，誰都不當謙謙君子，而是實事求是，一邊“賣瓜”，一邊“自誇”——都說自己的方案如何如何好，都講自己的條件怎麼怎麼棒。會場氣氛非常激烈，就像打擂台一樣！
之後，由專家評審團一個一個地提問，三個單位再一個一個地答辯。
李頤黎是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代表之一。他說，其實，對承擔飛船工程的競爭早就開始了。大概是在1990年，劉紀原副部長打算以航天部710所為依托，成立一個飛船室，搞飛船的總體研製。但710所搞飛船總體研製有經驗的人不多，隻有黃祖蔚曾在一院搞過運載火箭。於是，又從一院、五院和上海航天局各調了四個人。我也去了，還把我們五院過去搞的論證材料都拿去了。然後開始搞飛船的總體方案。小頭頭是黃祖蔚，錢振業具體領導這個組。經過半年的論證，我們大約在九○年的五六月份就把飛船總體方案搞出來了。除了飛船本身，運載火箭、發射場怎麼弄，著陸場和測控係統怎麼弄，都搞出來了。九○年底航天部還把這個方案報到了中央。後來大家覺得710研究所搞總體有問題，應該依托某個研究院來搞才比較合適。但因為當時好幾個單位都想搞飛船，大家就開始爭。比如，飛船怎麼搞？飛船的總體部到底設在哪兒？是設在一院、五院，還是上海的八院？當時流行招標，航天部領導就決定招標，把招標的紅頭文件下到了一院、五院和八院。誰搞的飛船方案好，就作為考核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樣，我們五院就趕緊組織了一個飛船論證組，範劍峰任組長，我任副組長，開始進行論證。為了爭取到飛船這個大項目，我們五院的專家憋了很大的勁，加班加點，論證出了三艙方案、兩艙方案和硬通道方案。我們知道五院的有利條件不少，於是寫了一大堆論證報告，總體的，各個分係統的，還有各種專題的，堆起來恐怕得有一人多高。這些論證報告的封麵上半部是深綠，下半部是淺綠，所以我們稱它為“綠皮書”。
此次會議開了三天，經專家們反複評審後認為，三個單位的方案都不錯，三個單位都具備搞飛船的能力。這讓與會的領導和專家們感到非常欣慰。此前，對中國能否獨立搞出飛船方案，領導們還多少有些擔心，現在看到這些實實在在的方案後，才如釋重負。
但問題是，在這三個單位的方案中，哪家的方案最佳呢？這三個單位誰來搞飛船的總體設計更合適呢？
應該說，三家單位各有利弊，各有長短。
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的優勢是工程管理能力強，不利因素是其“本職工作”為研製運載火箭，而不是空間飛行器，對載人飛船中的真空、微重力、抗輻射等工程技術並不熟悉。而且，該院還承擔著繁重的運載火箭和戰略導彈研製任務。若由該院來搞飛船，不僅有可能顧此失彼，還容易打亂航天係統的整體布局，導致各單位研製任務失衡。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的優勢是長期從事衛星研製工作，特別是有十餘年研製返回式衛星的經驗。另外返回式衛星與飛船在理論上異曲同工，有不少技術捷徑可尋。不利因素是，該院承擔著東方紅三號、風雲二號、資源一號等衛星的研製任務。
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的優勢則是多年來既研製運載火箭又研製衛星，兩個領域都有經驗。而且該院地處上海，工業基礎雄厚，當下的研製任務也不重，最有條件集中力量來搞飛船。不利因素是，它與基礎設施相對集中的北京和中央主管部門相距太遠，不便於管理協調。
於是，圍繞著誰搞飛船總體的問題，上上下下又是好一場爭論。
劉紀原說，中央決定要搞載人航天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分工問題。飛船到底由誰來搞？一時成了一個難題。北京的五院、一院要搞，上海的八院也要搞，大家都想搞，彼此都在想法爭，而且爭得相當激烈！幾個單位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方案，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比如我用什麼辦法來搞飛船，其技術方案是什麼，經費是多少，我這個方案如何先進等等，都寫進了自己的報告裏。我記得甚至航天部第二天就要在會上宣布由誰搞了，火箭研究院的專家們還不放過最後一次機會，頭天晚上專門跑到我的辦公室，送來緊急報告，當麵向我陳述要搞飛船的理由，擺出他們能搞飛船的種種依據。總之，每個單位都能擺出很多道理，拿出許多依據，證明他這個單位能搞。這讓我們當領導的很為難。我們當時確定的分工原則是：“確保戰略武器的研製，加強應用衛星，合理分工。”
航空航天部總師白拜爾說，誰搞飛船之所以有爭議，主要還是來自我們領導層的意見不統一。有的說給五院搞，有的說給一院搞，還有的說給上海搞，一時難以拍板。我的意見是五院搞飛船的總體，上海搞其中一部分，一院集中力量搞運載火箭。但不管誰來搞，我們當時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就是既要確保戰略武器的研製，又不影響實用衛星的開發，還要完成飛船的研製任務。
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戚發軔說，當時幾個單位都爭著要幹，我這個當院長的當然也要爭了！因為我是實實在在的有實力，要沒這個實力，我就放棄了。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五院幹是最合適的。為什麼呢？五院開始成立的時候，就明確是搞衛星、搞飛船的，而且70年代就搞過“曙光號”飛船，後來又搞過返回式衛星，既有人才，又有經驗，這是很實際的東西，而這些條件是別的單位沒有的。另外，我們還有一套設施，做空間環境模擬的設備，比如大振動台，以及一套完備的檢測儀器等。這是“八五”期間搞“東方紅三號”衛星時，國家給我們投了一大筆錢建立起來的。使用這套設施，怎麼檢查、怎麼篩選、怎麼測試，哪一個廠做合適，我都有一套標準。
經過一番激烈競爭，最後還是中央拍板，航天部下文作了明確分工：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承擔飛船的總體設計和總裝任務；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承擔“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任務；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承擔飛船的推進艙和飛船的三個分係統任務。
這樣，北京、上海兩地三家都有活兒幹，都有“飯”吃。
對於這個分配結果，有的專家認為，這有點像一塊蛋糕，無論大小，都切上一塊，大家勻著吃。
但白拜爾說，這個分配結果從載人航天總體考慮，還是比較客觀、公正、合理的。因為北京搞飛船基礎好，而上海在搞大發動機方麵很有經驗，技術要強於北京。南北結合，各自發揮自己的技術優勢，有利於載人航天工程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