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將人土的老漢還咬牙開了三畝荒地，老漢不為己，為膝下幼子。他不能眼睜睜將兒子留在“一無所有”的貧窮中，他悲戚地努力要在燈油熬幹之前(兩年前一場大病奪去廠他最後一點健康)再爆出一星點燈花，他願這微弱之光多少照亮點兒子此後的生命……
采訪快要結束時，筆者隨便提了個問題：
“以前沒遷移上來時，在庫區日子怎麼樣?”
突然，老漢愣了一下，仿佛一個遙遠的記憶被猛然間觸醒喚了回來，毫無表情的臉上突然間充滿了痛苦。老漢哭了；這一次，是真正的流淚，真正的哭。
……民國33年，因黃河花園口決口遭災，十多歲的張新年隨父母和兩個妹妹從河南逃荒要飯到陝西，落腳在黃河灘(以後的朝邑縣平民鄉)。他給人打長工，幹苦力，母親給人洗衣做飯，後來，掙了幾畝地。到共和國誕生的時候，他們一家已溫飽有餘了。
“移民之前，我們在黃河灘有很好的生活……”張新年不堪回首往事。那時，他耕種著十幾畝地，在那個“給狗都要尋媳婦”的地方過著美滿的田園生活，家裏有架子車，有飛鴿自行車，三四隻奶羊，一條大耕牛，還有一個一畝八分地的果園，園內桃李成行，鳥語花香……
張新年哽咽不成語了。
不知哪個哲人說過，從來沒有過，就不會有失去；失去的美好，那是一種心碎的記憶。三十多年的貧窮，張新年心已麻木，心已死寂，惟有回望三十多年前的美好時光，當塵封在記憶深處的桃林杏園鮮活地回到眼前時，老漢才有了心碎之痛。哀莫大如心死。哀莫大如心死之後又心碎。喚起一個心死的人再心碎，猶如讓一個死去的魂靈再受鞭笞之苦……筆者感到深深的內疚、羞愧和無地自容。
就在筆者采訪之時，某報登載了一條新聞：由於三門峽水庫發揮的效益，“目前花園口鄉已奇跡般地全部變成了稻麥豐收田，平均畝產780斤，當年黃河泛濫成災的痕跡已從這裏的大地上全部消失。”曆史似乎在這裏和張新年老漢開了個玩笑：他當年棄離的花園口如今變成了稻米飄香的“江南”，而為今天的花園口付出代價的正是一個前花園口人。
1991年春節，富平縣雷村鄉前進村三十二歲的青年移民田招財死了。那天是大年初三，村裏的人們喜氣洋洋過春節。娶媳婦的，嫁閨女的，出嫁的女兒回來走娘家的，過門的兒媳回家去看媽的……男婚女嫁熱鬧景象觸動了田招財的心病。在農村，過了而立之年而不婚娶就被人視為沒出息的“老光棍”，田招財已經三十二歲，下邊還有三個兄弟，全都娶不下媳婦。地裏打不下糧食，賣不了錢，無錢無糧娶不下媳婦。田招財這一天忿忿不平地在村道上瞅了半天紅男綠女們，終於棄絕了生存下去的最後一絲願望。他喝下一瓶農藥，踉踉蹌蹌奔出家門，將尚還年輕的軀體交給丁大地。他死在曠野上。死在一片草叢裏。屍體抬回來放在隊裏倉庫裏，忙於過年的人們沒有給他守靈，生前忍饑挨餓的田招財，死後成了倉庫老鼠的美餐。田招財被草草掩埋了，很快，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田招財的故事是淒涼的。小夥兒的死令人惋惜也發人深省。假如不從先遣隊員赴寧夏開荒的日子算起，而以大批移民遷移出庫區的1959年算起，到1991年，整整三十二個年頭。田招財死時也三十二歲。田招財生於移民遷移之初，短短三十二年的生命伴隨著移民的苦難曆程，他是絕望而死；他認為，他看不到移民問題徹底解決的希望。
那麼，希望呢?
世間事，有得必有失。
有了三門峽庫區的淹沒損失和移民的重大犧牲才有了黃河下遊省防洪、防淩、減淤、發電等巨大的效益和下遊數省億萬人民的安居樂業。
但，問題不在於得與失。
讓我們假設。如果當初三門峽水庫修建的時候能夠客觀點冷靜點能夠尊重科學尊重黃河尊重那些犯顏上諫的中國專家們的意見，庫容規模不要好大喜功；如果三門峽水庫能夠達到當初設計的標準；如果當時的執政者能夠充分意識到“安民為本”這個淺顯而至關重要的道理——像如今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們一樣，而不是在“共產風”和“左”的影響下“重水庫，輕移民”；如果庫區的土地不發生那些被你占我奪的曆史悲劇，能夠充分尊重農民的土地權……那麼，三門峽庫區移民問題就簡單了；那麼，幾十萬移民將免遭多少苦難和折磨?……
一個決策，數十萬計的蒼生，付出的是血淚和生命，艱辛和心酸。
曆史，你該沉思什麼?
推開這扇“曆史之門”
——寫在《黃河大移民》之後
三門峽水庫大移民發生的時候，那是1956年秋，我降臨到這個人世尚不足一歲。曆史在一個平行的空間裏扮演著一出出或許是悲劇、或許是正劇、也或許是滑稽的鬧劇。在西安，在一條普普通通的小巷裏，在我度著一個城市女孩無憂無慮的歲月的時候，離西安百裏之外，在陝西關中東部地區，一個叫“渭南”的地方，幾十萬農民卻在棄離了他們的家園後，幾度遷徙，輾轉流離，以至饑寒交迫，以至貧困潦倒，以至家破人亡……
在平行的空間裏度著兩樣人生的我與移民，原本無緣結識——無緣也就無所謂“有情”了。那時候，在大城市生活著的我無論如何也不知道在陝西境內還生存著這樣一批人，也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將書寫他們，去為他們掬一捧眼淚，去將他們的磨難和遭遇訴於世人……
機緣發生在1993年。
那年夏天，我進京為我的長篇傳記文學《百戰將星》 一書的出版事宜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洽淡，順便去見了肖立軍先生(其時，《中國作家》正準備刊發我的中篇報告文學《“皮影王”傳奇》)。肖先生縱論了一番陝西文壇，隨後問我近期的創作計劃。我有點悚然。因為當時除了手頭上正在寫作的長篇《滄海風流》以外，並無什麼“計劃”。但總得說點什麼吧?我偶爾談起了黃河移民問題。那是赴京前不久與朋友們閑聊神侃，朋友給我講，當年為修三門峽水庫一大批陝西農民遠遷寧夏的沙漠邊緣地帶，可是三門峽水庫因蘇聯專家及當時的決策者的失誤，運行不久幾乎淤廢……聊天的時候我就突然地感覺到震動——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三門峽移民。大約因為心裏曾經有過震撼吧，此時記憶中最深刻的東西便自然而然滑到了嘴邊，肖立軍先生聽後當即捫掌歎道：“黃河，長江，圍繞著這中國的兩條大河，中華民族的許多成敗榮辱功過是非盡在其中了……”
對肖先生來說，那是一句話(雖然也是感慨良深)。而對我來說，卻從此開始了我另一番“苦役”。因為就在那一刻，我決定要寫它——“黃河第一壩”的移民們。
自京返陝後，我就開始探尋采寫三門峽移民問題的門徑。當時的陝西省副省長王雙錫是陝西移民問題的“知情者”，移民鬧返庫高潮時，他時任渭南行署專員，王副省長卻似乎有許多不便言談的地方，婉拒了我的采訪。這反而激起了我更大的興趣。後來幾經周折，在一個秋雨綿綿的日子，我見到了陝西省水利廳副廳長彭謙及省移民辦主任姚少華先生。這次的晤談至少使我知道了，第一，陝西三門峽移民問題在許多年以來一直是個諱莫如深的“禁區”，所有的記者、作家都被謝絕在這個“禁區”以外。第二，到我“搜索”至此的這天下午為止，我是第一個他們願意接納的作家，其原因是，曆史發展到這個時候，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全有足夠的勇氣麵對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一件不尋常的往事……
我足幸矣。
然而，在其後長達數月之久的采訪中，在我數度與眾多移民及移民幹部的接觸中，我才愈來愈深切地感觸到了：原來我推開的是一扇太沉重的、鏽跡斑駁的“曆史之門”。在移民們涕淚交流的敘述中，在地方父母官們及地、縣移民幹部們往事不堪回首、現實過於窘迫的百感交集的敘述中，我感覺到的震撼比我當初感覺到的震撼、比我所能想像到的震撼，還要強烈許多許多……
其後，在我數度動筆、數度輟筆、幾易其稿、艱苦備嚐的創作中，麵對我即將推開的這扇“曆史之門”，我曾無數遍地問自己：“芝麻開花”之後，果然是節節高嗎?——你將告訴人們什麼?——是一段不該發生的曆史?是一個幾十萬人用生命和眼淚“寫”成的悲歡離合的故事?抑或是，一個嚴肅的、令人震驚的社會命題：自然有規律，人類社會有規律，違反了規律，無論是誰，無論是哪朝哪代的執政者，都會受到“天罰”。其間最可悲的是，這樣的“天罰”，罰不得當的是黎民蒼生。不顧自然規律和生態平衡，脫離人文社會和自然社會狀態，曆史付出的是沉重的代價，百姓付出的是血淚斑斑!因此——
但丁說(此話寫在“地獄之門”的門楣上)：進去吧，將希望捐軀；
我要說(此話應寫在“曆史之門”的門楣上)：蒼天在上，以民為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