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36節
1982年，我向他走去的時候，我覺得好像觸動了社會的一條敏感的神經——住房問題。我的眼前是這條神經的末梢——一位叫王書香的北京房管局的工作人員。這位矮矮胖胖的不起眼的“末梢”，在閑談之間實在是描繪了80年代初的一幅京城風俗畫。
我是搞拆遷工作的。我覺著，分房比蓋房還難，你知道為什麼？因為那些年先治坡後治窩的，結果是坡沒治，窩更不治。人口按乘法在遞增，可生產呢，連加法都難說。這幾年蓋的住房夠可以的了，可是欠的債太多啦！一個，得落實政策，像科學家啊，你們作家啊——你不是？反正得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另一個，50年代誕生了一大撥孩子，加今都是大兒大女了，都憋著要房子結婚呢。另外，一些住戶想逮住這個機會多得好處，多要房子，恨不得一下子解決幾代人的房子似的，要不說，趕上拆遷，一步登天嘛！
就說9月30日那天，有一個拆遷戶要搬家，我跟車去了。這人叫——你笑什麼？你說怎麼這麼些拆遷戶的名字我都能記住？我也50的人啦，記性不行啦，可就是能記住那些刁難戶的名字，印象太深啦！就說我們到了那家，木工把門卸了，電工把電線摘了，那個一家之主冷不防地又翻臉不認賬了，又要我們給他再增加一間房。你說為什麼？不為什麼，他說他需要！
這下我真要抓瞎了！你想，明兒就過國慶了，電工、木工的都想嘁哩喀嚓地幫他搬得了才好回家過節啊！這會兒跟他不戰不和地僵持著也不行了，我隻好裝傻充愣地說，天小早了，大家夥搭把手好好搬家！我說著拿起一隻痰盂就往卡車上放。人家說：‘老於真熱乎啊，進門就端尿盆！’我說：‘這是職業病！’你不明白什麼意思？我這是試探性的行動。你想，我要是搬碗盞，那位一家之主萬一過來一攔，碎了誰賠？我要是卷鋪蓋，萬一鋪蓋下壓個存折呢？咱也得回避著點。所以我單挑那碎不了的搪瓷尿盆。我看他攔不攔！他要不攔，我就越搬越大。開始那上家之主還撐著，後來我們搬爐子、搬桌子的，他說：‘得了，看你們哥兒幾個也不容易，算了！要不我還非要找出個真理來計較計較！’
我發現拆遷戶的思想有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是‘文革’以前。那時候政府說話誰都信。要建人民大會堂了，市長在中山公園給拆遷戶開會，說拆遷後很快給安置，大家都信。那時人的榮譽心又強。‘你是黨員。’‘你是老工人。’有這一句話對方就不提什麼條件了。對方就是群眾，我們說你得替子孫後代想想，要算政治賬。如果名聲鬧壞，子孫們臉往哪兒擱？他們往後還要入團、入黨呢！對方就老實巴交地說：可也是。咱服從國家！人都是國家的，個人利益算得什麼？
第二個階段是‘文革’。那時的拆遷工作也好做，不過用的是高壓出身。一問拆遷戶的出身，對方說是地主，這他就矮了半截。如果對方說是工人，那敢情是領導階級。領導階級不帶頭誰帶頭？你知道那時的積極分子積極到什麼程度？有人說了，黨指向哪裏我就搬向哪裏！我不用去看房，拉上我的行李家當，把我拉到什麼房裏都行！你瞧我忠不忠？
第三個階段是現在、思想活泛了，說話快當了，也沒顧忌了。可是也別出格兒啊！我說是國家征用你家這塊地皮，國家國家，還是國在前頭嘛！誰知我這話也犯了忌了。人說了，別拿大帽子壓人！我心想怎麼了？好像人人都受傷害了！可是再怎麼著，這人總得向著國家不是？要不還有人情味兒沒有？興許那些年把人情味兒都批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