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人們畢竟被糧票、油票、布票統治了那麼多年，出頭鳥想飛出一步，糧票人可能讓你累死、冤死。企業家屢屢被謀殺，1984年的71號文件，就是為了保護改革家而立的。我寫的徽商孫超作為一種現象，成了當時經濟研究的課題，現在也被稱為中國民間外貿第一人。
1986年，我在京的一套兩居室，月租費不到6元。但電話的月租費漲到15元，一部電話的月租費幾乎可以租三套兩居室。可想而知當時的裝電話難，信息交流的難。
短缺經濟時代，最短缺的是思想，是精神。
1987年袁庚在會上說，要給予人們免除恐懼的自由。“總之，有恐懼心理的社會，不是我們所向往的社會。”
袁庚說：“少數人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就會造成很多人埋沒良心，趨炎附勢。會造成好人走上壞道，壞人無所約束。”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業區管委會，進行了一場新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答辯。美國《新聞周刊》報道：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批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地方官員”。
袁庚提出的許多觀念，在21世紀的今天溫習一下，心情還是會激蕩起來。我采訪袁庚與他分手時，按照國人的習慣，誰大誰先行，官員優先。任何文藝活動、經濟活動，出現在新聞報道裏的，首先是一個也不能少的官員的名字。那天我當然地讓袁庚先上他的車，但是袁庚執意要我先上我的車。我明白了為什麼百年中國，平等（商品是大生的平等派）、民主（先有平等競爭，後有民主氣氛）的陽光，在蛇口尤其燦爛。後來，2008年，我非常喜歡俞可平的話“民主是個好東西。”
80年代，否極泰來。商品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把我撥弄得今天不知明天地奔跑。也許今天武漢明天安慶地采訪，也許一口氣跑東北11個窮地方。
有句話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80年代，我從1981年開始，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廣州。那時沒有互聯網，我隻能把自己當郵件那樣發過去，去吸收最前沿的觀念。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後了。
直至跟著小平同誌去南巡。
當然我沒有跟著小平同誌去南巡。我隻是在小平同誌南巡的第六天，緊跟著獨自去“南巡”了，而且明白，從此我們就這麼走下去了，就記牢小平南巡時說的話：“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
1987年4月10日《北京日報》頭版，醒目刊出大標題：《如今，北京城裏人，平均一天一個雞蛋》。今天能想像一個雞蛋能上報紙頭版嗎？
商品的零庫存，是數字時代的先進標記，但是一個社會人，不能零庫存。2008年5月，報載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呼籲關注我們的“20世紀遺產”。登錄遺產，是為了今天的主題：發展。今天的世界，對中國有太多的期盼，麵對新一輪的挑戰，多少困難，我們也要埋單，隻要改革開放的激情再度點燃！
2008年8月12日，寫於改革開放的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