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張安堂的，隻有一個輝煌的小學時代。
在蒼西小學，張安堂是學習委員，班上考試成績的前一二名。幾度遷移後，來到安區戶家鄉小學，隻念了一學期書，家裏經濟發生困難，六年級小學生未畢業失學了，母親給他一個小籃籃，十四歲的失學兒童步行數裏回庫區去揀拾野綠豆，這些野綠豆碾碎磨成麵填進他空空的小肚腹。
張安堂失去了學堂，撿回了一條差點兒被饑餓奪去的生命。
生之法則，當然遠高於求學問上學堂法則。
已經年近六十的張安堂老漢，內心深處卻有著今生今世也化解不開的惆悵和失落。他喜愛語文，喜愛數學，“文藝呢?一都愛!”說到這裏，老漢的眼睛裏閃爍著憧憬，“我們蒼西小學能演戲，演折子戲，我唱須生。那時我迷戀演戲，有一次連著十四個晚上看戲……”
他或許失落了一個文學家的前程，或許失落了一個數學家的前程，也或許失落了一個戲劇藝術家的前程……
好夢難圓。
難圓的或許是本該圓的夢。
蒼西人不甘心殞落了文化村的美稱，1964年，在剛剛度過了大饑荒的歲月，他們勒緊褲帶，創辦了北寨小學，開始時的學校，隻是生產隊的三伺簡樸舊房。然而，移民生活的貧困，使得蒼西村子弟中，四十多個適齡兒童該上學而未上學，另有十六七名，勉勉強強讀到小學四年級，又被迫輟學。
蒼西村終究沒有恢複它的昔日文明。
“秀才比驢多”，變成了對往昔蒼西村的一個哀悼，一聲歎息。
大荔縣戶家鄉下呂村接納了二十三戶移民。這是一片重鹽堿地，當地流傳著一個民謠：“冬秋白汪汪，夏秋水汪汪，隻長鹹蓬草，不長莊稼苗。”在這片似乎是上蒼有意難為人們的土地上，移民們盡管大把大把拋灑著汗水，勞動的果實卻顯得十分可憐，糧食畝產全年不足200斤，皮棉不足20斤，勞動日值不到一毛，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家底已經過於瘠薄的移民到了這種地方，便從此捐棄了希望。翻身是沒有指望的，一曲《翻身道情》，是他們再也唱不出來的歌。
村長孫春發是當地人，談吐中，他毫不掩飾對移民的同情與憐憫，他歎息說：
“一隊是移民隊。盡管從1974年以後村裏挑堿改良土壤，村裏的老戶基本從貧困中掙紮了出來，近幾年生活狀況好轉蓋起了新房。可是，移民隊還是村上的窮隊，二三十戶移民有能力蓋房的隻有六七戶，百分之八十的移民還住在原先遷上來時的簡易房中……”
即使村長不做如此誠實的介紹，下呂村的“貧富懸殊”是來到這裏的人們一眼便看得出來的。村裏一磚到頂、質量較好的房，主人十有八九是這裏土生土長的老社員；半截土牆，牆中間豁開一個洞，連院門也沒有，房子破破爛爛東歪西斜的，主人十分之十是移民。下呂村移民隊的房子裸露著他們的貧窮，刺人眼目地昭示著他們的窘迫與寒磣。
經濟上的落伍者，在村人的眼裏，尊嚴便要打上折扣。
而對同村的另幾戶移民來說，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尊嚴。
“李井坤，移民到這兒時是單幹戶，五十歲了還是條光棍，到他死欠了一千多元。過繼了一個兒，兩人的賬合起來五千多元，兒子繼承的是一間爛房、一大堆債務……”
“還有李雙文，鑽到黃陵山裏討了兩年飯。”
“二十多戶移民，隻有一兩戶沒欠債，最多的‘欠債萬元戶’有一戶；欠8000～9000元的有五六戶；其他欠5000—8000元。欠得最少的也有五六千元。”
村長孫春發列舉了一長串令人心寒的數字。這些對移民來說幾乎是天文數字的債務，隻恐怕這一代移民活著是還不清了，那麼，他們的子孫會不會像那個老光棍李井坤過繼的兒子，父輩留給他們的，是一大堆爛賬?他們繼承的，將是債務?是貧窮?……